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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中国的官方采取各种方式纪念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成立三十周年。纪念者们不愿意说、或者不能够说的是，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中曾经发挥过特殊的作用的中国特区实际上早就已经“死亡”。不错，在中国的大地上，的确还存在著形形色色的名为“特区”的地方，而且这些特区的地域一个比一个大，大厦一个比一个高，但是“此特区”早已不是“彼特区了”。仅仅是“形似”而已，那早年特区的“精气神”早已经被阉割的干干净净。“特区”已死！
特区是什么？特区是人心思变的寄托。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在从政治上消灭了忠于毛泽东的党内激进派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向何处去成了全社会的聚焦点。推行数十年的毛泽东荒谬的经济政策使得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大；十年文革，更是将中国经济和社会推向了绝境。在当时的情况下，人心思变。不仅老百姓思变，知识精英思变、连执政者也思变；不仅执政党内的改革派痛定思痛决心变革，连党内的保守派在走途无路中也不敢公开的抗拒变革要求。在思变的潮流中，“特区”应运而生。
特区是什么？特区是对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模仿。变革之初，虽然呼吁变革成为一种时尚，但是对如何变革却莫衷一是。以陈云、李先念为代表的计划体制的拥护者希望中国变回到五十年代以中央计划机构集权为特点的“理性的计划体制”中去。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计划体制的怀疑者则希望能够突破原有经济体制的束缚，找到一个有活力的经济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像广东的吴南生、袁庚等一些熟悉香港自由经济制度运作的有识之士便提出了模仿资本主义，开设特区的设想。
特区之“特”实际上就是特许这些地区逃避中央计划控制，试行“市场经济制度”。这个“特”字只是对当时的中国执政者、中国的老百姓而言的，对任何生活在西方经济制度之中的人而言，中国特区所致力于实行的经济制度是他们再也熟悉不过的东西了。也正是因为这种对西方经济制度的模仿，自上个世界八十年代以来，包括深圳在内的中国的“特区”和“经济开发区”每每都成为“抵制精神污染”、“经济治理整顿”等政治和经济紧缩政策所整肃的目标，直到那个“特”字所代表的特征彻底消亡为止。
通过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长足了发展。更有甚者，中国的资本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当初实行的最原始的资本主义更加地道、更加残酷。在当今的中国，权生钱、钱生权、权钱联姻再生出更多的权和钱。总之是赢者通吃、输者全无。也正因为如此，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相比，在对待变革的问题上，中国的人心分化了：老百姓更加渴望变革，希望中国的市场经济变得更加人道，中国社会变得更加民主。但是中国大多数的知识精英和执政者则正在顽强地抗拒著民间的变革要求，他们要维护现有的权力和财富分配格局。
在这种大格局下，曾经在制度创新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中国特区已经被中国的总体政治经济体制所同化，“深入变革的寄托”和“制度创新的载体”这些当初的历史使命早已不再。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虽然中国特区的所有成功都源于对西方经济制度的模仿，但是“中国特色”却成为对这一成功的官方解释，并成为进一步拒绝学习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抗拒社会进步的借口。这一点恐怕是当初的特区创造者们所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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