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从小时候，诺贝尔奖就对我有莫名的神秘感和吸引力，总觉得获得诺贝尔奖的大概就是一些高山仰止的人物，是要写进教科书，被人们世代崇敬的。我们这些凡人只能远远地隔着文字臆想他们对人类的贡献，抒发对他们的感情。

改革开放后，我们也目睹了中国在经济和科学的进步，但是诺贝尔奖却距离我们越来越遥远。读大学时，看见西方以及苏联人士获诺贝尔奖如探囊取物，包括日本、印度这些我们的邻居都有进账，作为学生是既不理解又不服气。难道诺贝尔奖真的就像我们的政府欲说还羞遮遮掩掩暗示的是被西方几个国家把持了的吗？

1989年3月10日，这个时间大家可能会想起什么。不错，这个时间距离八九民运爆发只有一个月零几天了，如果知道我现在身份的人可能会猜测我当时在做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反政府”的勾当。其实我当时只是北京理工大学一个普通学生，既不反动，也不算很活跃。我在学校学生组织“京工物理学社”担任宣传部长，任物理学社顾问的我们学校的王教授（名字记不得了，我也没见过他，不过听说也是物理学界高人，只比泰山北斗矮一点的山和斗了）给我们几个拿了在北大颁发第一届中国物理奖的票。我们几个毛头小子兴冲冲的跑到北大电教楼，以为有很大的规模，结果稀稀拉拉的坐了三四十人。

记得第一届中国物理奖的获得者是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一班物理界大佬坐在主席台上，阵容倒是很强大，严济慈、钱三强、王淦昌等，有的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有的是“两弹”元勋。不过这么大名头（据说是中国物理界最高奖）的奖项，奖金只有一两千元，四个奖还有一个没评出来，其中一个获奖者居然是骑着破自行车在门口向我们问路的，怎么看都像不得志的车间技术员。几个泰山北斗一点都不为如此稀少的奖金脸红，他们只是过来演戏的，然后就自然地吹到诺贝尔奖，都信心百倍的说中国五到十年一定会得诺贝尔奖，因为中国的国力有很大提高。看得出来他们对中国人没有得诺贝尔奖很是耿耿于怀，并没有“我们不稀罕”的大义凛然的觉悟。只是回想起来，他们的自信从哪里来的，我现在都不清楚。

随后我参加了八九民运，从纪念胡耀邦开始，罢课、游行、绝食、静坐、堵军车什么事情都干，直到成为阶下囚。我的心高高低低起伏不停，八九民运也就像把我扔进炉子和冰窖，让我体会了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严酷。91年出狱后才知道，89年柴玲作为学生领袖被提名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而达赖喇嘛则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柴玲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不让人遗憾，虽然八九民运轰轰烈烈，但是一次学生运动的成果显然是有限的，一个学生领袖的作用更加有限。更莫说当时包括柴玲、王丹这些学生领袖基本都不成熟，如果诺贝尔奖发给柴玲，那么实际是鼓励作秀的人了。在我想来，诺贝尔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魔力，就是它非常慎重，它鼓励的是终生的追求。至于达赖喇嘛获奖，有的说是诺贝尔委员会对中国民间运动的另一种形式的补偿。但是我却很难接受这个一厢情愿的推理。我很难相信八九民运和西藏的事情可以有什么交换补偿的可能性。恕我浅薄，我当时对西藏以前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后来才逐步了解了一些达赖喇嘛和西藏历史的事情，我不相信诺贝尔奖是胡乱发给达赖喇嘛的。

2000年10月我在家乡承办一个名叫《遂宁文化报》的内部刊物，主要是解决生计问题。一天我看见《四川工人报》刊登了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我当即决定将这个消息转载在《遂宁文化报》上，并放在最显眼的报眼位置。此时遂宁正在开“张船山全国学术研讨会”，这是我们当地政府的一件大事。我们这个报纸受命要刊登很多关于会议以及张船山资料的文章，所以每个与会者的资料袋里就有一份登载中国人高行健获得诺贝尔奖消息的《遂宁文化报》。这下就炸开锅了，国保就追究我的上级的责任，认为是一起很严肃的政治事件。问到我，我就说是转载的，并将转载的报纸给他们看。结果所有报纸全部收回，而我也成为这个内部刊物短命的末代执行主编。这件事告诉我，诺贝尔奖不一定是中国政府想要的东西，还得看这个获奖人是不是他们喜欢的。

最近十多年来，魏京生、天安门母亲、胡佳、高智晟、陈光诚等众多中国民间人士走向角逐诺贝尔的舞台，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诺贝尔奖一直与我们擦肩而过，不能不让人遗憾。

中国经历了民主斗士孤军奋战到众多民众参与、维权运动高涨的演变，中国民间反对运动已成雏形，我深深感到中国民主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同时我也相信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事业、宪政民主事业也有越来越多的认识。《零八宪章》的撰写和发布显示了中国民间运动的精神上升到了一个从未有的高度，这个高度是我们在孤军奋战黑夜摸索一直期望寻找的，我们知道它在那里，可是我们却无法把它勾画出来，我们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只能描述它的身体的一个部分，却无法将它的绝世风姿展示于世人面前。即使有人高屋建瓴，但却不能形成一个大家认可的路标。《零八宪章》以雷霆之势登台，在短短时间之内俘获上万民众的心，在一党专制的国家内这是不可思议的成就。与《零八宪章》出台一直并驾齐驱消息的还有刘晓波被捕的消息，刘晓波成了因为《零八宪章》被判刑的唯一替罪羊，也成了《零八宪章》的代言人。

对刘晓波我们都不陌生。86年他就成为中国文坛的黑马，因为他大肆批评中国文坛的假繁荣。八九民运风起时他闯关回国，并在香港发表了引来争议的“三百年殖民地”的言论，到现在还有许多人抓住这句话不放。他和周舵等人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被称作“四君子”。他尽力避免学生流血，并在弹雨纷飞中与戒严部队谈判，在被捕后坦言在天安门广场他没有看见死人。由此许多人将他视作温和派，恶毒者斥其为走狗。

我与晓波在八九时期没有接触，我只是在广场听过他关于罢免教委副主任何东昌的演讲。91年跟他打过不算很少的交道。他那时应该住在大钟寺，而我则住在双榆树工自联于子君借给我的一个电梯公寓里。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晚上都过来和我们聊天。此时是他人生的最低谷阶段吧。他解释了说出“三百年殖民地”是由于地处香港这个特殊的位置，他也解释他说出这句话就觉得不妥，但是他绝不后悔，因为他觉得这句话包含了他认为很绝妙的意思。我知道他是从事文学的，有些话是不能从字句的表面意思来理解。虽然这种方式有些让人不大理解，但是我不得不说他是一个很真诚的很直率的人。比起那些四平八稳凡事都引经据典符合上意的人来说，刘晓波能给我们更多启发。

刘晓波同时也是一个没有城府的人，他跟我们在一起时总是光着上身，穿着一条短裤，不符合我心目中博士的形象，不是那种道貌岸然一丝不苟的文人。他是一个不懂得掩藏自己喜怒和情绪的人，他可以跟车夫喝酒并痛快聊天，也可以跟我们这些小兄弟打架。一个也是从秦城监狱出来的朋友帮周舵做事，大概刘晓波觉得这个人有些事情没有做好，可能导致周舵亏本就打了这个人，而这个人本来非常尊重刘晓波，就觉得很委屈。有一天，也是在我那里，另一个学生就说，晓波，我们是看周舵老师的面子，不然我们这帮小兄弟就打你了。他听的一愣一愣的，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性。也许在他心中我们和他都是兄弟，打架也是家常便饭吧。

92年我因为组党进去了，直到95年才判下来。刘贤斌来南充探监，偷偷塞给我几张纸，告诉我是刘晓波写的。这个《牢记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的倡议写的非常好，不管文笔还是政治眼光都是我见到的最好的，特别是宪法法院的提出，是我还从没有听说过的。我知道晓波日子一定很艰难，在中国，特别是北京，刘晓波暴露在警察的枪口下，他做这么多事情需要很多的勇气。我不禁为他担心起来。果然他后来被劳教了，我不知道对一个博士怎么劳教，难道他没有学问，或者他道德败坏？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对刘晓波的惩罚！

刘晓波今年获得诺贝尔奖，我要说的太多，不吐不快。

其一，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一个在中国监狱服刑的异议人士，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大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民运人士长期独立思考和斗争的认同，是刘晓波的荣耀，也是中国大陆坚持良知、捍卫人权、追求民主所有人的荣誉。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的问题上海内外存在一些分歧，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同时我也想提醒大家，我认为诺贝尔和平奖不是奖给完人和圣徒的，刘晓波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有缺点的人，但他二十多年的经历和成就表明了他是一个有良知有追求不畏强权的勇士。我们相信诺贝尔奖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是慎重而有根据的。中国可能有许多人有资格问鼎诺贝尔和平奖，每一个异议维权人士获奖我们都有理由欢呼，而不是为我们看好的人选落榜而沮丧。

其二，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说明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中国民间人士的努力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将对中国的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产生深远影响。但是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为契机马上就出现新的一波民主运动是不可能的。社会运动是力量的对比，需要更广泛的民众基础。因此我们决不可妄自尊大，以为时机成熟而冒进，诺贝尔奖花落中国效果是长远的，我们不能希望它一朝一夕就发生效果。

其三，当局不大可能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去扑灭由刘晓波获奖引来的民主之火。几十年的经验让他们明白了，这么做是徒劳无功的。就像刘晓波先生一样，二十多年中，他们对刘晓波采取了各种手段，花费了无数金钱和人力，结果刘晓波依然不改初衷，成为了世界知名的异议领袖。而且现在中国社会矛盾突出，上访的、拆迁的、法轮功的、基督教家庭教会的等等，无一不是他们无法面对的死结，中国的维稳费用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国保、警察力量严重不足，所以刘晓波获奖，他们也就是按照上级意思，做一下阶段性的控制，不要让有司丢太大的脸就行了。

其四，同时我认为刘晓波获奖仅仅是国际社会对以刘晓波为代表的中国异议人士的努力的一种肯定，是对中国政府拘押异议人士的一种谴责，是对《零八宪章》所代表的宪政民主精神以及刘晓波一直提倡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社会变革道路的肯定。并不是说刘晓波是中国异议群体当然的领袖，他所坚持的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社会变革需要更多负责任、有理想、有智慧的领袖涌现出来，为中国社会民主转型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也就是我们还需要在具体的民主转型道路上不断摸索，相互砥砺，求同存异。刘晓波获奖不是一种思想的胜利，而是一种精神获得广泛承认。刘晓波获奖不应该成为各种思想道路的分界线，而是各种力量、各种思想、各种道路融合交汇的开始，只有这样，中国的未来才能充满希望。我相信中国的异议群体是充满智慧的，是懂得相互尊重和宽容的，因为激励他们不顾危险数十年如一日走在这条狭窄的道路上的是他们无比宏大的爱心。

其五，我也注意到有的人用倡议的方式建议将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的奖金捐出来成立基金。虽然从我对刘晓波的了解他大概会这么做，因为他对物质不是很看重的，为“六四”正名和推进宪政是他毕生的追求。但是我觉得在刘晓波身陷囹圄，奖金八字还没有一撇的时候，外人不该置喙。这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虽然我们可以分享他的荣誉，但毕竟奖金是明确颁给他本人的，他对奖金具有完全的处置权。如果在刘晓波不能参与的情况下不管是倡议还是建议对奖金的处置实际是没有尊重刘晓波的权利，是用道德来绑架他，这跟我们建设公民社会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


2010年10月15日星期五写于遂宁市西山路玫瑰上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