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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走了,大陆举国哀悼,应在意中。但有一位国防大学原副校长王文荣题词称:“人们应当学习钱学森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精神。”却不无可议之处。 作为蜚声国际的中国“三钱”之一,钱学森跟其他两位与之并列的钱三强·钱伟长一样,都是大师级的学贯中西的自然科学家,其出类拔萃的卓越成就当然离不开实事求的精神。 然而,现年65岁以上的大陆同胞,恐怕难以消除一个记忆:51年前的“大跃进”时期,正是这位1956年大陆首届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连篇累牍地在《人民日报》和《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撰文,言之凿凿地宣称:粮食亩产几万斤是完全可能的。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钱文发表的背景。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以《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为题,报道位于河南省遂平县的该社实现小麦亩产3821斤。而“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也随之不胫而走。 半个世纪后的2009年3月间,发出这篇报道的新华社记者方徨接受媒体的采访,她回忆称:当时在基层应该说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数字,但是绝大多数人选择了保持沉默。当时亦在场的《遂平报》记者刘伟说:“来挂职的县委副书记,实际还是信阳地委秘书长的赵光也不太相信,但是麦子打出来了,又过了两遍秤,领导和记者都在场,这后面都出不了什么问题。” 然而毕竟这颗小麦高产卫星实在匪夷所思,悠悠之口虽可捂住,民众心中的疑团却无法排解。正当此时,钱学森出场了。 就在嵖岈山卫星社放出“卫星”后的第四天,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作了如下的论证: “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 鉴于以上的说法还有点语焉不详,钱学森紧接着又撰写了《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一文,刊于当时发行量逾百万册的《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其中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 “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氏真不愧为全球顶级科学家之一,上述计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无懈可击。不过,套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20多年前对方励之教授鼓吹民主的评论:“他是科学家而非政治家,我只相信他就天体物理科学讲的话。”(大意),与此相仿,我们只能相信钱氏就火箭导弹技术的发言。因为他到底不是政治家,他被政治忽悠了。他“不明真相”。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曾任妇女队长的赵长玉说:‘那时候他们几个积极分子用车连着拉了好几天!岗西边的地、韩楼后面一大片地的麦子都拉过去了,算那一块地的收成。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亩。村里人都知道,谁敢说啊!说了就是右派,批斗你!’当地村民表示,如果按照赵长玉说的面积,当时被拉走麦子的可能有上百亩地。”(据《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6期,作者罗雪辉·杨涵舒) 不言而喻,钱学森的论文反响强烈,有了如此详尽而科学的“论证”,各地的农作物卫星相继上天,水稻最高亩产达11万斤。不幸的是,“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由于粮短缺,1959年起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饥荒,至1961年三年间饿殍载道,死者不下3700万人。其间甚至出现了“人相食”,令刘少奇为之忧心忡忡。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与周小舟、李锐等人于7月11日夜谈时说,“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笔者认为此乃毛推诿卸膊的遁词。让钱学森承担大跃进或“放卫星”的历史责任显然不妥。但他在此事上面背离了实事求是,理应道歉。 有论者称,钱氏“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诚哉斯言! (0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