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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分化与地方自治，与太平天国的打击关系重大，也与满汉对立关系极大。现在的财税联邦体制，能起不大作用。若谈暴力革命，形势远不同于清末，那时武器差别不大，清廷在基层控制薄弱，而现在中共握着几百万万党卫军，各种先进武器，势力范围更是触及社会各个角落，本身擅长阴暗暴力的中共其组织严密铁血，对于思想的控制成熟把社会上所有可能集结的力量完全扼杀在萌芽状态。晚清军队可以渗透进去，当下中共的军队就别想了。我们今天民间抵抗力量处在最边缘和最黑暗的虚无地带，这一点也与晚清不同。在晚清，那一些革命者放到地方去，都是受保护的，今天连一个居委会老太太都可以尽情欺负我们。
与晚清不同的地方在于，在改良绝望与革命崛起之间，我们塞进了维权运动这个海绵，延续了改良的时间，也为革命立法做准备。因此我们今天的革命形势，虽然有利条件要差很多，但是靠长期的维权运动是可以弥补的。
新辛亥革命的政治任务
回到辛亥革命的原初目标，回到民国奠基的政治理想，回到三民主义，并且对比以当下的政治格局，就可以看得出来新辛亥革命必须解决一下三个目标。
1、联邦制
在孙中山看来，联邦制是可以用来终结治乱循环和分分合合的格局的。民国初年与美国革命相似：联邦分权，如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这一雏形在国民党北伐之前都在发展壮大。国民党北伐极端邪恶地打断了联邦制，联省自治的历史进程。后来的国共都走向中央集权，联邦制趋于黑暗没落。甚至连已经宪政转型的台湾，起主导的民国宪法，也不采用联邦制框架，而是默认屈服于中共对大陆的割据，把法定国土疆域区分为行宪区和非行宪区。
民国宪法必须恢复为47年之前的联邦制，打散自由区与沦陷区的区分，变为地区联合，各省独立建立中华民国，以及后面的连省自治。
阿伦特的抵抗形成联邦说，也可以找到依据。阿伦特在《政党，运动和阶级》中说，首先，抵抗运动同时发生在整个欧洲的所有国家，但是每个国家的抵抗运动是独立。而且，他们还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之内，各自独立地形成并发展了欧洲联盟的观念。其次，他们努力地互相了解，相互认识，并最终由于相似的需要和相同的经验而相互联合起来，从而使他们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全欧洲运动的众多支部，在德国几乎占领整个欧洲的状况下，他们居然达成了多样性的统一。面对直接面临问题的深刻洞察，促使人们自发的产生联邦化的设想。这一点，也正是阿伦特后来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过程中所看到的的情况。
辛亥革命，也是各省抵抗，塑造辛亥革命整体，形成联邦。大陆民主转型之后，并不是替代大陆一方与台湾一方的谈判与联合，而必将会是如辛亥革命17个行省联合形成中华民国一样，将来必是香港，新疆，西藏、福建、台湾等多个省份谈判与联合再次确认联邦，恢复中华民国国号，恢复大陆地区的行宪。
威廉.利文斯顿写到：地方官员只要与他的政治权力相悖行事，就无法胜任地方官员之职；而必须被视为未经授予合法权力而施加力量的人，更具自然法，拥有较强力量的每个人显然都有权力去反对。这种情况之下，不是反对他的权威，而是反对非法的未授予的力量。也就是说，维权运动容易也大量发生在地方，必然形成地方自治的要求，这一点改革所提供的财政联邦制，没有触及政治性，没法完成，只有依赖于维权运动完成。如果说晚清是太平天国帮助塑造的，而当下就是无数次“新太平天国”维权运动帮助塑造的。近十年的无数群体性事件和民间抵抗运动，相当于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很多次同盟会兴中会发动革命暴动或者暗杀。
长期的维权运动，镶嵌在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之中。那么就将中央权威暂时留了出来，用来虚拟结盟，或者满足底层民众的安全秩序感，等时机成熟，地方完成了革命，中央就轻而易举的，轻轻一推就换了过来。
回归到民国初年的联邦体制，对于解决当下的民族与地域分裂，是一种根本出路。1949年之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很多西藏高层为之自杀殉国。汤志敏女士在《愿意恢复中华民国国籍》活动中接受自由亚洲的采访，透露说，达赖喇嘛实际上也有类似的看法。“八月底的时候，我们和达赖喇嘛讨论过这个问题。达赖喇嘛也说中华民国是最理想的中国。这个恢复中华民国国籍的倡议很快也得到很多人的响应。欧洲的蒙维藏汉协谈会的所有的成员，也就是各个民族的成员也都支持这个倡议。这就是说，我们拥护的不是哪个党，哪个人，我们要维护的是中华民国。最初的那个中华民国是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是五个民族平等。”
地方自治必须在民族国家整体利益中寻到妥当性 。如烤火，太近则灼伤，太远则寒冷，与专治制拉开距离则能更好统一国家，香港自治其剩余价值应该归于民国。与其港独 ，还不如归于中华民国。如中正崇德协会多次参加大游行，为什么屡提毫无推动力的，面对北京的政治口号，何不对之“无话可说”，转向面对中华民国，刺激增长香港人对中华民国的宪法认同，寻回自己的祖国，以抚慰97后港岛被中南海海水淹没的恐惧感。
2、民生问题
新辛亥革命三大政治任务中的联邦制，已经为美国成功试验所证实。美国革命建国之后，欧洲革命所艳羡的，所主力学习的，正是美国联邦制。联邦制只要学习美国就要，这个通过例外实验拯救世界的荣耀属于美国。但是民生问题，美国只是幸运的偶然的解决，对其他国家没有示范意义，因此民生问题的解决，三民主义在建国之后以民生为首，以及二十世纪中共吃饭权的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特色，为世界革命的例外和超前实验性。
民族国家之后的革命分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 按照阿伦特《论革命》中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之分，辛亥革命基本没有社会革命内涵。但其实社会革命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仍在，结果变为中共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其社会改造。不改造还好，中共越改造越糟。
不解决好民生问题，任何美好的宪法，都不会造成稳定。解决好民生问题，没有宪法也很稳定，有一个坏的宪法，也不会造成不稳定。阿拉伯之春革命，首要问题是民生问题。不肯解决，肯定有第二三波底层革命跟上来。
三民主义在民国奠基成立之后，就立即转变为以民生为主。我在民国诸国父的政治思想和民国之至今的民生政策中找到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让人民受益的国家社会主义，与1949之后征收掠夺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截然对立。
民生与共产主义不同，民初有特别清晰的认识。大政府乃至控制经济，并不屈取决于有否民生目标，而是取决于官僚体制自身扩张的逻辑和民族国家竞竞争军事化的背景。对三民主义的认识，并不是作为党内思想路线斗争，而是塑造未来的秩序。
在中国，民生仅仅是政府饭桌地下的喂狗的面包宵。不要直观地看改革时期生活好起来，辛苦干了六十年，总比干了三十年积累的财富要多，好起来不过是面包宵多起来。越努力掠夺越大，面包宵当然也会多起来。还真不是改革的功劳，还是自己干长时间的功劳。
在将来的动荡中，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受到严重威胁，民众必须从政治翻身解放中，获取政治权利，以获得生存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打倒专制，民众将无法存活。同样当下权贵的也受到政治清算而无从逃避，其政治权利也将必被冻结，打为政治贱民。一切围绕着生存展开斗争，而其他的，如自由诉求，都作为辅助或者副产品出现。 仅仅有民主革命或者政体改革远远不够，还需要民生问题和反腐败的解决，甚至需要作为前提或者同时进行，才有平稳的过渡。
我在《民生革命带动民主变革》 将来的革命，决定不是自由为先导的政治革命，而是以民生为主导的社会革命，顺便完成一些选举等政治革命的内容。总之知识分子与自由的政治革命，不过是皮之毛也。凡是改革意识形态中认为不重要的，通过政治变革可以自动解决的，在今天，都已演化为例外状态，决定性的，极端重要的，且很通过政治变革无法自动解决。相反，凡是改革意识形态认为重要的路径，都错。
底层革命的动力在于生命的防守反击，正是因为如此，他们追求的，不过是法律之下的自由，免于强制免于剥夺。所以如果是基于生存的革命，一定是保守主义的革命，革命者搞完革命回家睡觉。基于承认的危机，如文人知识分子的革命，有问题。我觉得祸害就在于知识分子的参与。我小的时候看姚雪垠《李自成》，知识分子牛金星一来，革命领袖李自成就糟了，叛变了自己的阶级兄弟。
美国革命是基于保守主义革命，也就是为了捍卫已有自由或者古代以来已有的自由与权利的革命。所有革命的爆发，都是复辟。我相信新辛亥革命，会是一种以民生革命为主导，附带完成政治革命部分任务，如普选，政党轮替，司法独立等等的一场革命，由于不存在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混合，不需要通过无限攫取的自由，来保障底层民众的生存，也就是能够基本实现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分割，成为一种有限的，保守主义的革命。
3、法政系
对付民族国家外在的敌人，已经到了比较完善的地步。现代政治思考一个非常大的缺点是对统治官僚的形成，无能为力。黑格尔一生就对官僚体系矛盾不已，往往复复，一方面官僚体系可以维持稳定，并且为精英提供上升，另外一方面就意味着自由的散失和癌症的强大。而且权贵官僚对外敌的好办法，会被用来对付人民。
辛亥革命承担一个世界历史使命，就是对秦制之后的知识分子——权贵官僚体制进行革命。之所以说成，不仅是中国史的，而且要说成世界历史的，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权贵官僚体制严重影响了法国的官僚体系，而现代性危机的病源就从此开始。官僚体系是现代性不可承受的重负，几乎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其成型成为巨祸。辛亥革命进行了议会制克制权贵官僚体系的实验，其继续革命毛泽东的文革，对此进行了议会制之外的实验。二十世纪的其他革命，如俄国革命德国革命，都没有如此清晰的渴望。
美国神学家尼布尔在《神意与当代文明的混乱》中说在任何人类社会的社群中，都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和平与秩序，不过，在某一些时候，被社会传统尊荣，被个人教养与道德支持的尚可容忍的正义，能够给社会带来较长时间的稳定，在另一些时候，父债子还，父辈的罪会落到子女们的身上，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会成长起来，作为神的复仇去反对传统的非正义。这个时代曾使我们得做出如下判断：曾经保证了上能容忍的正义能够实现的人类社群的体系和结构，使自己成为社会混乱和非正义的源泉。
中国古代的治乱循环就是这种经验。当下的知识分子——权贵官僚统治，就是重复了过去王朝的政治结构，因此孙中山毛泽东所致力于避免的治乱循环再次光临，而其反对的努力，成为对治乱循环进行抵抗的无形性延伸，更大的更加不确定风险更大的一个治乱循环圈。
知识分子——官僚体制美国在二战之后同样趋于政府集权，可见对知识分子——权贵官僚体制的议会制解决，还是有着不足，这在孙中山的“直接民主政治制度尝试”中已经感受到。美国二战之后，承接美国革命和奴隶解放战争，是一个自我限制的宪政化革命的衣钵，通过司法审查体系之下的人权运动弥补议会制的不足。而我们的新辛亥革命，正是承接美国革命的一种自我限制的，宪政化的，在宪法之下的保守主义革命。
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得知美国承担文化精神领导权的阶层，是法官是律师，也就是法政系。那么政治司法化运作，行政权从其本源来说，也是从司法权中蜕变出来，同样也纳入司法宪政主义中去。那么法政系取代英国国教会政教合一，政治统治权与文化精神合一的框架，实现政教分离，成为贵族。
中共的最新领导人很多是法学博士，预示着一种报复和轮回。晚清通过公费私费留学和国内设立大量法政学堂，培养了法政系掘墓人，主导了民国。毛泽东一上台，就调整院校消灭法学院，镇压法政系，反右就是对准法政系的。毛泽东死后，法政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回到晚清民国格局。98年之后教育产业化培养出来的法学院毕业生，天降大任于斯人。这也是一种民国当归的格局。
新辛亥革命对于世界革命而言，具有一种例外性，与美国政体科学实验一样，承担了去组织化无领导独裁革命的政治实验使命。没有组织化，并不一定没有社会运动。以阿拉伯之春的社会运动来看，扁平化的网络，承担了组织化的任务。不需要精英的领导，已经是一个不需要领导，只要帮助就能成事的时代里面。
我最近在海外发表一篇《告别党内性与知识分子主导》，就是试图说明从东欧转型以来，对启蒙革命的超越，对20世纪政党主导革命模式的抛弃。二十世纪就已经比较明显，政党在政治上，已经被社会运动所取代，所以现在秉持组建反对党模式的，是一种可疑的刻舟求剑。恩格斯说，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
我看到一个超越政党主导模式的革命。 世界革命的潮流，从天鹅绒革命开始，到阿拉伯之春，就朝无组织无领袖发展。在埃及，没有任何政党或政治领袖能算得上是示威抗议的领导者。其组织联系依赖于互联网，Facebook与Twitter成为埃及示威者联系最大阵地。整个世界革命的发展潮流，就是去组织化去领袖化。例如埃及变革中穆斯林兄弟会，也承认不是领袖。
这些“无领袖”运动具有象征性的标志：可以是一个挑选了主要攻击目标和对象，但并没有实际操纵或执行任何计划的一个公众人物，或具有启发性的作者。一个名义上的领袖做出宣言，一些运动分子可能对这个号召作出反应，但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确定的联系。香港“紫荆花“革命””的“领导“，是代表发言人或关注组，或者几十个影星，他们为民众提供的是帮助。
乌坎抗争中的林祖銮接受明报采访，他把乌坎村的胜利，归功于村民空前团结和空前的维权意识，“临时理事会在此次的事件中仅是配角”。民众凝聚，就会产生“无权力者的权力”。 像豆腐花但不压成豆腐。乌坎抗争中的组织化这个问题。应该这样说，社会革命中像有堡垒的，由捍卫自己能力的，消灭不掉的例如乌坎，组织化起了很大作用。
大陆政党政治毫无空间，而建设公民社会空间却很大。不可以能否建立起组织作为要求，来作为批判标准。有否反对党党，有否NGO在网络时代的政治运动，已经无足轻重。去组织化是一种无数中心和无数增长点的，就像家庭教会一样，就不容易形成革命独裁体系。
在中共洞尽所有人类已知抵抗手段的前提之下，没有抵抗手段的创新，有新的屠龙术，而迷恋于组织化维权之说，不外乎撞鬼墙不死心，浪费时间。固然没有反对党和政改的空间，怎么会没有公民运动的空间，都已经存在三十多年了，且随着各种条件如网络和当局不断制造敌人，如今已经相当大了。现在的群众基础很好，只是抵抗成本太高，不敢行动而已。人心向背已经非常清楚，但是在现有无比可怕的统治机器面前，无法凝聚政治意识，无法表达政治意志。也许我们的宿命注定如罗马帝国之下的基督教，不需要有足够抗衡的组织性，长时期就足以战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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