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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研究中国当下情势及其走向的角度有多种，不同视角得出的结论也各有差异。当然在这差异中最极端的两头，就形同水火，别如天壤。极端两头的一端是“好极”，该端认为中国好到创造了人类的发展模式，开启了人类新航程，是人类的救主，“是人权状况的最好时期”，以致新近一些人出来跳脚吆喝起了“中国模式”。另一端“坏极”，则认为中国沦陷入人类有史以来最罪恶、最不公不义、最一无是处的时期，社会已经彻底崩溃，发展已经无以为继，非得全盘摧毁方可重建。得出这种天壤之别结论之原因除了中国复杂形势迷乱人眼外，个体主观动因也肯定在其中起着作用。当然这两极观点都在事实面前显得难于自圆其说。试想如果真好极了，那怎么会每天这片土地有人被逼自焚、跳楼？有数以千万计的上访者？有每年十数万起的群体事件？面对这种现实，任何一个稍有常识与理智者岂敢妄言“好”字？而另一方面，若的确坏到了极致，那现实怎么还会延续？民众的普遍物质生活水平在近二三十年来还有所改善？虽然这种改善于社会长远而言是福是祸尚难定论，但毕竟眼前是福，而祸尚未见，所以在民众中也还能听到一些认同的声音。由此观之，“坏”并没有坏到一塌糊涂，旷古绝今的境地，“好”当然是欺世谎言，不值得置喙。
然而中国当下社会究竟如何？这种“好极”与“坏极”说固然都难说是客观全面的评判，虽然最终的评判也只有等待历史的裁决，但面对中国社会出现这种形同冰炭的极端性评判的分歧，我们应该从中可以窥探到这个社会的吊诡与裂变。在这种怪异之中，我们应该回到一些常识或普遍性的事实上来，透过这些人人知晓、个个面对的问题，来把握社会变化的脉搏，以求得社会最大的共识。
在中国时下，不管社会各阶层有多大分歧，但有两个事实是谁都无法否定，谁都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其一、最近六十多年来的历史中，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能找出几个他本人，或他亲属，或他的师友没有受到过来自公权力伤害的，即蒙受过冤屈的？其二、中国这片土地上，时下能找出几个他们本人，或他们的亲属，或他们的师友中没有共产党人的？
我曾经带着这两个问题问遍了我所能遇见的人，他们中许多虽然此前并没有注意或思考这个普遍的现象，但答案无一例外都是“找不出几个人”。
我之所以觉得分析中国问题必须面对这两个最普遍的事实，不仅仅是这两个事实就在每个人身上，而且这两个事实中间有着矛盾相反的因素，揭示着事物复杂对立的两端。它们按照一般逻辑，原本不可能共存于一时，共存于一体，然而事实上这两个互相证伪的事实就共存于这个社会。
六十多年来，中国这片土地历经土改、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八九六四镇压、九九法轮功镇压，以及每年对异议维权人士打压，还有在发展名义下的有着诸多不公的企业转制、工人下岗，在城市化名义下的强拆迁房屋与强征土地。可以说，这六十多年来，中国这片土地似乎没有间断地制造着冤案，且一次次都是将一个一个群体权利剥夺殆尽，最终导致成千万上亿万的直接权利受侵害者。对此如果有人怀疑，只要睁开眼看看至今奔走在中国各级政府部门的数千万的访民，那就是这片土地冤情深重的铁证。
一个民族在六十多年的历史上，直接侵害了全民族的似乎百分之十以上的人的权利，这种侵害之广之深都是超乎想象的。这种侵害似乎触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无论贵为国家主席、或开国元勋，还是市井平民或僻乡百姓，皆无幸免之群，也无幸免之地。这种侵害时间上的持久与地域上的广泛都是人类历史所仅有的。因为纵使在古时战乱，也还有深山老林交通不便之地可避，而这六十多年中无论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概莫能外。在这种形势下，可以想见能有几人不受殃及？能有几人的亲属与师友可得幸免？所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自然是“找不出几个人”。
至于第二个问题，据现在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共产党员人数已经达到七千多万人。由于共产党统治六十多年来，一直将统治权延伸到最基层，无论城市的街道社区，还是农村的穷乡僻壤，皆是党统治触角所及之地，而发展党员是共产党统治的自然过程，如此下来，可以肯定在中国找不出某个街道或社区没有共产党的，同时无论在多穷乡僻壤之地，应该也难找到一个自然村中没有几个共产党人的。这种中共党员占总人口百分之五还多的情况，及其统治触角延伸到每个角落的方式，使中国找不出几个人或者他本人，或者他亲属，或者他师友没有共产党人的。
这样，在中国最近六十多年来的历史中，找不出几个或他本人或他亲属与师友没有受到公权力侵害的人，同时也找不出几个本人或亲属或师友中没有共产党人的，这是中难以回避的一对涉及到几乎所有人的普遍问题。由这对矛盾我们可以看到，问题一的存在就说明这个制度下的公权力对公民具有普遍的侵害性，所以这个制度是存在严重问题而必须要改的，即由侵害的普遍性可以看到制度变革的必要性。而问题二的存在，又同时说明着在如此侵害普遍的国度下，却有这么庞大的群体成为建立支撑这个制度的党的成员，这种普遍性又说明这个制度还依然得到庞大群体的认同与支持，这又从一定程度证明着这种制度延续的可能性与变革的艰巨性。这种侵害普遍性与党员的广泛性并存的现实，矛盾地注解出中国社会制度变革的必要与艰难。
这对普遍性矛盾固然是解读中国问题无法绕开的坎，但如果仅仅对这对普遍矛盾停留于外在形式的笼统分析上，我们仍然难于真切看到中国问题的症结，从而找到开启的动力。
事实上这对普遍的矛盾自身也蕴含着诸多矛盾的方面。首先，普遍被侵害群体的存在固然昭示了社会制度变革的必要，但这种普遍被侵害群体并非就是直接的现实变革力量，即被侵害群体与现实变革力量还有个差距，还有个需要转化的过程。通常而言，这些被侵害的群体可以分为几类：其一是怨天尤人类，即将自己不幸遭遇归咎于命运的不济，或反过来埋怨自己处理事物的不精明，或生不逢时，而不愿面对社会，从社会历史中寻找原因，发现社会制度性的问题，以至走上自怨自艾的认命不争境地；其二是个体恩怨类，即将个人不幸遭遇归咎于直接迫害自己的单位领导或同事，从个人恩怨上来寻找原因，却不愿或不敢从社会历史制度性症结上查找根由，以至最后陷在个体恩仇的争斗中；其三是通过自己不幸而反省社会制度性灾难的成因，从而发现导致个体不幸的深刻社会根源，认识到社会变革的紧迫与重要，进而投身社会变革之中，成为担当历史推动责任的改革者。
可见这种历史上造成的相同的不幸却会得出对不幸的不同的认识，显然第一二类人局限于自我或直接的恩怨中，而没有或不敢正视社会性原因，因此他们也不能成为社会变革的直接参与者与推动力，只有第三类的人通过个体不幸升华到对民族社会的忧思上来，进而认识到结束个体不幸只有改革社会制度，因而他们会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
其次，普遍被侵害群体对社会普通大众警示意义仍然间接且弱小，即一个时期的被侵害者毕竟是社会的少数，社会大多数都是旁观者与沉默者，虽然这些灾难降临于身边某人甚至亲人头上，但由于人的恐惧与软弱，常常产生灾难远离自己的麻痹与自慰，而没有强烈的灾难早晚必将降临自己头上的忧患意识。这样虽然从长远来看，无人可以幸免于难，但在某个时期的某个范围，大多数人却漠视着公权对少数人侵害的灾难预警意义。这种从长远无人可以幸免的严酷命运与现实灾难毕竟不是大多数承受的侥幸状况，使社会制度性侵权根源不能成为一个时代社会普遍的警惕与决心改革的动因，从而使制度性罪孽一次次反复发作，最终将社会蹂躏得千疮百孔。由此可知，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被侵害群体还并不直接意味着社会普遍大众对侵权的防范，也不意味普遍大众就会必然起来投身根除侵权制度的行列。也因此，社会如何将普遍性被侵权状况上升为普遍危机意识与致力革新动力？这显然还是个需要酝酿发育的过程。
所以，由中国社会六十多年历史中找不出几个或本人或亲友没有受到公权侵害的人的事实，固然说明中国社会制度变革的必要，但这并不就是说明有了现实变革的力量，即由普遍被侵害群体而变成普遍改革的动力还有个被侵害群体内部提升与对社会普遍民众警醒的过程。如果仅仅看到被侵害者的普遍就当然地认为这个社会具有的普遍的变革力量，那显然是天真而过于乐观的。
同样，另一方面，中共党员存在的广泛性、普遍性，这显示着支持现制度的组织性力量的庞大，因此常常被认为中国变革现实的阻力巨大。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无法变革，或者变革将遥遥无期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中国今天究竟谁在统治与共产党作为组织和个体的关系问题。
我曾经反复思考并和包括国保警员等体制内的人士探讨过，统治今天中国社会的究竟是共产党还是别的？应该说从我的理解与思考而言，统治当今中国社会的是权贵集团而非共产党。这有几方面原因：其一、权贵集团垄断了国家最大的自然与社会资源，事实上是他们主宰着这个国家，左右着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如近年来“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现象，房价屡禁屡涨现象，电信与铁路屡屡发生霸王条款现象，以及各地疯狂拆迁现象等等，这些都显示着中国已经为某些与权力结合的利益集团所左右。共产党组织、社会法制与中央也已经对此常常无能为力了。其二、共产党作为组织其章程与组织原则并没有得到贯彻，我们从近年来接连暴出的贪污腐化大案，从中可以看到共产党章程与组织原则对这些手握权力者是缺乏应有约束的，这批权贵集团是有一套完全超越于中共组织之外的运行规则的。就此而言，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也只是权贵借用的工具而已，是权贵借共产党之名来行垄断统治之实。其三、共产党组织中绝大多数是普通的党员，他们跟普通民众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在中共组织内也发挥不了应有作用，他们对社会也缺乏应有的发言权，可以说绝大多数普通党员在中共这个组织中除了承担着被统计的数字外，其他基本与他们没有关系。这些普通党员事实上也跟社会民众一样随时面临被权力侵害。如果笼统说共产党统治这个社会，那显然太冤枉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了。
另外就是共产党这个组织与具体党员的个人也是有区别的。我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几次我在饭桌上碰到共餐者谈论社会问题时，桌上诸君无不义愤填膺，大家在一通痛快淋漓地对社会问题言辞批斗后，我问他们中有否是共产党员的，居然发现不少痛斥现实者就是共产党员。更有趣的是，他们在痛骂现实中根本就将自己跟“共产党”组织区别开来，他们内心深处本能地只认为自己是个普通民众，是个受到侵害的弱势群体一员，对党与非党根本没概念。这种情况在中国当下社会绝非特例，甚至可以说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这其中的意味颇值得人深思。从这种情况来看，共产党是个组织，也是个名词，在很多时候它甚至成为一个虚拟代称，要么成为某些人肆意添加荣光的载体，要么成为一些人指责痛斥的一切罪错的载体。
可见对共产党这个概念不能简单用常理来看待，它既与统治中国权贵有别，同时与具体的党员也有别。如此一来，我们对七千多万党员的数字就应该有不同的理解了。这个数字虽然庞大，这个数字的分布虽然广泛，它几乎牵连到社会绝大多数人的亲人与友人，它也的确在一定程度反映着社会部分群体对现统治制度的认同情况，但它并不是一个整体划一的支持现制度而抗拒改革的力量。应该看到这个组织与权贵集团的区别，看到这个组织机构与个体党员的区别。通过这种区别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普遍党员存在的现实并不就完全决定了改革阻力。这种普遍性与现实社会统治的矛盾性在一定程度很可能使社会变革由形势上的阻力变为现实中的动力。
所以解开中国问题的纠结不是截然对立的两极现象，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变革动力与阻力，实际上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往往在变中蕴含着不变，而于不变中孕育着变数。所以在认识中国问题时，我们一则难以回避上面两个普遍性事实，同时还应从这两个普遍事实中存在的诸多矛盾现象洞悉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层矛盾因素与契机，从而理性对待外在的现象与事物内在变化的本质，懂得妥善集结各方良性力量，最终促成中国社会向现代民主宪政的根本转型，实现中华先贤们的百年梦想！
2011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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