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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抵抗者所面临的抗争困境，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整个二十世纪所有人类的有效抵抗手段，都已经被共党预先防范。即使是以暴易暴的革命手段，同样是如此。极权主义政体，给带来的困境，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消灭一切行动，任何火星，把抵抗的人驱赶到黑暗的角落。
人心作为决定政治方向的原则，在中共面前是没有用的，或者说是被冻结运行，中共让很多人类的政治根本原则失效或者在一特定时间内失效，强大的政治强力，确实有本事让地球的运转停顿一下，短时间内日月颠倒。这是敌基督的力量，对普世的自然准则或者原初原则，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因此把自己当作前无古人的例外和特殊，因此觉得自己更靠近神。在中共这种可以“暂时停顿地球运转”的敌基督之前，我们抗争的命运，是人类前无古人的命运。
别在想当然的地方想当然。已有过的人类抵抗手段，都在共党手上做了防范。如今要找的路，一定是土共不熟悉的荒芜之路，就像过去的十年维权，搞一些他们摸不清头脑或者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共党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手都硬，把我们所有的进步积蓄都搞没了，89就是一次。然后再储蓄，共党再动一下，又没了。就像韭菜，长了一批就收割一批，然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长了一批，然后再被收割，如此循环下去永无止境。若非教育产业化和网络的兴起，原来的那一点储蓄方法，搞民主运动的方法，还真能保障千年原地踏步。共党只会瓦解于超人的力量，例如经济危机。
底层的，未来的，过去的，都是中共国内殖民的殖民地。在权贵官僚之外的，都是被征服掠夺的自然。中共牛逼得连时间，过去和未来都要殖民，最大程度的攫取，最大程度的走宽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这是类似基督的权柄。在基督教的传统中，敌基督标志着时间的终结和僭越基督战胜一切的权柄。
敌基督体制攫取了一切可能和能量，然而也因为恐龙版的体重窒息了一切可能。敌基督的秩序一个建构即自我瓦解，具有自反性的，就像神仙小说动物的修炼与渡劫，毒性在渡劫时总体爆发。没有秩序是永恒，总是与瓦解它的反坐力同在，是一种七伤拳。越用力的秩序，反坐力越大，越短命，如强秦暴隋。统治秩序，也是一种离心力与向心力的比较，也不是先验存在的，所以是一场永远的拉锯战。革命与秩序同在，有秩序则一定有反秩序的革命，秩序要战胜革命，就要不断再生产。就像法院判决一样，“一次又一次的无中生有”。
强大的敌基督秩序，就一定有着看不见的内伤，无法自愈的内伤积累起来，最后瓦解时荡然无存，只剩下尸体的腐臭之气。社会主义革命有着内在的，被延迟被镇压到地下的地火，继续革命的地下河流。暗中的革命，为将来的终结一战，进行预备。这是内在于49年秩序进程的“革命”，是一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散装革命，正是长时间的秩序存在，也同时有长时间的海量民间抵抗，冲涮地现秩序，只剩下一个空空壳，一旦终局一战来临轻轻一碰，就烟消云散。
由于改革无能完成现代性需要解决的政治社会经济矛盾问题，那么先前被掩埋下去的革命因素就会暴露出来，成为主宰性因素，需要再次命名和正视。我把二十世纪至今的革命，包括文革在内，积累到今天，甚至延伸到将来的，在未来几年之内绽放出来的终局一战，命名为新辛亥革命。二十世纪的激进革命，包括国民党的北伐战争和共党的革命内战，因为已成为历史，其暴力性不再作用于当下，已经被过滤，因此也可以纳入一个新辛亥革命的范畴。
这还基于另外一个原因，我们今天的革命，是基于改革失败的，或者改革已死的革命，也就是改革自身问题造成的革命，而过去革命所遗留的问题，只有在叠加依附于改革时期而存在，也就是作为改革时期“改革革命”范式的附属而存在，其本身并没有主体性。也就是说，将来爆发的广场革命或暴力革命，是过去历史的延续，而并不是将来“天国”的降临，它就是一种保守主义的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革命。对于大陆人民的未来美好宪政国度的到来，并不是过去和当下历史的断裂，而是民国奠基就预定的，就预备的，本来就有的，再次修复出来，而不是凭空造出来的。
这种新辛亥革命是内生于49年秩序进程的。其终末的终局一战，肯定是轻而易举的。是烂透之后，轻轻一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共死于内生性，如维稳，因为其痛恨内部叛乱甚至敌人，而且其全民党和极权主义总体性把社会经济矛盾大包大揽在其内部，并且要以最强的政治强度，以类似军事战争的方式，进行克服征服。就像拳王泰森，年轻全胜的时候，留下的致命伤害被掩盖了，等走下坡路了，新旧伤齐发，就特别短命。
中共还不止新旧伤启发，因为它极力防止旧伤复发，这种防止的举措，还是带来新的伤害，就像维稳。到了终末，它就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面具，面具之外一无所有，也就除了一个被完全掏空的中共这个政治符号。
中共与清王朝一样是外来政权一样，一直存在合法性危机。建政六十年来，属于极权，中共的掌权始终处在合法性危机，在内部被压里民众内心，无法公共表达，在国际关系中，则通过倾全国血汗结友邦欢心，以获得承认。对于他们来说，掌权是至高无上的，什么民族国家和民生云云，都是浮云，有害于掌权，就消灭之，这是自我摧毁掌权的根基的统治方式。
辛亥革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有延绵几十年甚至两百年的预备，从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来看，甚至可以回朔到清室是外来民族夺取天下的。当太平天国爆发时，是一次从地下上浮到地表，然后通过改革开放变法，最后抵达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继承了太平天国的理想。辛亥革命是那个历史进程的终局一战，轻轻一推，没有死多少人，就取得了胜利。
这是先于专制瓦解之前的革命。维权运动之前的中国革命，当民众零星抵抗或者没能成势力的时候，总被知识分子定性为叛乱，当知识分子看到块成事的时候，就投身进来摘桃子，把自己的民粹主义套在民众头上。维权运动试图改变这一历史格局，拯救夺权成功之前的民众抵抗，知识分子为之背书，不再是叛乱，而是天赋人权之抵抗权的行使，或者知识分子自己提前参加到维权运动中来。有了维权运动，中共瓦解之前的抵抗，自然而然就是革命。这是一种长期积累珊瑚最后形成珊瑚群那样的革命。
其实我们对我们所处的时空，因身处庐山之中而不知真面目灯下黑。我们目前的改革——革命批判话语高度不足，不能中的。因此需要看到一个超越知识分子主导的夺权革命范式之外的革命存在，也就是新辛亥革命作为地下河浮起出地表 。在知识分子视野觉得不可能的，往往有可能。觉得很可能的，往往不可能。因为知识分子的眼睛，注定看不到自己渴望之外的地方。
这需要于一丝阴影处窥见一个隐藏的真实大世界，一个被理想目标和意识形态遮蔽的真实世界。 如何改变呢，需要从1949年后国家资本主义的罪恶，以及国内殖民，作为批判的根本标准。如民宪派对汉奸不两立的历史观重建，是将来有用的，还有国内殖民或者集中营战俘作为政治历史真相的揭露，也是将来有用的。还有如改革时代如何用经济手段来实现政治控制的，如房奴。
如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革命是民众为了自我保存而出现的防守反击，革命并不是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常是革命的手段。把夺权当作革命的目的，是知识分子的分赃逻辑所致。要夺权的革命很难，没有经济危机，几乎爆发不了，但不夺权的革命早已存在了。
政治事件都是在事后的历史神话中变得完美的，所以并不是没有完美或勉强符合的之前，就认为革命性力量不存在。革命已经发生很多年了，大大小小的，一年十多万起群体事件。只是知识分子要的可以满足自己欲望的，夺取江山的革命，没有这个之前，都会认为没有革命。:改革已死就标志着革命已经开始！只是现在还没有那么激烈罢了。
在文革后期，其根本性的力量，是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否认，直接要求宪政，干掉毛泽东和专制，如有着底层的人民文革。后来邓小平用改革扭转了，歪曲了，转移了。就像他在89之后转移的一样，用收买转移知识分子，用市场经济转移民众。
总是很多学者以体制加上其延伸部分如城市市民和知识分子的人心作为是否会革命的依据，这其实是不对的。分赃怨气引发不了革命。按照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这一些人是摇摆动摇分子。在舆论领域中，他们不过把话语权当作自己财产的一个部分，当讨论场合众人反共成强势的时候，他们就拥共，故意唱反调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当拥共成为强势的时候，他们就反共，故意唱反调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总之是在需要拥共的时候拥共，需要反共的时候反共可以不惜人格分裂对立，实现其利益最大化。
正是因为当下的革命是新辛亥革命，其革命结果必然是大陆回归于民国。正是因为民国当归为大势所趋，这场转型变革一定是新辛亥革命。就像辛亥共和的再次重复，在大陆沦陷区的再次重复。这是一种轮回的格局。
为什么要采用革命话语
我这几年在想，像马克思那样，以一种极端的革命思想，把改良和革命所蕴含的目的，问题和手段，全部攫取进来，统一起来，一揽子搞掂。其实进入政治，必须下赌注，有偏见，总得占一个。
改良与革命的争论，就像禅宗五祖之后两大徒弟神秀“渐悟”与慧能“顿悟”的争论。“渐悟”认为宪政是没有的，是慢慢修炼而成的。而“顿悟”则认为宪政是本来已经有的，是通过长期的努力，然后一下子顿悟绽放出来的。新辛亥革命的提出，就是经过长期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条件的演变，已经发生了重大变更，以及改革与革命对立的思潮辩论，一下子最终成型跳出来的。
绝大部分人被1949年秩序所塑造，致力于拓展改革共识。改革共识是不可能形成的，因为权贵是不可能是被启蒙的，民众也是不可能被启蒙的。在利益这个层面上来看，并不是和解的可能性，而是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在主宰塑造改革时期，不过是“潜规则”。而革命共识是有可能形成，因为它恢复了民族国家人民主权的原初力量，恢复共同体的同一质，排除了异质，把知识分子权贵集团分裂开来，把其中的太子党五百家当作外来的敌人，这样有敌我之分，就能最大强度实现整个民族团结。
新辛亥革命，以保守主义和尽可能不流血和少流血的面目出现，在律法之下革命，在宪法之下调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辅助以尽可能少的暴力，是最大可能实现民族团结的。而且法律之下面目出现的革命，也会给敌人带来一种安全感和确定性，孳生其侥幸之心，不会极大放大其恐惧感，而带来拼死抵抗。
从改良到革命，言论的分量越来越轻，行动的分量越来越重。言论作为行动的改良，是一个与民众无关的，高门槛的，大多数人没法参与的，有等级的政治，而包括维权运动在内的革命，则是一个以民众为主导，知识分子打下手，以太子党五百家为敌人的，低门槛的，大多数人可以参与，瓦解等级制度的政治。
从改良到革命，行动的分量越来越重，那么在改良中言论推动和目标之间的鸿沟，被抹平，行动本身足以承载总体系，目标在行动中被内含，被中保，二位一体。行动就像一把枪，只要你一勾手指头，就射中目标。
如果改良不解决需要解决的社会政治问题，那么改良只会带来革命，从属于革命，那么改良没有中国出路的含义。如果有真正的改良，那么改良与革命所致力于解决的社会政治问题都差不多，但是改良本身对民众的号召力不足，不足以动员底层民众支持，革命口号则具有最为强大的动员力，来推动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塑造真改良。
有人担心革命带来一个混乱的无政府主义局面，其实不必担心，在这样一个利益极端多元化的热兵器时代里，且加上全球化体系之中，几乎没有可能出现过去国共内战以及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局面。过去关于革命的认识，什么革命必然导致专制，用来否定过去的革命和抵抗将来革命，这种腐朽臭味的思维方式可以休矣。
只有言论而没有行动，只会日积月累心中的怨气，造成心灵扭曲，那么一旦夺权，就会疯狂报复，对于底层民众尤其如此。而包括维权运动的新辛亥革命，则赤裸裸诉诸于堂堂正正的行动，为底层民众的参与，打开大门，甚至可以从中收复被掠夺走的微薄利益，那么就容易走向政治成熟。邓小平说改革也是革命，改革本身也有着暗中的革命性，维权运动的出现，剥离攫取了改革自身的革命性，是先于革命的革命，造成专制瓦解民间力量夺权的广场或者大规模暴力，不外乎是最后一站，最后一次完成，而不是新的革命的起点。
一个界标的移动，本来在夹在革命与改良之间的，可以是改良，也可以是革命的阿拉伯之春广场运动，就成了阿拉伯之春革命，而且取得了胜利。这不仅意味着革命的内涵在变化，也说明，界标的移动和革命话语侵蚀囊括改革领域在当下的重要性。
通过这种新辛亥革命的范式转变，就不会出现千禧年革命那样，把所有的希望，出路和心理压力，要求有新天新地，都放在终局一战中，这样会造成新的专制出现。推特“草榻组织”说，把肉身此刻的存在及言行视作革命的一部分，其就拥有了当下，排空了希望与绝望的言说，精神为之一爽啊。
这样你举手投足之间，就是革命，只要你持有良心，暗中有着抵抗性立场，或者明白地抵抗性立场，都是革命。即使不是革命，也会被专制的全能专政塑造定性为革命，从而有了革命性。
新辛亥革命的命名，是民间主体性的体现，是民间力量涌入历史政治舞台，成为世界历史精神担纲者的要求，因为在改革中，民间仅仅是边角料，甚至连边角料都不是，而是改革的对象，是“自然客体”，邓小平之后，包括中共总书记在内的个体，在改革格局内想推动政治改革，都是无能为力的，也就是空心化。而只有在革命海潮中，连最边缘的民间人士都会成为历史主体，实现解放。
由于纳入革命的象征体系中，就克服了当下的绝望，挫败感，获得激励，就会出现加速度，量变变为质变，千禧年主义的心理渴望，就被分散到每一个环节，不会集中到最后终局一战中聚变爆发。这样终局一战就是一种技术性，世俗性的，而不再是政教合一的。
“改革已死，革命无能”是一种简单的表述。在革命很难，改良更没概率情势下，鼓吹暴力革命有着很多正面价值，其一是与现体制切割拒绝效忠。其二，制造统治者的恐慌和不确定性，迫使移民跑得更快。其三，在民众中间获得道义资源，在没有条件实行暴力革命热兵器时代，暴力革命的呐喊随心所欲不逾矩。第四，承载创造新开端，承载与1949年秩序断绝的渴望。
考量二战之后革命，必然是与法国俄国中国革命不同的革命，如东欧天鹅绒，1989年的世界性革命，阿拉伯之春，是一种暴力较少不流血和少流血的革命。阿拉伯之春更近于一次广场行动，却被命名为革命，可见革命的内涵已经发生质的变化，必须是宪政化和自我限制的。正如英国光荣革命与美国独立战争，还有辛亥革命建立了宪政共和国，都是有限暴力的，不流血或者少流血的革命，而不是改革起了作用。虽然说革命往往导致独裁专政，但没有革命却没有宪政共和，这里只有一线天，必须从天险狭缝而过。
革命的范式已经被根本性的超越，那种把人民革命必然造成专政的偶然性，当作必然性的腐臭范式，早就过时。改良不过是革命的替代品，是枪支的和平继承人，都是世界历史精神的道具或手段。可以简单的说，革命就是现代性，就是世界历史精神本身，而改良不过是革命中特殊的，偶然的例外的和平时期，是一种条件特别苛刻才能存在的替代品。
大陆社会运动，都会深深嵌入宫廷政治中，成为权力斗争的组成部分。或者一开始就陷入运动领导层的争权夺利造成的内斗中。社会运动成为权力政治的延伸。而在香港反洗脑运动中，就活脱脱就是社会运动本身，利用组织，但不被组织和权力所利用。何时大陆运动才能出污泥而不染，例如清丽脱俗的香港“紫荆花革命”。
如果不是为了政治目标的实现，而是为了攫取统治权，或者攫取统治权为了目标的实现，认为没法革命的道理会大一点。只可惜，后者在当下，经过二十世纪的失败和代价，已经毫无公信力，当下的革命只能是政治目的直接在场的实现。 就像我们的维权努力，每一次群体性事件，如果都参与背书的话，他就在增长，在增值，意义在发酵，那么革命的目的就直接在场，每一次的维权，都在于努力解决革命所试图解决的问题。
有了维权运动这种先于革命的革命，中国转型不再遵循以夺取统治权为中心为前提的范式，不需要等候垮台做为前提，当下行动就是革命，解决革命所需要解决的大部分问题。而专制的垮台统治权的转移，不过是一场长久战争中水到渠成的收官子，小战役。这样的革命同时具有改良的性质，改良与革命统一起来。
政治应该是步步为营的，尽可能做好的，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以维权运动的精神来摄取包含整个近代历史，可以视为前美国革命建国式的预备和努力。这是新辛亥革命的呼唤。因此，新辛亥革命的异象在升起。
为什么是新辛亥革命
前中宣部长朱泽厚说：“从辛亥革命到今天，我们转了一圈，又转回到了专制的起点”。这是文革之后的普遍共识，并且把中共独裁等同于封建专制。那么从八十年代到今天，改良话语的普遍氛围，塑造了被迫革命的新辛亥革命。一谈到转型，就把当下中共王朝当作后清。所以新辛亥革命揭竿而出，就承接了八十年代以来的正能量，和“把当下中共王朝当作后清”的正能量。辛亥革命那样的保守性革命，没留多少血，有什么不好。以后要是可以再来一场新辛亥革命，那真是天佑中华。
正如晚清改革没法成功导致立宪，正能量用来推动改革，完全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但用来推动新辛亥革命，则如和氏璧归赵。中国改革与晚清改革比附，是一只癞蛤蟆想吃的天鹅肉。晚清民国或者辛亥革命的改良与革命之争，来影射当下强力要求改良，那是外星人在说话。思潮格局的相似，以为就能起作用，那是一种巫术跳大神。
例如晚清的官僚知识分子会参与改革与改良，而且对国家政治结构，利益结构，有决定性的影响，其立场变化，就意味着政治利益格局的变换，如袁世凯加入革命，就意味着最尖锐军队站在革命一边。今天的官僚在政治之外，知识分子也在政治之外，只有一张嘴巴。公共舆论不是决定性的战场。思想路线背后没有军队，没有实力，亮出舌苔空荡荡。
晚晴有改革派与革命派，真实地存在，有着政治利益、格局、军队、地盘、钱财、阶层力量作为支撑。当下只有想改革派与想革命派，除了嘴巴之外，一无所有，活在意淫当中，不胜幸福。一个想革命派，通过那喊革命解除效忠，抵得上一千个想改革派。
今天的知识分子只是埋怨党妈妈吗奶水给的不够，满汉一体，没有辛亥革命赖以成功的民族主义。没有把现统治者当作外敌。 满汉矛盾是晚清那时候是主要的矛盾，是总体性，把其他的都包括进来。汉官借改革立宪要权，也是很大因素，没有满汉之争那种巨大撕裂，哪会有变革或者辛亥革命那样的保守型革命。如今缺了这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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