朱元璋定鼎南京后，吴越一带的富翁谁也不敢看不起这个游方和尚出身的皇帝，争先恐后来拍权力的马屁，以求能平平安安活在新朝，其中包括江南一带的首富沈万山。-----他不仅赞助朝廷修建南京城墙，还提出犒劳王师。这种“赞助”说白了就是主动向新权贵交保护费买平安。谁知道朱元璋找茬说他一个土财主竟然要犒劳皇家的军队，居心何在？把他充军云南，万贯家私自然也就给官家抄没。

皇帝是整个国家最有权的人，因此他说什么都有道理，借用吴思先生“元规则”的理论，大明的“元规则”就是朱元璋创立的，你沈万山最有钱再本分，人家也有理由让你入罪，并剥夺财产。

中国传统社会里，说一个官员贪婪，那么他一定鱼肉百姓。但若理性地分析历史，中国几千年来，设官牧民，就是为了“鱼肉百姓”，而不是如现代社会政府受纳税人雇佣为其服务的。百姓以土地为食，官员以百姓为食，食物链就是这样的。官员的总头目是皇帝，那么皇帝的食物范围最广，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鱼肉百姓只要不太过分，被“鱼肉”的人也会觉得正常，若稍稍减轻“鱼肉”的程度，那么就会有人跪下来谢主隆恩了。

秦以前，天子封土地，建诸侯，采取的是“承包制”，天子、诸侯、大夫各有自己的“鱼肉”范围，自家的东西当然格外珍惜，所以“鱼肉”起来当然讲究艺术，多数人不会干竭泽而渔的蠢事，所以孟尝君能接受冯谖的建议，免除采邑薛地一些已无偿还能力的欠债者的债务。冯谖如此劝说孟尝君：那些坏账反正收不回来，你要逼得太急，人家干脆潜逃，封地百姓逃亡更划不来，不如送个顺水人情。

到了秦以后，理论上说，各级官员只是皇家委派的管理人员，老板只有一人，就是皇帝，官员贪墨，鱼肉百姓，就是占皇帝的便宜，在皇家的鱼塘里钓鱼。但中国的历代王朝，特别到明清两朝，官员俸禄不高，让各级官员揩一点老板的油，是一种激励机制，所以没有哪朝皇帝会真正反贪。所谓千里做官只为财，人家三更灯火五更鸡，寒窗苦读得来顶乌纱，替皇帝看管那些两脚的牛羊们，替皇家从两脚的牛羊身上割肉剪毛，那点门面上的薪水外，总得让人有更多的好处才行。但牧场太大，牛羊太多，皇帝不可能管住所有放牧人。对每个放牧人----即官员而言，皇家的鱼塘就相当于公共牧地，多数官员都想自己多钓鱼。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而皇帝定下的制度又不管用时。那么官员个人钓鱼自肥的积极性就会空前高涨，因为你不钓别人就钓了。

于是在朝廷的正税外，杂七杂八的费多如牛毛，这些“杂费”多数是进了各级官员的荷包，只要不太过分，皇帝只能无可奈何默认这种分肥机制。但多数官员不会讲大局，不会替皇家社稷作长远考虑，那么鱼肉百姓会越来越花样翻新，越来越不顾后果，也就是说渔网网眼会越来越密，每个官员都成了他管辖地盘上的“元规则”制定者。发展到最后，许多地方官会变成根本不需要讲理由的赤裸裸掠夺，要么是明抢。如晋代的石崇那样，简直就是官家豢养的武装劫匪。要么就是构陷，设个局请君入瓮，然后把人家的财物夺走。如《水浒传》中地方官和卢府仆人勾结起来陷害卢俊义，夺了他家万贯家私；如《红楼梦》中贾雨村捏造“拖欠官银”的罪名没收了石呆子的古扇；这些小说中虚构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中一再重演。

如此下去，鱼肉百姓无极限。原来只钓大鱼，小鱼苗还得留在水中养大，到后来看管鱼塘的人一多-----即出现“冗官”现象，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到了口中便是肉。如此，就威胁鱼塘主人------皇帝的根本利益了。鱼塘的收成一年不如一年，小鱼苗都被吃钓走了，哪还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而塘中的鱼鳖们不堪其苦，很可能会造反，掀起波浪冲垮堤坝。到这个时候，皇帝就会心痛自家的鱼塘，进行反贪，惩罚看守鱼塘的，要么就解雇原来看管雇佣一批新人。但只要鱼塘里的鱼鳖们处在任人宰割的地位，它们不能制约看守鱼塘的人，那么新的看守会很快变坏。

几乎每个王朝都是这样的，这就是“窑洞对”中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周期率”。新王朝刚刚建立，看守鱼塘的人还不多，前几任主人比较敬业，能够威慑住各位看守有节制、讲分寸地钓鱼。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讲分寸的平衡一定会被打破，竭泽而渔那是一定的。于是，堤坝被冲垮，鱼塘换了新主人；再建筑新堤坝，然后再被冲垮。。。。。。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