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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温家宝的深圳讲话，政治体制改革再度变得举世瞩目。温家宝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基本是重温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论述，而邓小平也有过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不能改的政治遗嘱。所以，能否启动事实上早已经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作为特区的深圳能否做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头羊，人们无疑是充满了期待。
但是，愿望归愿望，现实归现实。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固然毋庸置疑，但在利益结构已完全板结，甚至动一张椅子都可能导致流血的情况下，仅仅靠体制内的力量，哪怕是高层的力量，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阻力都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注定了政治体制改革一时还很难有什么前景可言。
其实，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广东近年也不是没有尝试，譬如广州先行先试的财政公开；譬如广州市政协地位的提升，即重大事项要先经政协讨论才再提交人大和市委；譬如网上议政问政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尝试并没有得到更高层面的回应。最近四川中江县的人大代表办公室试点被叫停，似可理解为有关方面对政改试点的态度。又岂止一个中江试点被叫停，五六年前，云南红河，四川步云、雅安，湖北咸宁等地方政改试点可谓此起彼伏，但是现在莫不无声无息，就可想见，现在的指导思想其实还是以稳为主，地方政改试点的空间并不大。
政改空间不大，那么出路何在？我的回答是，出路就在发展公民社会，做强做大公民社会。
原因很简单，如果说政改暂时还找不到动力系统的话，发展公民社会的动力系统却是明显的。公民社会的最大特点是自治，比如社区自治、行业自治。二十多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弊端多多，但也不是没有收获。最大收获，就是制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有产阶层，即业主阶层。其所拥有的房产几乎构成他们毕生积聚的全部私产，而且他们大多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对现代政治文明有足够的了解，公民意识强烈。所以，他们捍卫个人私产的决心和意志，都不用怀疑。
同样重要的是，业主阶层不仅属于当今社会的主流人群，有足够的经济和社会资源，而且不同于别的阶层比如农民工阶层，他们不是四海漂泊碎片化生存，而是大规模聚居，彼此之间天然有着日常生活中的丰富联系，天然有组织性。这个阶层，即以房产为主的整个中产阶层，因此是一个有相当力量的阶层。
但是，这个有相当力量的阶层，却也是一个相当理性的阶层。有产，以及知识和教养，注定了他们的克制，他们的平和，他们有相当力量但一定是谨慎地使用力量。他们不会对零和游戏有兴趣。知道进退，知道火候，知道分寸，知道度。换句话说，他们有相当力量，但更有相当智慧，更有相当的建设性。
因此，这是一个可以放心的阶层，一个可以依靠的阶层。他们有改变的愿望和冲动，因为某种程度的停滞和倒退，的确是近年来社区自治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社区自治属于体制存量，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法律上一直有明确界定。但无论法律上的界定如何明确，事实上不受尊重。即以广东而论，业委会组建比率就非常低，如果把开发商操纵的业委会也算上，广州不过15%，深圳不过30%，而东莞更是只有10%。绝大多数社区连业委会这样最基础的制度设施都付阙如，所谓社区自治岂非流于空谈？
社区自治一定程度上的停滞和倒退，就微观而言，构成对业主权利的严重威胁。而就宏观而言无疑是自废武功，将中产阶层几乎整个挡在公民社会的大门之外，让他们无法自组织，一个理性的社会力量因此被废弃，这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村庄是农村社会的底盘，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底盘。政改是侧重上层建筑，但社会的稳定不只是靠上层建筑，更需要一个稳定的底盘做依托。底盘稳，社会稳。这正是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的精义所在。这就意味着，相比于政改，构建自治秩序更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社会建设的重心需要下移，即要把社会底盘当做社会建设的重心，即要把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当做社会建设的重心。
但是，无论是村民自治还是城市社区自治，近年来行政化倾向，即停滞和倒退的迹象愈来愈明显。社区内生的力量，自治的力量愈来愈边缘化，管制的力量愈来愈强大。这样的趋势显然不是什么福音，需要及时遏制。如果说村民自治因为乡村的衰败而难以重新启动的话，那么重新启动城市社区自治，则有业主阶层即几乎整个中产阶层做后盾，动力系统足够强大。何况如上所述，城市社区自治属于体制存量，法律法规相对完备，不需要多少制度创新，因而不会有太大的风险。相较于搬一张椅子都可能流血的政改来说，城市社区自治更可操作。
通过城市社区自治，以及职业自治，企业自治，整个社会自治来做强做大公民社会，做强做大中产阶层，进而以整个公民社会的压力，倒逼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这可能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现实的路径。它陈义不是很高，没有惊涛骇浪，谈不上激动人心，只是静悄悄的点滴生长。但恰恰是这种静悄悄的点滴生长，才最有力量。深圳之为特区，今天特在何处一直颇具争议。其实特区新的突破口很清楚，作为全国最早发展新兴社区的城市，作为业主力量、中产阶层力量相对强大的城市，深圳何妨在这方面先行先试？
—— 原载: 南方周末作者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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