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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话说：“欲知来，求诸往”。这句话代表一种保守主义观念。当然，是一种没有涵括自由的保守主义观念。它在今天可以这样理解：要预测未来，得看看过去，未来是过去的延续，有些是过去的重复，另一些则是对过去的改进。这种保守主义观念虽说不一定就是真理，但与激进主义的可以彻底改变世界的观念相比，它离真理要近得多。
当我们试图对中共十八大和习近平执政之后的政治方向作出预测，“欲知来，求诸往”的古训大体上是用得着的。不论我们对十八大后发生巨大变化的愿景如何美好，愿望如何强烈，不论习近平本人是否真心改革，也不论中共高层和党内对民主的要求与阻力有多大，过去时空里的六个要素，对未来政治走向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它们的作用或大或小，但相信没有人敢说不会发生影响。
一个是人性和文化的因循特点。生物基因几乎无一不是高度稳定的。没有稳定，任何生物的代际遗传就不可能，世界上的生物就会胡乱繁殖，马变牛，牛变虎，无一定之规，也无物种之说。人是生物，同时又是有高级智慧的生物，不仅在基因层面是稳定的，数千万年间变异极小，而且在观念层面也有偏好因循的特点。专制体制在当代之所以能够维持，之所以具有抗拒改变的力量，除去下面要述及的专制权力掌有者的自利动机，很大程度上就因为它生根于人的这种保守习性。熟悉的环境能让人产生安全感，在熟悉的环境中做任何事，可以用自己得心应手的方法和工具顺利加以解决。陌生的环境则会让人产生难以预料的不测之感，会让人紧张，掌握应对新经验的方法和工具的人总是非常少，古今中外的绝大多数人都有安土重迁的特点，即使是在荒漠贫瘠之地生活久了的人和民族，往往并不愿意迁往风调雨顺之地。欧洲、非洲、亚洲等原著居民不仅以肤色，而且能以文化传统相互识别；移民美国的欧洲裔、非洲裔、拉美裔、亚裔和土著印第安人，在历经民族杂居多少代后，各族群仍然能或多或少保持其特有的风俗习惯等文化特征；中国历经五千余年的专制独裁，历经“打倒孔家店”和“文革”把几乎所有国粹打为“封资修”的浩劫，儒家却仍然能够回归。当然，不论基因还是文化，虽然高度趋向稳定，也不是没有变异的可能，只是变异的速度相当缓慢。今后中国无论怎么变，传统中那些根深蒂固的特点，是很难在短期内大变样的。
第二个因素是政治体制本身的复杂性和保守性。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不管对政治感兴趣与否，政治都与每个人相关。在所有职业中，政治家是最显赫的一家，在所有学科中，政治学则堪称最复杂的学科之一。14亿人的政治，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想怎么着就可以怎么着的。14亿颗大脑肢体的想法和欲求各各不同，要想统一意志赞同政改，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即使政改在许多国人眼中是非常好的东西，但在某些顽固的少数眼中可能就无法忍受。他们会认为改革就是在割他们的肉，因此极力阻挡。推翻帝制在今天看来是绝对进步绝对利民利国的事，也曾出现袁世凯和张勋辫子军的两次复辟。政治的复杂性与政治的保守性“恒常结合”在一起。不民主而缺乏自我升级换代功能的专制体制一旦稳定下来，就形成了自身的逻辑。顺应这种逻辑行事，就如顺风行船，比较容易，而违逆这种逻辑，则如逆水行舟，会遭到顽强阻抗。稳定的专制体制除非被外在力量强行干扰造成运转失灵，或因本身某种缺陷导致崩溃而发生巨变，否则，要进行改变甚至微调都相当困难——遇到极其罕见的关键性事件或角色则是例外，这就是为什么中华帝制能延续两千余年，和两千余年间的改革者大多失败的原因。
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和保守性是当局用来阻挡民主的挡箭牌。必须承认政治确实具有复杂性和保守性的特征，就如适应了君主制的民族，一旦没了君主，会无所适从而天下大乱，直到新的政治强人被立为众人崇拜依赖的领袖。只不过，用政治的复杂性和保守性作为阻挡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者忽略了政治体制的可变更性。政治的保守性不是不可更改的属性。1492年哥伦布征服新大陆以来，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上存续了千年或数千年的政体陆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17年俄国和此后的东欧可以从无到有建立起所谓的社会主义政体，1990年来世界民主潮流陆续席卷苏东和北非，中国1911年推翻帝制建立共和，1949年又推翻民国照抄照搬苏联体制，都是政体发生急剧改变的例证。当维持某种政体的各种要素发生巨大变化，僵硬的政体无法适应变化了的政治局势，无法将新生的政治力量吸收进体制，或在外界压力或内在矛盾爆发等情况下，专制政体如果一味保守，而不能主动作出改革，就会因崩溃而更新。
第三个因素是既得利益集团坚持特权的顽固性。共产党夺得政权63年来，真正做成功了的就是两件事，一是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把政权夺了过来，二是把抢到手里的权力兑现成了赤裸裸的利益。第一件事是毛泽东等人带头做的，第二件事则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带头做的。邓小平的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方法论是“摸着石头过河”，江泽民、胡锦涛是“闷声不响发大财”，结果，有权有势的集团成员在河中一摸一条大鱼，30年间全部发财了，对岸近在眼前，富起来的这帮人却就是不愿过去，执意要留在河中继续摸鱼，谁要过河就跟谁急。对于江山、税款、军队、警察、发号施令的大权等等什么都能招之即来，和存款、别墅、名车、名烟、名酒、名女人什么都有特供的权贵阶层，现在中国的体制堪称人类有史以来全世界最好的制度，为什么要改？改了各种各样的特权岂不就无缘享有了？十八后的政局会走向何处？看看十八大后的习近平就知道大概。习近平是这个体制里培养出来的，是特权阶层共同推举出来的利益代理人。他的政治生命，权力基础全部依赖于这个体制。一旦体制崩溃，他就会从云端跌到地面，一无所有。习近平即使权力再大，再想改革，也不能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他必须手中有权力才能改革，而一旦改革导致他手中的权力没有了，就是想改革也不复可能。所以，习近平充其量只能在共产党内和整个中国社会里的各种政治势力和政治诉求的区间里活动，并且首先得护住自己的基本盘。
第四个因素是现行体制本身的严重弊端。从前苏联照抄照搬来的社会主义体制，是一种反人性的，存在严重缺陷的畸形政体。与中国传统文化也存在非常大的冲突。虽然儒家重集体轻个人，重精英轻平民，重服从轻自由，和维护专制独裁而缺乏民主等特点与马列主义存在契合之处，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根本和巨大的区别。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要特点一是仁义道德被视为核心价值观，是判断政治正当与否的核心标准，两千余年的帝制主要遗产是仁政传统，政治决定经济，没有阶级这个观念，否定斗争甚至竞争。与仁政对应，中华拥有一个反抗暴政的强大传统，过于依靠武力的政府被视为负面的，是暴君和暴政。二是带有浓厚的理性特征，皇帝和政府管理公共事务必须以德服人和以理服人，武力是“备而不用”。三是政治的方法论是“中道”，是所谓“虞廷传心”中的“允执厥中”，是均衡兼顾各阶层利益，崇尚中和和恕道，具有妥协的特征。从苏联泊来的政体与上述中华传统政治文明在许多方面刚好相反。它开宗明义就把政权定义为暴力机器，是一个阶级统治和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主张经济决定政治，仁义道德被指责为剥削阶级的宣传欺骗，对政治异己不是宽恕，而是决不容半点妥协，必须从灵魂和肉体上予以彻底消灭。这种学说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极其恶毒地把阶级斗争和群体灭绝视为建设一个美好世界必不可少的手段。这点与中华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只有在对传统实行全盘否定的前提下，并依靠枪杆子强制推行，才能在中华存在和维持下去。一旦中华传统回归，暴力受到普遍鄙视，苏联体制就无法持续。这就是阶级斗争在1980年前后被首先中止的深刻原因之一，也是暴力维稳遭到举国声讨的原因之一。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来的体制，从共产党信仰逐步回归传统，否定阶级斗争，减轻但不是放弃对暴力的依赖，拒绝改变苏联体制核心框架。这种“粉红”的体制是极权体制逐步瓦解的中间体，它将单纯对暴力的依赖转换为由经济、暴力和谎言三足支撑。既非儒家传统，也与自由民主无缘，同时又与苏联体制略有区别。它被命名为中国特色，实际上是一种非驴非马的过渡型不稳定政体，不是吸收人类有史以来所有政体之长，而是“荟萃”了各种政体之短。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它的经济体制却是高度垄断的，妨碍竞争，使得资源不能按市场法则有效配置，自然也就扼住了创新。由于不稳定，需要暴力维稳，表现出中国历史上最受谴责的暴政特点。它需要谎言，但就连首脑也与宣传表现得言行不一。这种过渡型政体最大的缺陷在于时刻面临合法性危机，权力由权贵掌控的实际与人民主权这一纸面上的根本原则自相矛盾。由于决策机制不正义，带来了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国家和地方各级的决策大权都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决策维护少数权贵利益。结果，在经济快速发展30余年之后，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社会不满等问题逐渐扩大，官员普遍腐化堕落，同时伴随绝大多数人沦为失意者——也许绝对境况有改善，但相对差距在拉大，强权对底层各种巧取豪夺泛滥成灾，激起越来越大的民愤，官民对立日益尖锐，暴力冲突四处开花。随着国际经济陷入低迷，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爆发经济危机的前景和由此诱发政治危机的可能性急剧增大，共产党统治下的2012年，与上世纪德国纳粹上台前的状态颇为相似，在现行“制度性框架内部，隐藏着最根本的和最致命的裂痕”，这些裂痕重创了现行政治制度（《德国史1918－2008》，[英]玛丽•弗尔布鲁克著，卿文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P35）。继续坚持所谓的特色体制，已经被体制内人士称为“抱着炸弹击鼓传花”！
第五个因素是国际上陷于孤立。大陆现行体制是以苏联为模型仿制的，国际生存空间原来是社会主义阵营，与所有民主国家处于敌对状态。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大陆在国际上只剩下几个无足轻重的伙伴国。随着世界范围内选择民主政体的国家不断增加，包括阿拉伯之春的发展，拉美不可遏制的民主化进程，和非洲大陆的觉醒，共产党的铁杆盟友全部走向了没落，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处处遭遇“此路不通”，共产党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极为狭窄。由于顽固地坚持没落的苏联体制，外交政策被维护一党统治地位的特权阶层绑架，国家外交沦为一党营私的工具，执意与欧美民主国家为敌，坚持专制主义而与普世价值观为敌，“曲鄙和寡”，被文明世界侧目而视，沦为文化上的异类、半野蛮人，和政治角力游戏中的孤家寡人。在南海和钓鱼岛争端中尽管并非无理，却得罪者众而帮助者寡。敌意围绕南海、东海、黄海，在海上呈半包围状态逼迫过来。相对弱小的中国海军必须单独面对一个类似于“八国联军”的强大的敌对联盟，强硬对抗只会失败，忍让又必将在国内激起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弹，可谓进退失据，内外交困。如不有所改变，别说和平崛起，就是已有的生存空间都将受到日甚一日的挤压。
第六个因素是国民维权行动日益普遍。在1989年把枪口对准人民的事件发生之后，共产主义信仰在大陆就陷入日暮途穷的窘境。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等人类主流价值观逐渐深入人心，并且进入宪法等规范性文件，文明的规则逐步取代反人性的规则。互联网的普及，国门开放和国际经济政治文化交流频繁，加速了民众的观念更新和官员的思想解放。民众主动维护自身权利的观念和行为，从以往的官民都不认同，日渐转向彼此倾向于认为是正当的和合法的，维权者的身份认同和法理角色初步完成了由“敌人”向“公民”的转变。即使不是全中国，起码也是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人们对因言获罪、因维权获罪等过去的“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捣蛋分子”，已经由仇视、歧视、鄙视等负面看法转变为宽容甚至是尊敬。直接与当局发生对抗者受到镇压的残酷程度总体上相对降低了（例外是对法轮功骨干的镇压仍然格外严厉），未曾直接与执政党发生尖锐冲突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则在国内获得了比较安全的生存空间，常常能得到“英雄”、“脊梁”之类的褒奖。维权人物社会声誉的上升，作家、律师等职业精英的影响深入社会各个阶层，中产阶级日益壮大，助长了大量中层和底层公民起来维护自身和公众的权利，维权被相当一批新生力量视为实现社会承担、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的可取之途，以网络舆论、网络反腐、群体抗议等为标志的公民行动迅速成为影响甚至改变政治事件或法庭裁决的重要力量。在一次次公共行动和网上公共辩论中，以追求共同价值观和利益为目的的公民团体已经隐然成形。
国民权利意识的普遍和维权行动的普及，对共产党一党垄断的权力结构构成严峻挑战，对当局形成了倒逼之势。经验表明，自由、平等靠施舍是得不到的，只有从下向上去争。今天中国国民向执政当局争取的既是自由，也是平等。共产党员们可以组党，为什么其他国民就不能组党？共产党可以执政，为什么其他国民团体就不能执政？争取权利平等带来的不仅仅是观念的更新，而且逐渐成为公民行动的力量源泉。假以时日，这种来自于公民的力量必将成为改变中国政治版图的根本力量。
由第一个因素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由植根于基因和文化传统的中华文明，不可能因为某种改革就被消灭掉。中华文明中优秀遗产的生存能力经过了五千年的洗礼，要相信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全盘西化”是个伪命题，民主化不等于全盘西化，这个方面台湾就是铁证。民主台湾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保守远胜于大陆，民主化把文化偏好的选择权交还给公民个人去决定，不是消灭而是更加有利于保守我们自己的传统。倒是从苏俄进口的体制，对中华文化摧残最严重。只要中国人没有被灭种，中华文化就不可能被侵略而消失。在面对世界时，传统文化中那些优良的部分会得到保留和发扬光大，同时，中华文明也会因与世界其它文明发生接触、碰撞而作出某些引进、改进。改革对中华文明造成过严重灾难的苏俄政体，只会让中华文明的光芒更耀眼，不必杞人忧天。
由第二个因素得出的结论是，通过对现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从而一步登上民主坦途的可能性相当小，苏俄体制的退出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彻底清除。
由第三个因素得出的结论是，既得利益集团仍然会明里暗里阻碍改革。习近平能端出的菜单是有限的，出现蒋经国式的人物是小概率事件，不可寄望太大。
由第四个因素得出的结论是，苏俄体制继续下去已经是举步维艰，必须有所改变，否则便将走向崩溃。
由第五个因素得出的结论是，中共只有自身作出改变，主动融入国际体系，摆脱半野蛮状态，得到国际认同，才会有和平的国际生存空间，否则，新的八国联军就有可能从太平洋上再次杀进北京。
由第六个因素得出的结论是，民间维权范围的扩大与日益深化，带来官民思想解放观念变更，已经为启动政治改革铺平了道路，启动政治改革风险相对较小。
通过上述分析，最后可以总结如下：中共现在在不断制造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继温家宝之后，胡锦涛也称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求是》《人民日报》大规模讨论改革话题，《人民日报》旗下《人民论坛》还刊发主张政改的重头文章，十八大后当局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增加。但是，未来的任何一种政治走势，都是在过去文化传统和世界文明走向的影响之下，在具体历史情境下一系列行动、趋势和压力的奇特的组合，很难完全按照单一势力或人物的意欲按步就班地推进，即使当局有意启动政改，是否以还权于民为目标，又是否能够顺利实现这个目标，也还在未定之天。较大的可能性是，十八大之后，中共迫于国际国内情势有可能作出某种程度的改革，不过这种改革不大可能触动从苏联进口来的反人性体制的根本框架。可以肯定的是，习近平只会在维持这个根本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在相对次要的层面上作出某些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政治现实。总体来看，中共十八大后如有改革，也属于被动改革，可能是小幅改革，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的还权于民，是小概率事件。要增加改革的幅度和力度，正确的办法还是必须让共产党面对国际国内不断增加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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