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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同根异果的“俄国佬”针锋相对地在相斥中互补。一个是俄罗斯的血肉，一个是俄罗斯的筋骨。一个把俄罗斯诠释成多情，一个把俄罗斯演绎为冷静。一个把俄罗斯当作生根的土壤难舍难分，一个把俄罗斯视为弥散的空气若即若离。
至于普罗科菲耶夫在冷战中的角色，则是另一个痛苦的话题。尽管巴黎给了他作为世界一流作曲家的脊柱，可他就是无法摆脱那团挥之不去的湿乎乎的浆状物。如被哈姆雷特的幽灵缠身，他玩弄着掌心的两粒骰子，盘算着又一场决定命运的豪赌……
(九)
一个冬日的早晨，我坐在“世界日报”在北美创刊时期的资深记者李勇在纽约的书房里，与年逾古稀的李先生畅谈。此刻，窗外正是大雪纷飞。
让我兴奋的是，李先生是个先后采访过“二聪”的难得的人。仅此，就足以超越“下雪天留客”的理由。
对马思聪的“平反”之所以拖泥带水，皆因他缺乏明智的“约法三章”。傅聪不犯的错误他几乎全犯，能给他一纸“平反”实在已算“宽大处理”。他的“重大错误” 之一是在海外控诉文化革命。李勇采访他后写下的专访一发表，马思聪便麻烦缠身。可他不思悔改，并向李勇表明，你写的全部是事实，文章代表了我的观点。相比之下，傅聪的立场则明确又坚定。1973年他出访演出路经香港，李勇率一组记者登门采访。也许是嗅出了“境外敌对势力”的气味，采访伊始，傅聪便起身声明﹕“不管怎么说，我就是热爱毛主席﹗”李勇当即告辞。
可以理解，游荡于距“祖国”门坎半步之遥，“热爱毛主席”的宣称不过是为日后回国的前瞻性表态与敲门砖而已。对比普罗科菲耶夫为回国所付的天价，傅聪的付出实在不足挂齿。
令我大惑不解，普罗科菲耶夫怎么会选择一个不能再坏的时刻回苏联。正值三十年代苏联文化的冰冻期，斯大林亲自发动的对萧斯塔科维奇的批判刚落幕，普罗科菲耶夫就离开了巴黎打道回府。即便他未曾与苏共作过什么交易，杀鸡儆猴的把戏已足以迫他自律。整肃后的萧斯塔科维奇擦去了冷汗着手创作“第五交响曲”以示 “接受党与群众的批评”。普罗科菲耶夫也匆忙效法，但他却比前者愚蠢得多，百口难辩的“十月革命大合唱”与为斯大林祝寿的“祝酒歌”为他留下了难堪的败笔 ——
“……您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思想。啊﹗斯大林﹗……”
作为世界闻名的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的荒腔走板成了音乐史上引人注目的话题。尽管学术上可见仁见智，可一个浅显的常理实犯不着史学家讨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视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至高无上，只要逼你出逃的政权还在，你就最好流亡海外，除非愿以一纸浮士德契约抵押灵魂。我想，这就是思乡至死的拉赫玛尼诺夫的痛苦选择与唯一归宿。
至于对马思聪，公开的说法是，还没来得及回国就不幸过世。据说他被“平反”后就一直在做回国的准备，可准备了两年仍不见动静。期间他还携妻子遨游了欧洲数国。起码他没有归心似箭。官方版本的马思聪“心系祖国”，可他多次向李勇表达了对逼他出逃的政权深恶痛绝。也许，十九年的精神苦役使“苏武”陷入了“热爱”困惑。一个真实的马思聪在“代价”与“回归”间苦苦权衡……。
“智者孤独”。马思聪似在徘徊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两年。
一次遗憾的手术使他在缺憾中长眠。他的辞世使“回国”只能成为局外人一厢情愿的 “假如”，他总算艰难地守住了良知的底线。但愿弥留之际的马思聪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半辈子的“革命”生涯有所反思。
拉赫玛尼诺夫客死他乡终未归。而斯特拉文斯基于1962年以八十岁的高龄访问了离别五十年的苏联。不知他是否也为回国付出了代价，可用萧斯塔科维奇的话说，那些骂他是“帝国主义走狗”的家伙现在却伸出手来笑脸相迎，而斯特拉文斯基则迫使这些伪君子握他的拐杖。他至少没有丧失尊严。尽管赫鲁晓夫一再希望他回苏联定居，他却始终“不识抬举”。斯特拉文斯基于1971年在洛杉矶辞世。根据生前的遗愿，他被送往威尼斯附近的一个小岛，与这个“泡在水里的辉煌”日月共存。只要有空气就有俄罗斯。他带着俄罗斯翻山越海，不在乎落叶归根。他的身边埋葬着他的终生朋友与合作伙伴，俄罗斯芭蕾舞剧院的创始人，似乎是对年轻时引发的“春之祭”骚乱作个幽默的回顾。
他属于俄罗斯，更属于全世界。
窗外的鹅毛大雪没有一点停的意思，我祇得起身告辞。送我出门的除了李勇，还有 “智者”的回声。可悲的是，我们其实并不是在谈历史，而是谈现实。即便是对普罗科菲耶夫，“祝酒歌”也并非悲剧的结局，只是开端。
(十)
如果说，“祝酒歌”的作者与被祝者同归于尽是上帝对软弱者的惩罚[9]，那么“永远跟着毛泽东”的“队歌”作者被“毛主义”逼上梁山则是历史对效忠者的嘲弄。只是俄国的叛者多数与“布尔什维克”格格不入，而中国的叛者不少与共产政权相濡以沫。前者以流亡追寻自由，后者以逃亡躲避灾祸。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者的流亡是顺理成章的自然，后者的逃亡是阴差阳错的误会。
顺便一提，马斯聪的“队歌”于1978年被“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取代，后者荣升为法定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其实，这两首歌本大同小异，如同一“宫刑” 中的左右两刀。若非“败者为寇”的棋局，实不必偷梁换柱。时代的年轮古板地重复着我的少年宫经历。虽弧形玻璃的后面换了张脸，可煤山还是那座煤山，“罪槐” 还是那棵“罪槐”，童男童女们仍在红墙之内飞檐之下的宫里唱着万变不离其宗的红歌“净魂”。听说钟老师在文革中被批被斗，后来便断了消息。倘若他能躲过一劫，如今已是八﹑九十岁的髦耋老人。尽管他为党的“净魂事业”鞍前马后，哪怕他只教了我一首“猎人之歌”，我也要对他由衷感谢。
中国的儒仕千百年来与政权苦苦周旋，真可谓千姿百态。从流放到逃亡，他们逐渐由被迫到主动，但鲜有人突破“逃跑”与“躲避”的局限。而苏联文化的精髓在于思想者追求自由的集体流亡。若无叛逆者以独立人格的创造，二十世纪的文化史就不完整。
逃亡并非流亡。前者是避难，后者是抗争。前者是形态，后者是精神。逃亡若是圈状轮回，流亡便是线性过程。有的人或一时逃亡，或一世逃亡，但从未进入流亡。有的人从未逃亡，但毕生在本土流亡，如一辈子带着面具的萧斯塔科维奇。有的人在逃亡流亡间变脸，游走西方世界时扮流亡之悲情状，与其所“叛”之党国作交易时则作逃亡之乞怜相。有的人从逃亡出发，以流亡告终。虽义无反顾，但始终在过程中艰难拔步。也有人奋力走出了流亡的隧道，最终获得了自由的天空。他们告别了四海漂泊的失落，摆脱了魂牵梦绕的乡愁，以超然的时空观使要挟利诱失去了筹码。他们以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丰满了民族的羽翼，把人类文明的精神境界提升。
他们 ，才是真正的智者。
智者不孤独。
二○一一年十二月
芝加哥
[注]
[1]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马思聪曲，郭沫若词。前身为“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1953年后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歌词大意为﹕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
我们向前
我们向前
永远跟着毛泽东
[2]傅雷﹕中国著名翻译家，译有诸多世界文学著作。1957年“反右”中被打成“右派”。文革中饱受迫害，于1966年与妻子双双在家中自尽。
[3]在钢琴上升G与降A为同一黑键。
[4]阿什肯纳齐(Vladimir Ashkenazy)﹕当代世界著名钢琴家﹑指挥家。生于前苏联，后入冰岛籍。现任澳大利亚悉尼交响乐团艺术总监。
[5]萧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前苏联作曲家，极少数毕生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却在世界享有盛名的作曲家之一。死后在西方发表的“见证”一书披露了他生前对文化专制的痛恨。但对此书内容的可靠性目前仍有争论。
[6]拉赫玛尼诺夫(Sergei Rachmaninoff)﹕俄国作曲家﹑钢琴家，被称为音乐史上“最后的浪漫主义”。所作第二钢琴协奏曲为其风格的代表作。后半生定居美国。
[7]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前苏联作曲家。早年流亡美国﹑法国，三十年代回苏联定居。作品在世界乐坛上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8]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俄国作曲家，“十月革命”前离开俄国，随后一直在西方生活。“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对世界音乐文化有重要贡献，并被萧斯塔科维奇称为本世纪唯一可称“伟大”的作曲家。
[9]普罗科菲耶夫与斯大林死于同年同月同日，仅相差一小时左右。
照片说明﹕
(1) 马思聪
(2)少年宫友谊合唱团
(3) 傅雷家书
(4) 阿什肯纳齐
(5) 拉赫玛尼诺夫
(6) 马思聪与家人在美国
(7)斯特拉文斯基
(8)普罗科菲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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