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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先生最近谈论印度腐败问题的文章引起许多争议。先不论郎先生对印度的具体认识颇有问题，文中的许多基本观念与论证就很值得商榷。
首先，郎先生批评印度民主的成本太高。他说了两点，一是，“想修一条高速公路，投下100块，前95块被各级官僚侵占，最后剩下5块，拿这5块钱，透过‘民主’的程序，把项目给搞‘黄’了，最后什么都没有了”；二是，“印度不是搞全民选举吗？印度议会选举的规模之大，延续5个阶段，耗时4周，动用650万名工作人员，代表300个政党的4617位候选人，竞争7.14亿有资格选民的选票，在全国82.88万个投票站，使用136.84万个防作弊欺诈的电子表决器，多么庞大的一个民主”。
用这两点来批评印度民主是可笑的。第一点，所谓的官僚分赃体制，在当代中国或许多威权国家也出现，并非印度特色；第二点以选举的成本来说民主成本高，更让人匪夷所思。如果民主更能提高人民福祉，那么这个民主竞争过程所花费的成本显然不是一种“浪费”。更不要说，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庞大的国家机器、官僚体系不是更巨大的成本吗？
郎先生不能理解民主的意义还是其次，毕竟他真正想谈的问题是印度的腐败，但他在这一点的理解上亦差矣。他说：“谈到印度，我觉得我当中国人是非常幸运的事，我们的腐败跟它比起来，是非常非常轻微的。我们跟印度比，不叫腐败，只是花点零用钱而已。”
中国的腐败是不是只是花点零用钱可以留给读者自行判断，无须讨论。
接着他又说：“告诉各位一个郎教授的全新理论。我们的腐败叫什么？叫做产业链整合式的腐败，印度的腐败叫做完全多元化的腐败。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要批一个电厂，要盖100个章的话，在中国，基本上你找对领导的话，腐败腐败以后，全部都搞定了，产业链整合式的腐败，非常有效率。但是你到了印度去的话呢，哇，100个章，你得找100个人，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个体，你得把每一个人给他说服了，给他搞定。”
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理论，但这两种腐败的区别不是他发明的，而是关于腐败的理论中早就被提出的(例如研究此问题的权威，耶鲁大学教授Susan Rose-Ackerman)。这个理论确实如他所说，对投资者来说，集中式的腐败是只要贿赂一个官员，确实可能比多元分散的腐败体制（亦即投资者需要买通许多官员）来得有效率。
但是这个差异是否真的能体现印度与中国的差别是非常有疑问的。此外，这更不是民主与威权的差异。上述两种腐败制度的差别其实来自于国家能力的不同。在有的体制中（如许多非洲国家），由于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几近瓦解，官僚体系非常没有效率，所以投资者必须进行多重贿赂，因此交易成本比较高。这种“失败的国家体制”(failed state)口及其所导致的多元腐败体制，在民主与威权制度都可能出现，并非民主之特产。
民主确实可能沦为一种利益分赃政治。但正如郭宇宽先生所说，印度的分赃体系是草根式的分沾机制，中国则是精英式的侵占机制。而我要进一步指出，这个差别正是来自于印度的民主，所以政客需要给予人民物质利益来交换政治支持，这在政治学理论上称为侍从主义（clientelism）。
当然，不论是对经济发展还是对民众的利益而言，任何形式的腐败都是不好的，所以去比较中国和印度谁更腐败并无太大意义。重要的是如何降低腐败，如何让政客与官僚可以更为公共利益服务，让司法机构可以独立调查并审判各种腐败行为，让公民社会可以自我组织来监督政治权力。这些，显然必须以民主为前提。
（本文作者张铁志，台湾政治与文化评论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曾任台湾中国时报集团旺报文化副刊主任，著有《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吗？ 》一书，并担任多个NGO的理事与董事。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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