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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转轨并论其可能性
从今年开始的五年，乃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立宪时刻之一。下面将会当下中国的各种政治、思想力量略作分析，初步的结论是，各界精英必须作出重大政治决断：要么透过理性的协商、合作、选择，打败权贵资本主义和极端的政治原教旨主义，平稳地完成转轨；要么得过且过，听任伦理、社会秩序溃散，政治秩序崩溃。
社会结构的极化与紧张
2004年是当代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构成了1992年以来的分水岭。
在这一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动、由“三个代表”理论予以确认、中国加入WTO予以加速的市场化，因为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权贵私有化，及工人权益遭受广泛而系统的侵害，也因为教育、医疗等领域商业化改革的失败，至此破产。这意味着，所谓的改革共识不复存在。社会开始急剧分裂、乃至于断裂。
此一分裂的背后乃是权贵联盟之自觉，从这一年开始，权贵联盟公开化：
1、经济上，官府在经济上的政治倾向性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从这一年开始，国有企业取得眩目成绩，“国进民退”大规模展开，国有企业成为民众的众矢之的。一般领域的私营企业与官府之间的蜜月终结，成为官府的刀下之俎。
2、土地利益集团强势出现，它们的构成分为多个层次：核心层是权贵型房地产开发商，与各级政府中主政官员；其次是商业银行、投资、信托公司；再次是大学、研究机构中的所谓专家和房地产媒体。相当数量的城市中产阶级也被裹挟进这个集团，因为他们的财富集中于房地产，这笔财富的安全仰赖于这个集团对政治的操纵。
这个徒弟利益集团目前是中国最具有政治操纵意识和能力的群体。它们的行为连贯而彻底，因而它们可以几度扼杀《拆迁条例》的修订，也可以操纵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事实上，因为它们能够带来经济高增长，因而也在政治上居于主动地位。
这两个权贵联盟肆无忌惮，引发大众愤怒，导致三个重要社会结果：
1、精英全面失信：大众首先失去对官员和富裕阶层的信任，进而失去对专业人士的信任。从诸多流行词汇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黑衣天使、叫售、砖家。在李庄案中大众也表现出了对律师群体的深度怀疑，薄熙来正是利用了这一情绪。总之，原来尚被人们尊重的体制内精英，已经基本上丧失了领导社会的资格。
2、官、民关系紧张和冲突弥漫、加剧。其中大部分是由土地利益集团的非法行径引起，“维权运动”就是在此背景下兴起的。
3、贫、富间的对立日趋严重，贫富分化已被人们视为最为重要的社会问题。这种紧张和对立具有弥漫性，事实上影响到所有人看待所有事情的心态。
总之，不满、愤怒、怨恨已经变成这个社会基本的情绪，社会基本上已经陷入失序状态。
维稳体制与改革的终结
党政统治体系已经深刻感受到这样的社会紧张所释放出的巨大压力，曾经在九十年代被各方有意淡忘的“专政”，突破粉红色的改革话语体系，而坚定地构造自己，形成了“维稳体制”。
中共本为一个革命党，1949年所建立起来的政府乃是一个革命政府——因而这是一个专政政体。在70年代遭遇严重的危机后，八十年代启动“改革”，部分地掩藏了其革命政府性质。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模式，具有强烈的革命政府性质，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就是：党政统治体系用革命的手段实现经济增长，因为这个时候，经济增长已经被当成革命的主要任务，被当成证成革命的主要依据。
但是，这个专政体系可以随时回归。第一次系统回归发生在1989年之后。此后，革命性再度被遮掩，三个代表理论与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官方话语，表明了非常规的革命治理之正当性丧失之后，重建常规统治之正当性的一次努力。随后引入民主、法治政府的政治价值，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不过，这样的努力并不完全成功。因为，革命依然是这个统治体系的基底，增长依然主要是通过革命的手段实现的。而革命一旦介入日常性商业过程中，就必然变成不公正的制造者。不稳定就是革命推动增长的模式所造成的。
而一旦出现秩序不稳定，根本没有完成转型的统治体系也就必然立刻回归革命。维稳体制是专政体系在八十年代以来的第二次系统回归。
不过，这两者间也存在重大区别：上一次的专政针对明确的一小撮敌人，这一次的敌人却是根本不知其在何处的大众。因此，目前的维稳体制不能享有任何正当性，而不能不遮遮掩掩地运转。但是，可以预料，目前的维稳体制将日常化，。如果社会日趋紧张，专政的力量也将趋向强化。
从政体科学的角度看，本轮维稳体制与1989年后的维稳体制大不相同。上次的专政是由老革命者进行的，他们充满了控制的自信，因而可以说，他们重建了革命政府。而革命政府的基础永远是被人信仰的意识形态。
但是，本轮维稳体制则缺乏这样的意识形态支持，因此，2004年以来似乎是被无意识地构建出来的维稳体制不再是革命政府的重建，而是威权主义政体的构建，它将主要依靠赤裸裸的暴力和暴力威胁。
这样的维稳体制基本上采取防御态势，它的目标仅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秩序。这意味着，它没有能力消灭它所圈定的敌人。因此，维稳体制注定了将是不稳定的，它只能是一个过渡性政体。
而在此期间，自上而下的改革很难存在，而且必然出现所谓的“倒退”。维稳体制的出现，就明明白白地意味着改革的终结。因为，改革必然改变秩序，维稳则要维持秩序，两者是直接对立的。这样的体制自身是难有改革动力的。
这个时候，必须重提“转轨”。
“改革”是一个故意含糊其辞的概念，这个概念主要为执政党使用，几乎所有变化都被称为改革，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改革体制”，它是一个软化版的“革命体制”。
对于信奉自由（包括自由市场制度）、民主、宪政这样的价值的人士说，八十年代以来，他们期待的一直是“转轨”。“转轨”的意思就是从现有的治理秩序转入另一种治理秩序。九十年代苏联东欧变化引入了这个词。
不过，随着东欧转型的形象破灭——这部分是专家的短视和媒体的偏见所致，人们几乎很少谈论转轨了，相反，出现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之说。此说的潜台词是：中国已经找到了恰当的制度框架，因而根本无需转轨了。转轨已经完成了。
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个幻觉。中国仍然处于过渡时期，几乎所有思想流派、几乎所有严肃思考中国问题的人都相信，中国迟早要经过一次大变革，也即“转轨”。因为，维稳体制注定了是一个过渡性政体，它没有前途，必须另找前途，因而必须转向另一个轨道。
思想界新趋势
对此，思想界已经进行了一些思考。过去十年中，中国思想界经历了相当剧烈的变化：
1、2004年，伴随“郎顾之争”，经济自由主义声誉扫地，市场化改革被大众抛弃，而鼓吹市场化的体制内外经济学家，也基本上被执政党和政府抛弃，大大丧失话语权，在整个决策过程中边缘化。相反，出现了与他们的信念完全相反的强大趋势：国进民退。
经济自由主义丧失信誉，也连累了自由主义，因为当时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接终于市场化的话语浮现。面对大众声誉危机，自由主义开始分化。
2、维权自由派兴起。这一派掀起了公民维权运动，在征地、拆迁、宗教、上访等领域，相当活跃。在此过程中，涌现了一批维权律师和专业维权活动家，遭到政府镇压。
3、在学术界兴起了宪政主义。推动自由主义理论从空洞的自由概念转向相对具体的制度构造研究。
4、在人文主义学者圈中兴起了和解自由派。它似乎首先形成于海外，近来不少国内自由主义者受到东欧转型成功启发，转而强调建设性，主张妥协与和解。
5、毛左派异军突起，九十年代，国有企业工人大量下岗，这些工人很自然地重回其本就十分熟悉的毛思想。新世纪的贫富差距扩大，扩大了其接受范围，大量大学生、大学新毕业而生活落魄者，信封了毛思想。他们愤怒的第一个对象是资本及他们想象的资本代理人——经济自由主义者，第二个对象则是支援改革的当权者。他们是中国版的极端原教旨主义。
6、学术界还有国家主义之崛起，这属于中国版的极右翼，其代表人物是刘小枫。
7、民主社会主义顽强地生存，他们是“一二九”一代及八十年代改革派的老人。他们主张执政党回向新民主主义，或者直接走向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他们介于体制内外之间。
8、儒家同样兴起，尤其是政治儒学别开洞天，并产生巨大影响。
9、执政党正式机构内部也活跃着一批民主主义者，不少官员是法治主义者。
10、中国的民族主义始终不成器，没有发展出系统的理论言说，因而很难说是一种思想流派，它更多地是一种情绪，但这种情绪具有相当强的弥散性，会贯穿多个思想群体，比如国家主义、毛左派、儒家都不乏民族主义情绪。
上述思想流派，可以划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为温和派，包括经济自由主义，维权派、人文派自由主义，宪政主义者，部分儒家，民主社会主义、党内法治民主派。它们构成了一个松散的自由主义联盟，以各种各样的名义要求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建立民主宪政制度，尽管对其理解存在严重分歧。通常，他们也反对暴力，恐惧可能出现的暴乱。
第二类是极端派，主要是毛左派，它呼唤暴力与暴乱，试图颠覆整个秩序。它不仅准备颠覆现有政治秩序，重归毛式强人独裁；也试图颠覆现有经济与文化秩序。因此，它是中国式的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与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主义异曲同工。也因此，它们与这些原教旨主义频繁呼应。
一点也不奇怪，上述两大派都不满意于现状，都要求变化，而且都要求根本性变化。这种根本性变化就是宪制革命，尽管是完全不同的革命。
可以说，整个思想界关心的主题已从八十年代的文化、九十年代的经济，转向政治、宪制，转向统治权的重新安排，尽管其价值取向大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思想界这一趋势说明：转轨不可避免。
执政党的精神分裂与政治分化
谈及思想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事实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已经溃散，根本无法提出任何具有吸引力的概念，更不要说体系了。
执政党已经没有愿景。它基本上是在没有灵魂的状态下生存着，靠着革命党的遗产生存着——也即靠着人们对它的恐惧生存着。它仅仅为了生存而生存，也即仅仅为了既得利益而生存。这意味着，现在的它基本上丧失了政治性。这也正是维稳体制不是革命政府的根源所在。
不过，如果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目前的党政统治体系并不完全可以用维稳体制来概括。它的身体是复合的，在价值上，它处于精神分裂状态。
一方面，执政党始终坚持其原有的专政性宪制框架，因而“专政”、“敌人”这样的词汇依然具有合法性。这些也是维稳体制的理论依据所在。
但另一方面，过去三十年，中国深受全球化、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影响，也坚持“改革”，并且沿着改革逻辑，引入了大量现代文明符号，比如市场、人权、民主、法治。“民主”是以前就存在的，且经过了系统的1984年式解释。不过，因为其他概念都是全新的，并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地概念框架，“民主”被置于全新的概念框架中，它的1984式解释也就逐渐剥落，而转向了主流的解释。党内民主法治派和财经官员就是这一价值的承载者和守护者。
这两种价值同时存在于统治体制内，执政党试图将其融合为一体，但没有、也不大可能成功。这样，就形成符号与制度的脱节，言辞与行动的分裂，公开言辞与秘密言辞的相互矛盾。执政者陷入精神分裂状态。
这种精神分裂的政治后果之一是：它基本上丧失了真正的专政者的自信心。而且，维稳体制必然遭致其身体内部的反弹。
当然，这种精神分裂也敞开了体制内出现政治分化，进而出现了变革的可能性。
执政党精英的结构与心智变化
革命政府通常是铁板一块的，因为，意识形态可以支持其清理——甚至从肉体上消灭——价值观念上的异己者。维稳体制却没有这种能力，因为所有人本来都没有坚定的意识形态信念。因此，维稳体制尽管试图维持秩序，但它的内部其实就缺乏革命性秩序，相反，它具有常态社会的多样性。
过去两年中，执政党的最高权力层正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随着执政党换届将继续进行：
1、精英的权威结构发生变化：过去六十年中，统治的单一中心权威在持续地衰减，到今天，已经接近其极限。这种结构正在向多中心权力结构转变。从而有可能形成精英共治-分治的格局：重大问题上脆弱的共治，日常的分治。
2、执政党精英的心智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也即从工程师、辅导员向红卫兵转换。这一转换可能产生重大政治后果。
工程师只能根据他人的蓝图组织施工或者操纵机器，辅导员的心思是琐碎而乏味的。两者都缺乏政治上的想象力，也缺乏政治责任感。
相反，红卫兵具有激情和想象力。红卫兵敢想敢干，不畏惧任何权威。红卫兵具有政治意识，具有宏大政治抱负：他们曾经准备解放全人类。这样的抱负让他们倾向于思考和解决根本问题，而蔑视细节。最为重要的是，红卫兵具有政治家意识，他们知道大众的重要性。
正是这种心智，推动他们狂热地卷入文化大革命。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挫折，让他们经历了对毛体制的一次彻底幻灭。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他们又是改革最大的受益者，其中不少人推动了八十年代的改革。因此，红卫兵一代精英具有变革的政治意向，如果有必要，他们也可以作出决断。
温、薄异曲同工：政治新现象
正是上述变化，催生了一个值得深度关注的政治新现象：大众政治的初步浮现。两个人物是其主角：
1、过去两年中，温家宝频繁地表现其亲民形象，并不断发表关于政改、法治、民主、正义的言辞，赢得舆论的广泛支持，也在自由主义联盟中引起强烈反响——比如，各地网友目前正在“组织学习”温在深圳关于政改的讲话。
2、主政重庆的薄熙来通过“唱红”进行大众政治动员，通过打黑、通过打击律师，通过民生措施，取悦大众。
两人的政治取向大不相同，操作手法却惊人相似。由他们的行为可以看出，他们具备了“政治”意识。这里的政治就是寻求民众、大众的信从。除了毛之外，共产党没有人玩过这样的政治——毛时代也只有毛一人具有玩政治的特权。到了后毛时代，中共的基本活动形态是宫廷政治，精英依据势力——主要是人事和资源控制力——分配权力，即便是意识形态生产过程，也是秘密的。
这两人则启动了大众性政治，或者说准大众政治。政治精英把目光从庇护人、从同僚，总之，从宫廷，转向了大众。他们知道取悦大众的重要性。而大众的支持，也确实成为他们政治的政治资源。
这当然是因为，庇护人已经不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了，而“同僚”也都缺乏深厚的人脉网路，整个庇护-被庇护体制不再那么紧密有效。这个时候，寻求扩张权力的精英，就只能向下寻找，通过大众的支持，积聚政治力量。
这是过去三十年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形态变化之一。有人批评温家宝作秀，这是对现代政治无知才会得出的结论。
这样的政治，天然地与维稳体制之间存在冲突。维稳体制倾向于秘密操作，大众政治必须公开。由此可以理解，即便薄在进行黑打，但它仍然允许媒体采访。因为他相信，通过这种公开，可以向大众展示律师的无耻，从而赢得大众支持。
转轨共识：六成可能性？
上面对当下中国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执政党结构和观念略加考察，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根本性变革，也即“转轨”已构成一个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必然性；第二，“转轨”也具有一定可能性。
体制外精英的转轨意识始终未变，最近一年发生的若干事件证明，体制内精英的转轨意识正在重新苏醒：温家宝的政改讲话，秦晓对中国模式的否定，和对现代国家构想的阐述，刘亚伟关于中国十年必然民主化的讲话，都表明，他们默认转轨的必然性。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政治态度遭到毛左派的激烈反对。这一政治原教旨主义的激烈反对，足以构成任何明智的精英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个限制性框架：任何关于中国前途的思考，必须以化解、避免这种原教旨主义运动为前提。这个运动已经积聚了非常强大的力量，随时可能爆发出来，并淹没现有的一切秩序，不管是体制的秩序，还是体制外人士珍视的财产权、个人自由、社会等等。
这一限制性框架让转轨不仅是必然的，也具有可能性。也就是说，为了反对共同的、最危险的敌人，体制内外所有理性的、明智的精英应当联合起来。唯有如此，中国主流社会才有可能对抗政治原教旨主义。这是当下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所有人需要对此做出决断。
事实上，这种反对政治原教旨主义的联合，也是有可能的：
1、体制外寻求转轨的各种自由主义的力量，一般而言，对大规模暴力和动荡的前景心怀恐惧。他们通常是社会精英，因而期待平稳转轨。人文自由派甚至已经明确释放出了和解的信号。
2、精神分裂的统治体制中，已经有一半是认可转轨的，温家宝就代表了这一力量，它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和党内民主法治派。
这两派目前已经联合起来，默契配合。民主社会主义的老人们中不少本来就横跨体制内外。需要考虑的是体制内的另外两派：
3、体制记忆体在一个传统派，它对党的事业还保持了一定盲目忠诚，它所追求的目标是执政党始终维持其存在，甚至是强势的存在。
4、还有另一派，权贵资本主义派，主要就是自上而下的土地利益集团。它关注于短期的掠夺。
传统派如果具有政治的明智，就不能不承认，七十年大限很可能是一个普遍经验性规律，中国目前的社会状态似乎也指示了这一规律的有效性。既然如此，为了实现它的目标，它需要考虑的问题就不应当是永久甚至长期执政，而是如何实现平稳转轨，最好是掌握着主动权的转轨。简单地说，它其实从现在就开始，尽最大努力复制海峡对岸的国民党的转轨路线。这是保持执政权的唯一可行策略。万年执政之类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而有害的幻想。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派应当认可党内民主法治派的努力，而与体制外自由主义联盟形成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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