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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出，中共官方喉舌在沉寂了一个星期之后，由新华网发表了一篇题为《诺贝尔和平奖是西方给刘晓波的政治犒赏》的社论，对刘晓波和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极尽攻击和辱骂之能事，这是一个非理性的、垄断权力的、狂妄自大的政权的必然反应。 而中共当局所能找到的似乎最能抹黑刘晓波的材料，就是刘晓波在八十年代提出的“三百年殖民地说”。
新华网的这篇充满文革文风的文章，首先以“阴谋论”来定义此次刘晓波的获奖：“二零一零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刘晓波——一名因触犯中国法律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这种亵渎法治的行为，与诺贝尔设立该奖时的初衷格格不入。人们不难嗅出其中暗藏的西方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阴谋。”可惜的是，长期浸淫在毒奶粉、毒疫苗、毒粉丝、地沟油、鸡肛油之中的人们，早已嗅觉失灵。他们不仅嗅不出“其中暗藏的西方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阴谋”，反倒看到了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恼羞成怒和气急败坏的丑态。中共政权“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既没有统治的合法性，也早已民心尽失；而多年来坚持批判中国专制主义的传统与现实的刘晓波，揭露毒奶粉、毒疫苗、毒粉丝、地沟油、鸡肛油背后的制度原因的刘晓波，才是中国民众所尊崇和信任的代言人。
“六四”屠杀之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自由、人权、宪政、民主等普世价值面前节节退步、溃不成军。中共之御用文人深知，在批判刘晓波的时候，不能直接批判他所倡导的普世价值，所以只能祭出民族主义的大旗来：“作为中国人的刘晓波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大肆谩骂中国文化、鄙视中国人种，主张‘全盘西化’。他还公然主张：‘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中共宣传部门最拿手的把戏，就是给对方扣上一顶“卖国贼”的高帽子，尽管古往今来割让中国土地最多的正是共产党政权。
这篇社论的最后结论是：“一个如此推崇殖民地历史及文化的人有何资格和诚意大谈‘民主’、‘自由’！可见，无论是大肆宣扬‘殖民地’理论，还是极力推崇西式民主和自由，均是刘晓波不顾自相矛盾急切切向西方主子‘献媚’的八拜九叩，而诺贝尔和平奖正是西方主子扔给他的政治‘犒赏’。可以看出，刘晓波也是个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他竭力想帮助西方主子维护西方霸权，让中国沦为西方的附庸。”一介书生、手无寸土的刘晓波，连自己的家都是岳父岳母借给他居住的，哪里有“国”可卖呢？真正卖国的是难道不是中共历届党魁毛、邓、江、胡诸君吗？昔日之中共从苏俄那里拿钱、拿枪，充当苏俄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工具；今日之中共打造全球最大的血汗工厂，成为与西方大资本家翩翩起舞的“舞伴”，他们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卖国。
为了破除中共妖魔化刘晓波的企图，就需要对刘晓波的“三百年殖民地说”的来龙去脉和具体语境作深入和全面之了解。当时这一观点即备受争议，刘晓波的回应是“断章取义”，但表示“无意收回”。此一言论，出自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结束在挪威的讲学，应夏威夷大学之邀，途径香港，逗留几日，接受《解放月报》（后改名《开放》杂志）主编金钟的采访。那时的他年仅三十三岁，已是名噪一时的“文坛黑马”。访问者、香港著名媒体人金钟在编者按语中说：“这篇访问中的刘晓波，没有表示一点学者的拘谨和斯文，而是更像一名顽强地表现自己观念的‘愤怒青年’或‘思考青年’。他的激烈和尖锐来自于世界观的成熟，他的勇敢无畏则显示了和中国思想界主流派的深刻代沟。”
在这篇访谈的最后部分，刘晓波先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然后是殖民主义的正面成就作了相当之肯定：
问：你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处在历史的甚么发展阶段？
刘晓波：还没有走出农业文明。
问：是不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刘晓波：必须补课。
问：那么，今天中国的路线还是顺着农业社会的惯性在走？
刘晓波：是的。不过，它在调整它的专制，因为它面临危机。
问：中国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造吗？
刘晓波：不可能，即使一两个统治者下决心，也没办法，因为没有土壤。
问：那甚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
刘晓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才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问：你是说，中国还要走香港的路？
刘晓波：但历史不会再给中国人这样的机会了，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了，没人会愿意再背中国这个包袱。
由此可见，“三百年殖民地说”是刘晓波第一次访问香港的时候，震惊于香港的自由、鲜活、富足之后发表的感叹。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一百年来，没有发生过政治运动、阶级屠杀，从一个贫瘠的小渔村一跃而成为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文化多元的“东方明珠”。刘晓波感叹说，他在香港停留五天的体验深入骨髓，“香港是一张从未停止咀嚼的大嘴”，“香港打碎了人人陶醉其中的虚构”。 一个多世纪以来，香港是华人世界中最稳定、最自由、最富裕也最有活力的地方，同样是华人社会，为什么大陆与香港的发展程度若天壤之别？可见，并非中国人的人种有问题，而是专制制度扼杀了民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专制制度必然带来贫穷、饥饿、屠杀和死亡。
“六四”之后，中共当局迅速炮制出一本批判刘晓波的书《刘晓波其人其事》，发行数十万册。试图以此抹黑刘晓波，却没有想到书中作为批判材料“附录”的刘晓波的原文，居然成了我这样的少年人最宝贵的启蒙读本。该书收入刘晓波在香港撰写的《但愿香港永远是世界的自由港》一文，并在“本书编者按”中指出：“刘晓波曾经提出过一个要中国‘当三百年殖民地’的卖国主张。在此文中，刘晓波极力美化西方殖民主义，胡说‘英国人的殖民化’给香港带来了‘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由此又造成了‘香港的商品化’。” 这段文字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如果不是“英国人的殖民化”，香港的“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以及“商品化”等各项骄人的成就，究竟从何而来呢？如果香港一直在从满清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下，它也许依然只是一个边陲小渔村而已。
二十年之后，刘晓波不再是昔日那个愤世嫉俗、好发狂言的激进的文学批评家和社会评论家，而成为一名理性的、成熟 、温和的人权斗士。但是，他对于严重“政治不正确”的“三百年殖民地说”从不感到后悔，尽管这种说法刺激了许多“爱国贼”的伪善的自尊心，也让他长期饱受非议和攻击。在这一点上，刘晓波与英国作家、二零零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的立场惊人地相似。作为英国文化的养子，奈保尔对自己的英国中心观不加掩饰，执傲地既悖时有可爱，他通过他的小说间接地扮演了殖民主义辩护者的角色，而被一些左翼人士批评为“前殖民地的背叛者”。 刘晓波对作为殖民地的香港的礼赞也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毫无疑问，“三百年殖民地说”是一个基于香港的自由与富足的事实的诚实判断。香港回归之后仅十多年时间，港人对香港社会出现的各个方面的退化就倍感不满，如政改停滞、法治倒退、新闻自由度下降、经济滑坡等。在多次的民意调查中，认为“英治”胜于“中治”的港人占到六成以上。这不是说港人不爱国，而是表明港人不爱专制制度。香港之所以还没有被大陆完全同化，所依靠的也就是英国留下的制度遗产。不仅香港如此，当年曾经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哪一个不是政通人和、和谐富饶的国度呢？而英国留下的制度遗产，如法治精神、三权分立、保护私有财产、实行自由经济等，正是这些国家的立国根基。
奈保尔认为，将第三世界的一切麻烦归罪于殖民统治或当前不公平的经济秩序是无补于事的，正是由野心、腐败和大众的愚昧与残忍扭结而成的“自我殖民主义”，才导致了在那些“半生不熟的社会”中的、比动物界更为残酷的、人与人之间的厮杀。 在不正是在说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吗？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好大喜功，怎么会发生饿死三千万人的大饥荒呢？毛泽东根本不把民众的生命放在心上，甚至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中国不怕核战争，准备死三亿人！”而邓小平为了维持一己和一党之权力，调动野战部队，以坦克、飞机和机枪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和学生。他们才是将中国看作个人的“殖民地”的最残暴的“自我殖民者”。揭露和批判这些暴君及其依托的极权制度，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应当身体力行的工作。
中共的御用文人试图用“三百年殖民地说”来丑化刘晓波，殊不知，从昔日内地居民不惜以性命相搏偷渡香港，到今天内地的中产阶级纷纷选择到香港生产以便让子女获得香港特区的身份，中国民众用脚来投票的举动，证明了刘晓波说的是不折不扣的真话。在“活着，还是死去”、“自由，还是奴役”等问题面前，人民只有一种选择，就是选择活着，选择自由。“爱国主义”的魔咒在此时此刻全然失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美国人、欧洲人、香港人偷渡到中国来的，只听说过中国人偷渡到美国、欧洲和香港去的，这不验证了刘晓波“三百年殖民地说”的真理性吗？成千上万的人民前赴后继地跑到别人的地盘上去，不惜当“黑人”，打“黑工”，这难道不是“宁愿做他国的非法移民，也不做共产党统治下有名无实的‘公民’”吗？
刘晓波只是将一般人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却不敢说出来的意思全都挑明了。其实，相似的看法，习仲勋和邓小平等中共元老都曾在其他场合表达过。如果要批判刘晓波的话，先从批判习仲勋和邓小平开始吧。以习仲勋为例，在习近平获得王储的身份之后，他的父亲、因反对“六四”镇压而被冷落多年的中共以故开明派元老习仲勋的事迹，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官方媒体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纪念习仲勋，其中有一篇是习仲勋的女儿、习近平的妹妹齐桥桥的访谈。 齐桥桥在父亲晚年随侍多年，她谈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文革”结束之后，被监禁了十六年的习仲勋终于复出，南下主政广东。有一次，习仲勋面对偷渡被抓的广东农民时垂泪不已。
那时，正是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时期。经过十年动乱，民生凋敝，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很多人试图偷渡到一河之隔的香港去寻求“人间乐土”。幸运地逃走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偷渡客不是陈尸河中，就是被抓捕回来。根据当时的规定，被抓的偷渡者要统统送到收容站关押。当年八月，全省就发现并抓获偷渡外逃人员六千七百零九名。鉴于事态严重，习仲勋多次深入到宝安和香港边界视察。当习仲勋实地察看收容站时，时值盛夏，收容站条件很差，农民们被捆绑着像猪猡一样关在一起。看到这些偷渡不成反被关押的骨瘦如柴的农民，习仲勋情不自禁地哭了。他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而且，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用一种敌我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而在深圳纪念特区三十年的喧嚣之中，广东学者余以为在博客中撰写了一篇题为《深圳尚欠一座逃港遇难者纪念碑》的文章。 作者指出，德国有座柏林墙，中国有条深圳河。粤港边界上的偷渡逃港事件，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零年代末期未曾停歇过。那个时代的广州，群众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不少孩子从小便被家人教导“好好炼身体，日后去香港”。有人曾统计，在排名前一百名的香港富豪中，有四十多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内地逃过去的，例如曾宪梓、黎智英。然而，在这数百万成功逃港者背后，究竟多少溺亡在泅渡途中的偷渡客？《袁庚传》中记载，袁庚初到蛇口时，见到那片可以遥望彼岸的海水中，漂浮着逃港遇难者的尸体，他们的头颅甚至被当地大胆的青年当球来玩耍。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逃离者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复出后的邓小平视察广东，广东省将逃港事件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他面前。据说，邓小平沉默良久之后说了两句话，一句是“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另一句是“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邓小平毕竟比金正日明智些，没有用铁丝穿过被遣返的“脱北者”的手腕，并像蚱蜢一样拴成一串，关进集中营。一九八零年八月二十六日，深圳等经济特区正式诞生。二零零零年，邓小平雕像在深圳莲花山上树立起来。对此，余以为感叹说：“不知道何时，深圳才会把逃港遇难者纪念碑补上，没有他们的英勇牺牲，就没有深圳特区，就没有改革开放。”
不是吗，从邓小平到习仲勋，都在为刘晓波的“三百年殖民地说”背书。奉劝那些妖魔化刘晓波的御用文人，一定要留意，不要将邓小平和习仲勋等大佬也拉来为刘晓波陪绑，那样的话，你们的饭碗就保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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