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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狼图腾》自2004年出版后立即畅销书市，被誉为“旷世奇作”，阅读“狼”书，一时被发烧友吹嘘为“精神盛宴”。我远在海外，因受此热浪感染，特意托人从大陆买回一册，没想到打开书读了十几页，就再也读不下去，从此将它丢入楼下贮藏室，一任其尘封在很少使用的书堆之中。不久前有国内友人忽来信和我讨论此书，并通过电邮传来她有关《狼图腾》研究的书稿，希望能听到我的意见。朋友的研究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想要借题发挥的想法也酝酿了很久，正巧可借机说“狼”书一吐为快。在她那一腔求知关切和书写热情的感触下，我时隔数年后又从旧书堆中找出“狼”书，为了对她的书稿作出起码的反应，遂硬着头皮读完了那部让人深感沉闷和别扭的长篇小说。针对友人论述“后寓言”的书稿，我写了回信，现在趁思绪尚热，不妨把我就小说《狼图腾》以及相关问题所作的评论作为副产品公开发表，算是我对商业炒作和大众趣味的一个挑战。
关于《狼图腾》，可从友人“后寓言”书稿中的关键词“后”字切入话题。首先应该看到，此书不管有多少可供我那位朋友借题发挥的出气孔，对普通读者而言，它毕竟是部可读性很强的小说。因此，我不想把头绪撤得太远，搅得太乱，我觉得还是在八十年代以来新时期文学的脉络中给它定位，比较符合该书的实际情况。主人公陈阵和他的配角式对话人物杨克都是知青，故事展开的场景是他们插队的内蒙草原，在那个远离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荒野之地，叙述者不断插入了探讨国民性病根的对话和思考。从该书的知青题材到寻根主题不难看出，它的故事构架是从知青小说和寻根文学已经过时的叙事模式蜕变而来的。套用“后寓言”书稿中的泛“后”话语，从后知青后寻根文学的特质谈起，也许更容易说明此书畅销一时的部分原因。
毕利格老人对包顺贵种种倒行逆施的抵制，当地牧民与外来户的一连串冲突，明显地构成了小说的叙事主线，也为狼故事的展开搭起了得以附着的框架。老人和牧民代表了蒙古族和草原文化的传统价值以及他们在游牧生活中长期积累下来的朴素智慧：如对上天及其安排的自然秩序所持的敬畏态度，节制猎杀和索取有度等自发的环保意识，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草原民族坚韧、凝重和顽强的气质等等。在反复赞赏牧民们可贵品质的同时，书中还大量插入有关牧区日常生活和草原野生动物方面的民俗学、生态学知识见闻描写。从套马的工具和技巧到旱獭油的神奇用途，从牧民养狗的各个方面到描写天鹅巢的结构，举凡富有异域情调的牧区见闻，作者都舍不得割爱，尽行拉杂到这部写得太厚的书中。我之所以多次翻开此书而提不起往下读的兴趣，首先就是受不了它行文的重复、拖沓和缺乏节制的铺排。现在为完成发表意见的任务而耐着性子阅读此书，浏览中转念一想，方才想到，也许就是我挑剔和排斥的那些附录性内容，正合了今日大众阅读的猎奇胃口。一部这么厚的书，作者自有其复杂多样的写作动机，可能产生的阅读效果自然难一概而论。姜戎想借着讲述狼故事的机会，把他熟知的草原掌故一五一十地罗列出来，对今日的阅读消费者来说，这一幅草原生活的百科全书图景自然就很有卖点了。
二十一世纪商品大潮中的文化产品及其消费取向已大大不同于当年知青文学盛行时的情况了。那时候，刚返回城市的知青作者写他们不久前的插队生活，多带有痛定思痛的回忆和反思，他们把目光对准了农村贫困落后的现实，所沿用的手法主要还是五十年代以来延安型的“现实主义”。作者在谋篇构思之初，总会有意无意地配合着当时的政治形势，趁讲述各自艰辛经历的机会，对公社化政策以来的灾难都做出了或多或少的批评和暴露。在此之前，官方作家向城市读者陈述的农村面貌一直都是《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图解政策的东西。直到知青小说的作者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写农村现实，才把“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的实况向城里人全面公布出来。现在我们回过头再看那些整体上属于农村题材的知青小说，便可明显看出，早在八十年代，在城里娃回城后所讲的农村往事中，就已透露出近年来国内谈得很热门的“三农问题”了。
二十多年后，当年的回城知青已陆续进入中年后期，有出了名的，有掌了权的，有发了财的，即使日子平平的大多数，也大都过得比从前好了。出于当过知青的共同经历，他们有了团体聚会，更有人半带着荣归感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探望父老乡亲……距离已经拉远，焦点变得模糊起来，很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如今想起来隐隐咀嚼出一丝甜意。这就是怀旧情，在相对来说还比较如意的今天，偶然回忆起曾经苦难的青春岁月，朦胧中就浮现出某种诗意。情调变了，色调也随之而变，回忆的有色眼镜就在这一变动关系中聚焦出某些从美学阐释政治的东西。大概就是瞄准了消费者情意结构上这种微妙的变化，文化产业才开始炒作相应的卖点。
1994年出国前在北京，我带着两个孩子与我这位朋友告别，他们夫妇请我们吃饭就去了一个风味特别的知青主题餐馆。那餐馆从室内装饰到端上来的饭菜，全都在贩卖知青怀旧热的情调：连窝窝头和野菜都上了席面，而且卖得比白面馍和鸡鸭鱼肉还贵。我们花钱买到桌面上的，除了饭菜，还有享用那些饭菜的情调，就在我们进餐的同时，恍惚中品出了某种“忆苦思甜”的滋味。这种被炒作出来的土气，对知青的儿女一代，也许更有其刺激想象的魅力。这些孩子都是住单元房、看电视、玩计算机、追歌星、吃饭馆长大的一代人，遥远荒谬的文革年代，一旦对他们呈现出故事讲述的情景，父母辈经历过的苦难就幻化出传奇色彩，增添了情感遗产的价值。在一部名叫《老三届》纪录片中，编导者和不少受访者就对这种情感遗产大唱赞歌，在事过境迁后，以“青春无悔”的抒情态度大发理想主义的言论，对曾一度荒废的青春追赠了历史的崇高。
据老鬼所说，姜戎其人曾被他写入《血色黄昏》，是一个有着屈辱的过去和阴暗心理的人物。
因此，与老鬼那种直面残酷现实人生的写作取向相反，姜戎似乎不敢正视自己的过去，通过陈阵这个半自传式的人物，他力图重写他的知青经历。正好感染到后知情时代的怀旧氛围，在他的笔下，蒙古包内外那些琐碎之极的铺陈便与知青小说中有关穷山恶水的纪实描写有了本质的不同。它不再是突出典型人物所处的典型环境，对细节的津津乐道本身就是目的。它追求因特网式的堆积信息，以学术论文加脚注的烦琐方式来增强说明，以恋物癖的趣味描摹牧区所见的种种物件。书中节外生枝的内容泛滥到极点，像草原一样疯长的文字积累起弥漫性的渲染。尽管该书的行文比较笨拙，可爱的是，作者并不嫌弃他自己的累赘，他始终保持了他文字苦力的蛮劲，把他的喋喋不休搞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因而最终还是以那不成比例的过量填塞垒起了某种厚重的力度。以数量的增生取胜，用混杂来制造丰富，在不伦不类中释放趣味，一股脑哄传给囫囵吞枣的发烧友，这就是后现代文本追求驳杂的典型特征。
据朋友书稿所说，她儿子在读《狼图腾》时，读到小狼之死的情节，居然痛哭失声。一个大小伙子为小狼之死而哭，到底有何内情，我猜不出来。但它至少反映了一个可喜的现象：在当今年轻人的心目中，“狼”已从幼儿园阿姨教育孩子的大灰狼坏蛋那张皮下蝉蜕而出，也不再被用作“打倒美帝野心狼”之类的咒骂符号了。在环保意识开始普及的今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被告知，狼是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因此孩子们差不多都懂得，应该爱护他们在“动物世界”节目中看到的各种野生动物。姑不论有人从该书的“狼论”中读出了多么重大的“民族寓言”，也不要管作者本人如何声明他那醉翁之意不在“狼”的主旨，我首先必须指出的事实是，对普通读者来说，围绕着几乎绝迹的野生动物——草原狼——发生的事件和思考，毕竟比重复刻板形象的寓言故事更为有趣。这就是说，现在的读者更关心故事讲述中野生动物的命运，而不是其中的寓意；更喜欢了解地球生态方面的信息，但未必有兴趣关注“言此意彼”这种费解的表达所影射的内容。自上世纪六十年代Rachel Carson发表《寂静的春天》以来，美国出版的读物和影视制品中有关野生动物的讲述已多到不胜枚举的程度：救护受伤的动物呀，与偷猎者做斗争呀，把养大了的黑猩猩或狮子放回荒野呀，所有那些重返伊甸园的绿色行动都显示出当代西方政治正确所强调的普世价值。此外，再加上白人为他们从前屠杀过印第安人或奴役过黑人怀有负疚感，在不少故事中，原住民、野生动物与那些富有献身精神的白人volunteers之间的历险记人情味盎然，总是被浪漫化得令人神往，致使厌倦了后现代城市生活的观众都恨不得有机会走向荒原，深入林莽，好去体验一下那充满原始激情的环保牧歌。
全球化文化传播推广了此类普世价值，从媒体上的报导可以看出，很多年轻的中国人都对绿色和平行动也表现出积极的认同。比如大学生自愿去紫竹院保护失群天鹅的行动，叫我说，就比从前为了当积极分子而学雷锋显得更富有人性，也更符合当今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王朔式的亵渎党文化到通过模仿西方文明价值来重塑世道人心，应该说，这也不失为当今中国在告别革命的道路上融入世界潮流的一个可喜的转变。这一新的时代风尚显然与友人儿子哭小狼的情感基础有着一定的联系。
但年轻人的某些洋行动也可能让人颇感酸不溜溜，比如大学生在校园内过感恩节——你不是北美人，你感的是哪门子恩？——之类的举动，就洋气得难免有点虚荣。虚荣是追慕时尚的姿态，由于模仿的成分远多于自发的成分，而激情的产生也非本性的流露，在文化产品感染下发作起来的情绪就可能显得太感情用事了。我注意到《狼图腾》中一再重复的一个细节：杨克每一次看见天鹅或要保护天鹅，便想起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舞曲。在杨克的条件反射中，天鹅的值得爱护和保护，似乎更多地根源于经典作品塑造的高贵形象，而不尽是它作为野生动物本身的存在价值及其唯一的生命之可寳可贵。为什么引起杨克重视的始终是洋经典光圈下的天鹅，而不是传统脉络中——苏武牧羊或边塞诗中最常见——的大雁呢？仅举此例，即可见《狼图腾》的生态环保书写中模仿痕迹之拙劣，观念先行之可厌了。
在多元的西方社会中，社会成员通常处于各行其是的状况。对于少数人的特立独行，只要是没触犯法律的，并没人做出少见多怪的反应，更不会随便去管别人的闲事。就拿那些从事社会公益服务的volunteers来说，他们多怀有传教士式的使命感，去非洲救济穷人或保护动物，大都出于利他主义的追求，为的是尽量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建立在参与他人生活的行动中。做事的人总在默默地做事，很少做秀的姿态，更谈不上追求轰动效应。有一部名为Born Free（《生来就自由》）的电影（据Joy Adamson1960年的一部畅销书改编 ），与陈阵掏狼窝劫狼崽那种强盗式豢养野生动物的情况完全相反，Joy和他丈夫收养了一个失去母亲的幼狮，他们收养狮崽的行动始于救命，其出发点和兴趣与陈阵异想天开，乱搞所谓狼狗配实验的恶作剧行径根本不同。夫妇俩并没打算把Elsa养成宠物，在他们收养Elsa的整个过程中，他们始终担心圈养的方式会磨灭它的野性，因此很注意训练它捕猎的能力，打一开始就朝着放生的目标去做，直到最后把Elsa送入林莽，目送着它重返了自然。看了那部片子，在兽性通人性与人性入兽性的交相辉映中，观众一面感受到生命复原的美好情景，一面也领悟到人与动物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线。陈阵的谬误在于他企图混淆人兽，逾越界线，更以其强加的饲养滥情窒息了小狼的生命。他那种硬要把小狼当狗养的偏执狂热来自何处？把养狼当作英雄行为的得意妄想出于什么心态？应该说，那正是青少年在文革动乱中受到挑动而胆大妄为的一种表现，是在革命的旗号下被导向野蛮化的现象。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比较而言，未成年人较成年人更接近动物，这就是在传统社会中青少年通常多被家庭和社会严加管束的原因。文革发动者最反人类的罪行就是放纵青少年造反，全面煽动起他们的兽性。姜戎浓墨描述陈阵向往所谓“狼性”的满腔热情，不多不少，正好折射出他这个前红卫兵文革怀旧的余热。
今日的音像媒介已为人类观察和表现动物的生存状况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向度：那就是完全撇开文学作品中寓言类比和拟人描述长期以来赞美或诬蔑动物的歪曲言词，使动物的真实面貌得以生动地呈现给观众的视听。野生动物是一种只可在一边静观的生命存在，它具有它自身超意义的本质，科学家尽可以通过研究考察深入了解其生理机能和生态习性，但仅仅凭人类自己的感受力和理解力，要穿透和领悟纯粹属于动物本身的某种灵性，依然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以一己之私心去妄猜和臆度的。
二
共产党所培养的民族干部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破坏有时候比汉族干部还要厉害，包顺贵就是这种执行极左路线和为邀功请赏而践踏本民族传统价值的人物。包顺贵与外来户的所作所为，明显是合作化、农业学大寨等错误的路线政策扩张到少数民族牧区的恶果。但为了坐空落实狼性与羊性对立的专断假设，从而突出农区人口退化的衰势，姜戎硬是把包顺贵一伙的恶劣行径归罪于汉族及其农耕文明。到底谁是狼谁是羊？谁显示了狼性谁显示了羊性？姜戎的动物寓言类比在此陷入混乱，露出了破绽。按照他的类比模式，农业文明的汉人是“文明羊”，因此农区人具有任人宰割的弱点，但他刻意塑造的包顺贵和外来户这些来自农区的人物却个个都是“野蛮狼”的做派，在蒙古牧民面前表现得贪婪残忍和富于侵略。相形之下，被他称颂为富有“狼性”的牧民——比如乌力吉等人——反而一再忍让，完全成了逆来顺受的绵羊。从狼故事半遮半掩的叙事不难看出，牧民们——也就是被界定为“狼性”的游牧民族——弱化成绵羊的原因，并不是血性等级出了问题，而是上级——政府、驻军和场部领导——的权威压弯了他们的腰杆，是文革风暴鼓起的政治声势在草原上横行霸道，所向披靡的结果。正是这一股横扫牛鬼蛇神，将无论汉人或蒙人，农民或牧民，统统作践和一律软化的极权势力肆虐草原，才使得包顺贵那一伙——在本质上被界定为“羊性”的所谓农区人物——披上了凶恶的狼皮。
狼性与羊性的区划在此出现了悖谬：姜戎到底需要什么：是狼性正面的刚强，还是它负面的凶残？在披着狼皮的劣羊——党化的汉人势力——威胁到被软化成绵羊的乖狼——公社化的内蒙牧民——时，我们该如何理解姜戎建立的能指与所指？让姜戎拿他的矛攻他的盾去吧，他喋喋不休的宏论和笨拙的讲述，到头来只能是自废武功，作了个尴尬的收场。
姜戎的自相矛盾在于，他并无勇气在批判现实的方向上大作文章，为避免戳破当前政治问题的脓包，他把一切过失都笼统地归罪于中国人的国民性。因此，他只能把倒行逆施者——党政干部、军代表——那些让陈阵深感愤恨的作为抽象化为农耕文明的症状。从回避现实到退向历史，从虚化政治症结到罗列文化病例，姜戎一再申辩，曲意附会的不过是让汉人及其农耕文明充当中共政治高压和错误路线的替罪羊罢了。在整个的狼故事讲述中，他一面压抑着自己无意流露的批判现实倾向，一面见缝插针地强调那主题先行的“狼论”，生动的叙事和倒错的比喻出现了深刻的断裂。结果，他越是声嘶力竭，以专断的议论弥合这一断裂，便越是暴露出詹姆逊所说的“政治无意识”效果：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狼性对羊性的论述根本不属于任何经验的历史，它只是文本出于自身需要而形成的意识形态选择。2
姜戎在其滔滔宏论中议论得最卖力，同时也最能唤起庸众读者同感的那个兴奋点是什么？我可以在此明确地指出，那就是他对汉人及其农耕文明病证的罗列和痛斥，以及藉此而释放的怨恨。这种深挖国民性的激愤具有其源于五四的深远传统：别忘了伟大的鲁迅也常怀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态度。鲁迅的这个“怒”不能说没有他自己的生理—心理问题，它无形中已开了激进文人怨祖宗骂同胞的先河。祖宗和同胞为什么可怨可骂？是因为他们软弱可欺和无力反抗。不可否认，民族和国体的衰弱确曾令人扼腕怅恨，但需要进一步追究的问题是，怨恨和蔑视弱者的人自己到底强不强壮？一般来说，暴打不平的英雄对受害者总是采取勇于保护的行动，他的反击只指向施暴者，而对弱者的软弱，他并不会流露任何轻蔑。人与人在质地上天然地存在着等级的差别，真正高贵的人总是倾向于自重，对他们来说，责备了低贱者的低贱，反而有损于自身的高贵。只有本身低贱的人才喜欢数落别人如何低贱。相对而言，越是有能力保护儿女的父母，越是对其中的弱者充满慈爱。反而是那些自己的人生很失败的男女，最喜欢把不争气的指责甩到儿女的头上。弱者、贱者、失败者，所有这些生命质地档次低的人们，他们迁怒他者的怨恨来自何处？他们的怨气属什么性质？可以简单地总结说，那怨恨来自他们自身缺乏行动能力的内心空洞，是他们被压抑的屈辱感始终在难堪地发酵，结果就喷出了酸辣的怨气。一个人越是感到自己软弱，便越是渴求体验那足以使自己显得强壮的虚假快感。他无计可施，便只能去诬蔑同类。其实那诬蔑也是一种变相自毁的行动，自慰的甜头，不正是从自虐中摩擦出来的吗？
“狼图腾”只是姜戎自己妄想的图腾，是他阳刚不振的自我所渴求的phallus图像。陈阵所养的小狼，可被理解为他精神分裂的镜像，面对那个既让他畏惧又使他入魅的“能指”，他泛文的情怀一片荒芜，了无“所指”，致使小狼这个空洞的“能指”孤零零吊在虚张声势的锁链上，最后蔫然垂萎下来。这样看来，那些关于“狼性”如何伟大的冗论，也就不值得在此一一驳斥了，因为小说作者的思想亢奋基本上源于他主体的无能和缺乏行动。在他一再地意淫强悍狼性的同时，他的残缺之灵已早泄得肮脏猥琐，一踏胡涂了。
从后知青书写的插队怀旧，到伪环保文学的模拟失当，恋狼症患者在妄想的破灭中照见了自己扭曲的嘴脸：陈阵处死了小狼，他在他所排演的恶作剧中斩除了他的野心，好比一个性无能者以自宫的方式了结了自己的缺憾。
三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谈这本书涉及到“后寻根”方面的问题。寻根文学与知青文学有一定的重叠交叉之处，它的出现因素很复杂，其中既有探寻民间文化资源的欲求，确立地域文化特色的经营，也有重构民族文化传统的努力，更有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下要创出本土先锋作品的尝试。这种四处探寻的实验写作首先是文艺摆脱了延安窑洞文化政策束缚后自谋生路的一个标志。寻根的起点是“无根”：甩掉了为工农兵服务和政治挂帅的假根，自谋生路的作家感到突然从家畜状况转向野外觅食的新鲜，他们恍若神农尝百草，从山野巫风、荒村陋习到强悍的边塞民族景观，对于在此前三十年受到政治压抑的各种亚文化现象，他们均以采风的方式进行搜罗，竞相把从前被贬低为迷信、落后、封建等旧社会尘封的事物发掘出来：或从中深挖国民性的病根，或试图勘探出某种民族复兴的生命力来。寻根小说带动文化寻根热，寻根派不但迷恋文化，炒作文化，还试图从文化破解中获得某种魔戒般改善现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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