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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秋石客是在网络论坛中崛起的很著名的左翼思想者，他赠我所著的《新思潮》，嘱我评论一番。
对我而言，因岁数所限，顶多对改革时期有所体验，而对文革则能有一种来自传承的“无因的爱与恨”。所以我喜欢和文革人物交流，进而窥探文革带来的震撼与“内在真理”。我不喜欢一种城墙高筑壁垒森严的意识形态自我强化，于自由主义也是一样，而喜欢去探险，去厘清边界。我经常翻动顾准的日记，或者朱学勤的《风声、雨声、读书声》此类较原汁原味，带有生命体验的思考书籍。
我常标榜自己“读书外之书，想先贤未曾细想之处”，更倾向于以书作为桥梁，去读“作者本人”，更倾向于与“作者本人”对峙，探测其意图：为什么如是说，如果是政治读物，那么就会考虑其政治性。如此可以抖落这样一种负面限制：纠缠于说了什么。秋石客的《新思潮》我也是如此对待。我把它放在当下语境中去评论。
对人心和政治而言，有一种时间的魔术。例如僭主，只要掌权足够长时间，并且称延续下去，就成为一个国家或者城邦的奠基人，受世代香火。时间越长久，越古老，越有政治权威。
我在《邓小平百年祭》中说，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谁更有可能被集体记忆美化成中华民族的神。要知道虽然毛泽东现在是不良资产，但是随着时间的流失，肉身和思想分离，不良记忆也逐渐淡忘，毛完全有可能变成神，尤其是对遭遇生存危机的社会底层来说。本来乌托邦就是回归大地子宫和黄金时代的冲动，毛时代很容易成为意愿中的黄金时代。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就像吸毒，吸毒固然有害，但是却“关怀”着无可依靠的人们。
忘记时间的魔术而来谈论的政治，那就有可能是意识形态分子的刻舟求剑。政治方案本来是特性历史时期的“真理”，等到产生重大形势变更，如果沿着原来惯性前进，那就会掉进深渊或者阴沟。
有两种人需要一种以政治成熟的态度去面对，因为其内涵与过往完全不同。新兴起的底层毛左派，主要是从2003年开始的，作为改革受害者出现的，是基于改革的。当今的底层毛主义者，不再是改革初期80年代的极权左派。所有的一切，都被移到改革当中，都落入改革的彀中。而最极端的极权左派，也不再停留在对文革的捍卫，而是更多地转向对改革的批评，只不过是以一种较为极端的方式来批评。
这时候毛泽东的平等精神、与民生、政治自由的关系，已经作为政治信仰，而已经很少有专政的倾向。而且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回到文革，当下崇拜毛泽东思潮的正面意义，是由于时间的魔术发挥了作用。
而1949年之后的专政，就像毒奶粉中的毒素，已经在奶粉当中，也就是改革当中。80后是被改革成本转嫁的一代。在 80后身上体现出来的中国问题，已经成为首要的问题。四五一代是政治漩涡中的小鱼儿，是改革中的弄潮儿，而80后爱国青年的困境，首先直接接触到，并不是政治困境，而是社会经济带来的压迫。也就是他们是中国市场经济漩涡中的小鱼儿。80后是改革和市场化的产儿，同时也是改革的掘墓人。80后，是作为改革的牺牲品，被彻底抛弃的。作为改革的受害者，与农民工人一样，可以形成统一战线。80后因为是知识分子，可以为他们代言。 80后就代表当下中国主流，悲观和绝望已经成为主要因素。这也是由于时间的魔术发挥了作用。
文革之后四五一代的自由主义潮流不仅没有提供改革中产生的毛泽东崇拜者所需要的平等价值，而且将其判定为非理性和民粹，于是乎二者断裂开来。毛泽东作为崇拜者需要的政治符号，即使毛泽东很负面的，但是其作为政治符号背后的渴望与激情，是不能否定的，是需要引导的。可是四五一代拒绝如此引导。
没有母乳吃，那么就会吃狼奶。面对今天社会种种不公，能提供的批判性资源，来自改革和自由主义右边的太少了，或者太没说服力了，于是乎人们只能找文革。自由主义右边可以批评说，找文革当批判改革的话语不合适，但是自己不能提供合适的。
正如没有革命理论，那么底层革命爆发，必然动用邪教资源。一种强大而崛起中青年阶层，其找到的政治符号资源，通过鄙夷的方式，不能抹杀分毫，来自四五一代的鄙夷，反弹越大，反而会造成其野火越来越旺盛。最后会把四五一代最激进者送到火台上。
新毛主义者的重新带回危险性和恢复对过去的文革语境自然理解。改革是一个进一步产生自然状态的进程，就政治矛盾而言。新毛主义者以回忆文革政治性的方式，将这个本来面目呈现出来。去政治化，也会产生自然状态。呈现对官场经济和发展的批判，一种怨恨和渴望的表达。http://www.thinkershow.com一种站在改革的腐烂中，怀念文革的想法，只是印证出改革的腐烂，而无关于文革。对于他们，文革是改革的镜子。镜子不是生存。对于希望与渴望之洪流，不是说理能解决的，而是要引导或者提供替代品。当你陷入绝望之中，就知道所谓的道理，何等苍白无力。
我屡屡抨击吴敬琏等，动不动就以退回到文革相威胁。破船已过万重山，虽然即将沉没，但是断不可能重来一次文革。更长远的看，将来能重来的是，只怕要比文革更加可怕的崩溃和动荡。现阶段的“左倾”和“文革化”，话糙理不糙，致力于民生和改革成果的公平分配，是遏制将来崩溃和动荡的力量。而吴敬琏等极右路线，则是杀鸡取蛋，为了当下等级秩序牺牲未来，为未来崩溃和动荡添加稻草。
所以最应该遭到否定和批判的，并不是来自左边的新旧毛派，而是伪装成右边的改革派。当下还支持改革，就是拥护专制，就是残害人民。他们不能带来任何一丝一毫的实质性进步，而只会以虚幻的空头许诺，来帮助权贵展开掠夺。以一点丁的进步，来换取民众无限大的牺牲。
我在《2009年十大后改革人物》如此评价薄熙来：太子党中的强项人物，红与黑变奏曲主唱人。其主政重庆的思路，很明显有一种强烈意志，告别偏离改革意识形态和路线。经过改革的淬炼，薄熙来红与黑的变奏，对改革路线的隐性批判，不可能在回归于文革，而是超越改革，或者指向后改革。
发展不见得与尊重人权就是对立的，要质问谁的发展，谁的人权。发展仅仅是资本家和政府的发展，那么尊重底层民众的人权，肯定与之对立。当局会说不做大蛋糕，就没法供绝大部分人分享。为了做大蛋糕，原始积累，那么不得不得低人权。这一些话语背后都有一个受益者问题。是整体收益，还是一小撮收益？
这么看来，平等是自由的平等，而自由是平等的自由。这是托克维尔论述美国民主的时候的定义，而且是原教旨意义上的定义。
我一直在鼓吹“穷人的市场经济”和共同富裕。邓小平坚持在改革开放中走社会主义道路 ，有两种阐述的方向，一种是共同富裕，一种是专政。如果要继承改革开放的遗志，那么就要有足够的力量和话语，淹没专政方向的阐述。未来的革命必然打着改革未竞的目标旗帜，进行，例如真正的市场经济。现在的努力，仅仅为未来革命做铺垫。
当文革被置于改革之内，就可以创造性转化一种“人民改革”的新思潮，一种注重平等，加大直接民主，要求实行真正市场经济实现共同富裕事物的新思潮，它对文革的历史性现实进行灵魂剥夺，继承其可以继承的政治精神，扬弃其专政手段，同时接受私有经济与国有经济混合共和的局面。也就是通常说的“政右经左”。
也就是说，如有可能，新思潮将处在宪政与专政的对立之中。而社资左右之争，将成为次要的，并非决定性，而且可以兼容混合共和的争论，而不是将社会主义与专政二位一体，或者将资本主义与宪政二位一体。
秋石客的《新思潮》，择其大概，也在这种思潮当中，并且他在网络上的言说，对这种新思潮的推动，起了很大作用。就我的视野所见，有几个人在推动宪政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宪政。著名的改革派民法泰斗江平和华炳啸就推崇宪政社会主义，以谢韬为首的民主社会主义潮流，也可以贴入这个标签。还有仲大军、施晓渝的平民民主派，胡星斗的社会主义宪政鼓吹等等。著名政论家陈子明区分了专政左派，专政右派和宪政左派，专政右派，这种区分镶嵌入、并且引导新思潮（他本身不属于这个思潮）。
这样看来，来自文革造反派的政治精神，在改革中不断与其手段或专政性政治方案剥离，进而结合改革的带来瓦解性的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状态，体悟到极为接近美国宪政精神的文革政治精神，只有在宪政共和体制之下，才能更好得“道成肉身”。这样的精神嬗变历程，在改革初期的第一批改革派身上完成。可是第一批改革派借助于社资左右之争，结合文革的带来瓦解性的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状态，无法脱离社会主义与专政二位一体，或者将资本主义与宪政二位一体的历史语境，因此第二三批改革派滑向了改革教和资本主义拜物教，成为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信仰者。鱼头腐烂了，鱼尾成为较健康的力量。
这样的立场，可以当作整体进步的进程，可以简单的说成“中左靠右”，从而与极左专政断裂开来。我可以大概地说，仲大军等的宪政社会主义思潮，是“中右靠左”。这样也就和极右法西斯专政断裂开来。“中左中右”集结成一个板块，而试图将专政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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