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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作为一个写作者，有时候，我非常讨厌与“政治”相关的写作提纲，倒不是因为害怕政治警察的缘故。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批判极权主义政治，或者试图去建设什么，都是一门非常专业的学问，我总是担心自己有限的知识会搞出一些低级笑话。事实上，每当我不是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而是从一个读者的眼光去审视我之前发表过的东西，通常会有一种挫败感，仿佛将自己幼稚肤浅的一面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令人难堪和显得不自信。第二，也是最为主要的一点，时刻将目光盯在“政治”上面，无形之中把自己的视野压缩到一个非常狭隘的水平，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头脑中浮现出来的都是有关哲学、政治、社会和历史领域方面的简单概念和各种标签，甚至连呼吸和言语的腔调，除了“政治”之外，几乎难以对其它事情提起兴致。很显然，这是枯燥并且乏味的，我深切地感受到我的生活其实并不存在“生活”的影子，我在无意之中忽略了它们，疏离了它们，因此，在潜意识里，我都在时刻提醒自己需要改变。我甚至曾想到过放弃写作的念头，因为这类文章不可能通过文化审查制度面向社会开放，只能局限于某个异议的小圈子内部，在地下流传，最多出现在秘密警察的案卷材料里，况且写这类文章几乎赚不到什么钱，而人，总是需要面对一些比写作更为实际和迫切的具体问题。
也有过一段时间，为了能够延续写作，同时又能转移注意力，我调整过自己，换一种方式去构思和进行写作，写过一些其它的东西，比如，诗歌、随笔、短篇小说之类的，我曾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最底层，在那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们中间寻找写作的素材（事实上，这并不存在任何障碍，因为这恰好是我目前所在的位置），然而，一旦往深处聊，最后却总是会不自觉的绕到“政治”上面来。事实上，对于无权者们而言，他们缺乏的只是权力，却并不缺乏对生活本身的体验和对于外部世界的经验以及想像力，政府总是试图把它的那一套事先规划好的宏伟蓝图强加给整个社会，试图说服人们相信这些东西就是生活本身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然而，宣传毕竟是宣传，哪怕是再生动、再煽情、最贴近生活本身的宣传，也永远代替不了生活本身，这是世界上所有的政府运用它的强力和公共资源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一个全面去政治化的社会同时权力的触角无所不在的社会现实两者之间达成某种暂时的平衡，注定了真实的语言总是带有政治的成份。
“社会总是在进步的”，一位安全部门的年轻警官曾经这样劝导我，论及他对社会的认识。是的，今天，我们再也不必担心私下购买了一台复印机会被监禁起来，但与此同时，你十分清楚的意识到哪些东西可以复印，哪些东西必须明确加以拒绝；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用电脑来进行写作，但是你同样清楚的意识到哪些文字是可以写的，哪些文字是需要含蓄隐晦表达的，哪些文字是被严格禁止的；今天，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与此同时，警察机关的公务警车也在成倍的增长，最基层的警察职数由原来的三五人扩增到几十人，人们对政府的敬畏之心也在增长，同时，权利和法律意识也在同步增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高呼“革命”口号的游行示威、公开的暴力与逮捕几乎已经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冷漠、隔绝、千人一面以及精致入微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操纵，压力从外部的“客观存在”世界转移到了人的内在，缺乏安全感和恐惧依旧是社会常态。在这种情况下，“进步”失去了它本身应有的积极意义，变成某些人推卸更高的社会责任、懒惰以及搪塞另外一些人质疑（比如说，作者本人）的一个心理借口。
事实上，社会总是要进步的，因为全世界都在进步，在我们印象中象征贫困落后的一些非洲小国的工资水平都已经超过了我们，甚至连越南人都有资格用卓别林式的反讽来嘲笑我们，政府不能说服全世界和它自已（因为它的“先进性”）我们之所以不能进步的理由。然而，这个制度一些最本质、最内在的东西并未发生任何改变，恰恰相反，正在朝向它的权力中心最原初的部分迅速地退却，最原初的东西是什么呢？当然是指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它的意识形态。据说，胡锦涛先生曾经讲过：“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要学习朝鲜、古巴。”站在极权主义的核心权力代理人的角度，胡锦涛先生的观点是对的，这是经典的PC主义“新语”（政治正确）。而对于我们来说，与极权主义作斗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与它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这也是对的。双方的分歧，不在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政治制度之间的斗争，而是人类反抗一台操控他们精神和灵魂、试图征服一切的强大的极权机器之间的斗争。
什么是“社会主义”？在我看来，它意味着这样一些基本的政治原则：
第一、它以集体主义作为其核心的价值观和指导原则，是集体主义思潮中最重要的流派，在其中，个人是不被认为有任何价值的；
第二、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它强调消灭私有制，实行财产的公有制度。
第三、它需要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以此来提高效率（某种程度上它做到了），同时，这种组织化不是没有意义的，它许下誓言会给人类带来一个完全自由平等的终极社会形态（意识形态）。今天，它已经不再强调这一点了；
第四、它要求一个强大的政党组织（或政府）来履行这种组织社会的功能，这个组织（或政府）可以用强力驱使任何人做任何事情，因此，纪律与服从是它得以延续的命脉和灵魂。
什么是“民主”？同样地，在我看来，它意味着这样一些基本的政治原则：
第一、它是一种以个人为本位，强调个人价值的价值观，它的对立面是专制和政治独裁，并非某种意识形态或宗教教义；
第二、它是一种手段，是保障个人自由的一种统治形态、秩序和社会结构，防止政府或其他组织利用暴力或其他工具压迫、奴役人类；
第三、与此同时，它本身又是目的，一种权利，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第四、它强调任何政府或其他组织不能侵犯个人的私有财产，这是实现个人自由的基础。
只要通过简单的比对，人们就会发现两者基本上相似不多，它们之间有着无法调和的内在冲突，早在19世纪，法国政治学者德-托克维尔就十分清醒地预见到这一点，他在1848年曾写道：
“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通过60年以来一系列的政治实践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灾难，到今天，“社会主义—民主”这组政治词汇已经变成一个令人忍俊不禁的政治笑话，但是，将“民主”引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根源却并未疏理清楚，比较典型的是谢韬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老人家前不久刚去世，本人有幸参加了谢韬先生的追悼会，希望能与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作一些思想理论上的商榷。
谢韬先生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中将当今世界较为注目的政治制度划分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类型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包括中国）；第三种类型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谢韬先生将20世纪末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在很多欧洲国家取得执政权归结于“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胜利，我个人认为，从本质上，谢韬先生并没有跳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论以及历史法则的思想束缚，在我看来，欧洲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取得执政权，恰恰在于这些国家有一个尊重普世人权、法治和良性的民主制度，这只是民主政治下的一种政治常态，而非某种“历史法则”或者“必然性”的胜利，换句话说，这种政治现象之所以存在，应当归结于“制度”的成功，而非“主义”或者意识形态的胜利，即使将它归结于某种“主义”，我认为，这组政治术语的搭配：“民主社会”——“主义”比“民主”——“社会主义”也许是更为合理的。
那么，我们到底需要改变些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我们肯定不是要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或者“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今天我国的政治制度正是资本与“共产主义制度”政治联姻的产物，我们因此受害弥深，并且这个噩梦还在延续。但是，我认为，自由的市场经济是有必要的，相比之下，只有它才能充分发挥人类的创造力和潜力，积极的社会参与和鼓励竞争，是一种比较适合人性的经济形态。
其次，在所有权方面，我们并不需要确立“私有制”的地位，“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区分只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语言，早已过时。但是，我们需要强调基本的权利保障意识，即：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政府和其他任何组织团体不得运用强力任意剥夺或侵占公民的财产，这是个人自由最起码的基础保障。
第三、我们需要一个自治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自由社会，这是人类作为一种存在主体，是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大自然的其他生物物种以及和宇宙天体的运行和谐共处最为贴近的存在方式，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具体形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政府、法治精神和人的权利，相反，政府的职能在于维系这样的政治环境和基本秩序，为人类天性的自由拓展提供制度保障，服务于人类生活。
第四、我们需要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多元化的价值体系，在其中，任何思想都能够有存在的空间，而不是一种封闭的、唯一的、用于教化的主导意识形态或思想理论，无论这种意识形态或理论有多么高尚美好，它最终都只会为专制主义的横行作铺路石。
事实上，我发现自已的写作经常陷入到一个悖论之中，很久以前写过的东西，发现今天又要翻出来重新阐述，所引用的论点和论据基本上大同小异，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同样的问题又要翻出来再阐述一遍。放大到整个写作群体中间，就会惊奇的发现，我们今天所写的东西，与上世纪80年代的写作者，甚至与1957年代的写作者一样，都是引征同样的论点和论据进行写作和言说，虽然，我们周围的政治标语从“人民公社”换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最高领袖的席位从这一代人传到了下一代人，下下代人，领袖们的目光也许从古巴的卡斯特罗先生投向了缅甸的丹瑞将军，但人们头脑中核心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大的改观，他们存在的意义仅仅扮演着某种形式的纪念碑的延续。这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轮回之中，意味着我们今天日历上所指向的日期，可以是2010，可以是1980，可以是1957，这些年份是可以任意替换的，只是更换了地点，更换了环境，换了一群人，在做着同样的事情，重复同样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的时间流其实始终处于某种静止的停顿状态，这是一个属于古老的意识形态范畴的故事，只有当人们在争论它的时候这一悖论才会清晰的呈现在我们眼前，变得如此真实和有意义，也许，只有从事沉思写作的人才会发现这个隐藏在人们日常生活和经验之中的巨大秘密。
如何跳出这一历史轮回的巨大悖论？显然，前面的道路是漫长而又难以预测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历史的车轮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但是，历史之所以生动和充满想像力，同样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态度。
这是一个生活在2010年代的写作者在时间指向1957的时候写下的东西，供后人参考。
参考书目：
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
伊凡—克里玛等著 景凯旋 编译《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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