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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赖喇嘛给毛泽东写过两次信，第二次去信没有下文，“我知道他不会再回信给我了”。尊者坚守汉藏只有和解一途，立场永远不变，选择都留给了汉人。这是“空灵”的境界。污浊世道枉负了他一世的苦心。
● 苏晓康（左）和胡平在达兰萨拉留影。（苏晓康提供）
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小车站里，一位年轻僧人，穿著绛红色僧袍，照例一见面就抖出两条雪白哈达，搭上胡平和我两人脖颈。五十年前达赖喇嘛抵达这里，“下了火车的那段旅程我还历历在目。车行大约一小时，我看见远方积满皑皑白雪的高峰，就在我们的正前方。”此刻我们所看到的，依然如此。年轻僧人汉话说得很好，汽车盘旋山路之间，他对我说他最爱读胡平的文章，“别的汉人的文章我只读一遍，只有他的文章，我一定要读两遍以上”。后来在那座小山城的西藏流亡政府里，不管我们走进哪个办公室，只要一提胡平的名字，几乎无人不识，可知胡平在达兰萨拉的知名度之高，原因则是大部分流亡藏人只读一本汉语期刊，即《北京之春》。
要让信佛的藏人弄懂曾信鬼神、后又无神论的汉人，自是不易，更不要说那种经历过“毛崇拜”、“邓崇拜”抑或干脆“钱崇拜”而财大气粗的“现代化汉人”了，所以简洁明快的汉文，如《北京之春》这本“老牌”异议杂志，乃是藏人勉强能接受的，它大概在语言和说理上都做到了“下里巴人”，胡平的政论文一向风靡，诀窍在哪里？这次在达兰萨拉找到了答案。这个细节很有象征意味：被中国体制视为异端的不同种族的两个流亡群落，虽不到形同陌路的地步，彼此能欣赏的地方却很有限，这基本是语言障碍，也有文化隔膜。
汉人脱不掉的“奴才命”
汉藏的民族冲突，固然有许多历史、政治和资源争夺的现实纠纷，但根源还在这隔膜，及其背后的互相无知。从西藏雪山向东淌出的一江一河所孕育的平原汉人，因人口庞大，文明悠久，又放大了这种无知；近十几年她经济强盛，终于可以“雪耻”般地傲视欺负过她的西方洋人，但却不妨碍汉人拚命学语言（英语）、偷器物（技术），哪里还会对那寒冷的世界屋脊有兴趣？我从不认识一个懂藏文的汉人，而有意愿了解西藏的汉人，不是异议分子，就是怪物。中共曾拿“剥皮抽筋的农奴制”妖魔化西藏，只是一个浅显障碍，你看汉人信基督教或佛教（如法轮功）都不难，一到藏传佛教这里就发懵。
汉人的通俗文化，是个颇讽刺的例子。在中国“经济起飞”时代，电视剧风靡宫廷题材，尤其是“清宫戏”，各朝“清帝爷”和太监，乃至贝子贝勒及其“格格”们，是十几年家喻户晓、街议巷谈的“大明星”，神州遍地的汉人们，仿佛回到他们满清“主子”当家的朝代去再做一次“奴才”，可是竟然没人知道，那年月清朝皇帝是奉喇嘛教的西藏法王（达赖喇嘛）为“黄帽上师”的──被满族人统治了近三百年的中国，跟西藏是一种“师徒关系”──电视剧播了一集又一集，却始终没有教会汉人这个“历史常识”，这种娱乐的“知识含量”是零。虽然从文化角度看，整日价电视里吆喝著「喳”、“主子爷”、“奴才在”，是让老百姓回炉一趟“奴才”而乐呵呵的毫无感觉，但从“政治经济学”来看，“廉价劳动力”就是“奴才”，二百年前欧洲人就预言到这景象，当时他们用了一个词“黄祸”，因为大群驯良、熟练、节俭、拖著辫子的中国工人是西方工业社会难以竞争的。真乃一语成谶。
从“大中国”走掉？
如此一个“大汉族”，才使中共得以拿“民族主义”破烂货，做一次意识形态而毫不费力，汉人那未曾疗救的百年耻辱，一转脸就变成欺负弱小民族的沙文主义，就是靠这破烂货的点化。所以在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会这样问我们：“将来中国民主了，让一人一票决定其他少数民族的命运，不是更惨吗？”天晓得！不过大陆人是说过这种话：“咱十几亿人，每人吐口唾沫也把台湾给淹了！”因此据说台湾本省人认为当下正是台湾走掉的绝佳时机，千载难逢，只可惜“台湾之子”陈水扁不大争气。他们也是汉人（闽南人）呢，也鄙视海峡那边的另一种汉人。那岛上的外省人骨子里一样瞧不起大陆人，只不过为了生意而满脸堆笑。
要从大中国“走掉”， 可谓一种跨世纪兴奋，并非“少数民族”的一厢情愿，也是“边缘汉族”的时髦，大家都巴不得甩掉那个爱耍恨、又贪婪也很拥挤的“大一统中心”，去过自己的小日子。最惨莫过香港人，一百年悠哉游哉，末了还得“回到祖国怀抱”，叫刘晓波痛惜地居然喊了一腔“三百年殖民地”。其实台湾“走掉”也是个假问题，正经是不能落到香港的地步，“一不留神”就“掉进去”。这边藏人很幸运，有达赖喇嘛这么高智慧的一位法王，极清醒“走掉”岂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除去印度的限制、联合国的冷漠等因素，即便今日版图的“西藏”（卫藏）走得掉，那已经划入青海、云南、四川的藏区连同无数的寺院及其僧俗大众怎么办？难道扔掉不成？千百年岁月铸就的“命运共同体”，怎能逞一时之快而拆碎？我想这便是“中间道路”的依据所在。
空灵的境界
“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达兰萨拉让我想起王维的名句，大概海拔高（两千米），靠近雪山，春季凉爽清新。也叫大昭寺，也叫祖拉康，跟在拉萨一样，是这个小山城的中心，虽在西藏境外，如今却是藏传佛教的麦加，我们逗留十天里，就有两件大事发生，即三月十九日达赖喇嘛在此传法之际，当众谈话坚辞“最高政治领袖”，言辞恳切；再者是第二天的流亡藏人大选日，投票站就在这里，两件事都惊动世界。此地前院是“大乘经院”，后院即尊者官邸。每日喇嘛们在经院二层咏经，声浪渐次由低攀高，宛如波涛；任凭信众整日流连，除了藏人，络绎不绝的善男信女多为欧美青年，他们到此或驻足片刻，或默然席地打坐，皆虔心膜拜尊者，又仿佛乘受雨露。
我们有幸到此拜见了达赖喇嘛。那天下午轮到我们进去，他就在门厅里等著，永远穿著那著名的绛红色僧袍，一上来就拉著胡平问：“speak English？”我跟在后面应道：“broken English.”他笑著回头说：“like me.”我上一次近距离见到他，是二十年前，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这次他红堂堂相貌依旧，声如铜钟，幽默如故，而且一如既往地期待中共再次出现“改革奇迹”，这次他问“温家宝屡言政治改革”该作何估计？我们自然视为“作秀”，或“温影帝”怕留历史恶名，或孤掌难鸣，尊者听罢默然。
待又谈到中国“维稳费”已超过军费，尊者提起一件旧事：“我给毛主席写过两次信，第一次他给我回了信，第二次我再去信，就没有下文了。我知道他不会再回信给我了。”此言自有话外音，作何解读？我不敢妄言。但我懂得尊者的大思路，既然佛家不杀生、既然西藏不能“独立”只能“自治”，那么汉藏只有“和解”一途，达赖喇嘛也只有这么一个立场，永远不变，选择都留给你们汉人了。这是“空灵”的境界，我只觉得，当今污浊的世道与这境界实在太不相称，枉负了他一世的苦心。
父子两代“走”藏独
我们刚到这里，就听说尊者有个侄子在美国不幸遭遇了车祸，我心里咯登一下，因为我有惨痛的车祸经历，对此很敏感，接下来就引出一个故事，是关于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泽仁波切。
“仁波切”意思即“宝”，指精神领袖。他长弟弟十三岁，本名图登吉美诺布，很早就被青海塔尔寺选为主持，晚年一直为“让赞”（藏语“独立”）奋斗，有个住在美国的康巴人嘉央诺布回忆了跟他的交往（嘉央诺布《回忆第一位让赞步行者》，引文自唯色网站“看不见的西藏”）。一九八八年达赖喇嘛发表“斯特拉斯堡宣言”，是为“中间道路”出台，达泽仁波切知道弟弟放弃了“独立”非常伤心。由于印度的限制他也只能流亡北美，七十三岁开始推动“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并且领导了几次独立步行活动，行踪遍及美国与加拿大”“他很有精神地迈著步伐，反戴著一顶白色的棒球帽，告诉美国：“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他跟达赖喇嘛的理念不同，“他与共产党人的交往经验，使他坚信中国对西藏的意图是邪恶的”，“这一帮人都是粗鄙、自以为是、狡诈而又喜好杀人的人──他们都是非常野蛮血腥的中国内战的产物、毫无人性的人”“许多人都是前军阀的手下、佣兵、土匪、地头蛇等等”（大部分汉人都不能有见及此）。美国《新闻周刊》记者约翰．艾夫唐所著《雪域境外流亡记》记载，共产党进入青海后，就囚禁了塔尔寺主持达泽仁波切，威逼他前去拉萨诱降甚至杀害他弟弟。这个经历叫他很早就洞悉“北京要吞并西藏，并计划使西藏的僧俗生活方式逐渐解体，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来取代西藏的僧俗生活方式”，因此“独立”成为藏民族信仰、语言、生活方式存活的基本条件。
二○○八年他去世，儿子晋美诺布继承遗志，接力和平徒步游行，竟于二○一一年二月十四日遭遇车祸身亡，终年四十五岁，而他的儿子们又接力继续奋斗......
殖民地的反抗
达赖喇嘛自传里说，他初到达兰萨拉的翌日清晨，一醒来就听到一种鸟鸣，“我向窗外逡巡，却不见它的影踪，只见一片宏伟壮丽的山峦”。我们看到这幅壮景，却是从女作家朱瑞住所的露台上。她是《倾听西藏》的作者，此书获达赖喇嘛亲自作序推荐，褒扬她沟通汉藏两族的努力。朱瑞说她这本书，其实是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副产品，那部小说《拉萨好时光》，描写了汉人入侵之前的迷人西藏社会，两本书皆由台北《允晨文化》付梓出版。她此刻恰好也在这里，热情邀我们去山坡上她的寓所吃饭、聊天并且赠书。
席间大家谈起一个喇嘛的自焚，那是刚从四川阿坝州传来的消息，格尔登寺一个叫平措的小喇嘛，才二十岁，三月十六日独自一人离开寺院，走到街头突然就变成了一团火，他在火焰中挣扎并高呼：“让嘉瓦仁波切回来！”、“西藏需要自由！”、“达赖喇嘛万岁！”......很快大批军警就把驻有两千五百个喇嘛的格尔登寺围得水泄不通。
这个事件的爆发时机，恰好跟中国民间的“茉莉花运动”重合，但它其实是一个纯粹的西藏抗议，跟北非的伊斯兰革命没有关系。当时朱瑞立刻到达兰萨拉的格尔登寺，找到平时跟平措很要好的一个小喇嘛，去年才翻越雪山过来的，他说：“本来，阿坝地区在二○○八年三月十六日抗议时，死了很多人，所以三年后的今天，许多藏人都在寺院和家里点酥油灯纪念遇难者。平措的纪念方式是自焚。”
我们反观二○○八年三月“拉萨事件”，它在汉藏关系史上的重要性，跟一九五九年“拉萨事件”是同等的，将随著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会被证明。文革后有一个参观团获准回西藏考察，达赖喇嘛的三哥洛桑桑天也在其中，他在兰州遇到一个坐了十九年牢的藏人对他说：“无论中国人说是甚么、做甚么都不可信，无论他们讲我们藏族甚么都不可信。我们团结一致反对他们，在西藏全国各地都有地下组织，甚至在监狱里也如此。尤其是年轻人十分坚定。”（《雪域境外流亡记》）西藏成为二战以后非常罕见的一个殖民地，骇人听闻地被奴役、被压榨，获知了这一切的洛桑桑天得了忧郁症，一年后去世，尊者说他“因心碎而死”。
甘地的两个传人
所以零八年藏人的反抗毫不奇怪，在那以后，甚至达赖喇嘛都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如王力雄所言，“很多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与中国知识分子、学生、反对派人士及宗教人士的见面交流上。”
王力雄有一文《独派力量在崛起》还指出：“主张独立的力量不但增强，且有变成主流的趋势......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的确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所导致，当达赖喇嘛的温和姿态一再遭到无理拒绝甚至羞辱时，如何还能让藏人相信他的中间道路有前途？”
这情势跟汉人民间社会，自北京奥运会以来遭到越来越严酷的压制，如出一辙。无独有偶，刘晓波领衔发起“零八宪章”温和建言竟遭重判十一年、由此荣获二○一○年诺贝尔和平奖却至今系狱，而被压制激怒的反体制汉人们，也对他的“无敌论”嗤之以鼻。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境遇，何其相似乃尔！王力雄曾在达兰萨拉遭遇藏人对他“不明确支持藏独”的抗议，胡平则竭力为“无敌论”辩护而在网络上被围攻，又何其相似乃尔。
达赖喇嘛对藏民族而言，是“手持白莲的观音”，至高无上，而刘晓波只是一个异见知识分子，汉人八○后知道他的也寥寥无几，这又有天壤之别；尊者是修炼至化境的活佛，精神已然纯净，超越了愤怒和欲望的大自在者，相比之下，刘晓波尚在凡尘中，自是煎熬万分！不过他们同时作为极权主义的反抗者，是平等的。更有甚者，他们俩作为圣雄甘地的传人，都对填补亚洲的价值欠缺，建下垂世之功。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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