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区到底怎麽了，为什麽有那麽多藏人接二连三地自焚？为什麽自焚者要采用这麽惨烈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诉求？中国到底怎麽了，为什麽藏人自焚事件已经超过100起，中国大陆的媒体却连一个像样的报导都没有？
作为当代藏史研究者，上述问题让我深感不安。近几年，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对内对外都加强了宣传力度，一再声称藏民幸福并认同中国政府的现行政策。在汉地，很多人相信中国政府向藏区注入了大量金钱以改善藏民生活，而藏民却不知感恩而怪罪於政府。
达赖喇嘛说过，他所关心的是全体藏人的幸福快乐，如果现在的六百万藏人确实生活幸福快乐，他愿意放弃流亡，回到拉萨来当一个普通和尚。问题是，现在藏人生活幸福快乐吗？
2012年夏天，我将研究1956至1962年青藏高原军事冲突的专着《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交付出版社後，回中国大陆探亲，随後向中国政府某机构提出申请去拉萨旅行，并请求与国内同行交流。申请被拒後，我决定去川滇甘青四省藏区。这四省是对持国外护照的旅行者开放的，而这四省的藏区是最近藏人自焚发生最多的地区，也恰恰是我过去研究的重点，我对这个地区已经相当熟悉。我要亲自到那里去确证一下，藏人到底是不是快乐？
“藏区”不仅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也包括“周边四省藏区”，二者面积和人口都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在现在的行政架构中，这叫“四省一区”；对藏人来说，这叫“西藏三区”。问藏人家乡在何处，康巴回答家乡是康，安多人回答家乡是安多，可是现在的地图上，没有康和安多这两个区域，只有某省某藏族自治州和某藏族自治县。为了将历史上的地名和现在的行政地名相对应，我在研究中曾经花费了大量时间。许多汉人或许并不清楚，藏人至少有一半不是生活在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的情况并不代表藏人的全部。从清末到现在，藏人同中国政府发生冲突与纠葛最多的地方，以及如今藏人自焚抗议最多的地方，不是在西藏自治区，而是在“四省藏区”，也就是藏人所说的康和安多地区。这就是我去四省藏区旅行的意义。
以下是我这次四省藏区旅行所得到的一些观察。
寺院里的达赖喇嘛照片说明了什麽？
到了藏区不可能不去寺院，不仅因为寺院是藏区最壮观的建筑，有丰富的历史和文物，总是位於最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到迷人的风光，更是因为寺院是藏文明的物质载体，记录着历史。寺院也是我所研究的当代藏区历史上很多事件的发生地。
对於汉人来说，非常普遍的一个误解是把藏区的寺院等同於汉地的庙宇。在藏区，你应该找的是“寺院”，不是“寺庙”。藏区寺院的功能，规模，结构，分布，以及在藏人生活中的地位，是汉地的庙宇完全不能相比的。藏传佛教是组织良好而且系统性极强的宗教，特别注重上师传承，有历史久远而严格的寺院结构系统，僧侣和仁波切（活佛）在社会生活中备受尊重。虽然现在受到种种限制，至今他们仍然是有权力的。这种权力不是明文规定的法定权力，而是他们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力。僧侣在藏人中的影响力，是汉地和尚远不能相比的。
藏区寺院不仅仅是僧人们出家修行的地方，寺院还是藏人社区生活的主要构架。寺院是人们在世间生活的指导者，也是藏民族千年精神文明的物质载体。寺院的首要功能是藏民族文明的传承，传统的寺院是学校、图书馆、印刷厂、档案馆、医院、银行、避难所、歌舞剧场等等，寺院承担了我们常说的“城镇功能”的几乎全部。寺院也是藏人生活中遇到问题时，第一时间去求助的地方，在牧区更是如此。除了寺院，牧民部落事实上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求助。
所以，传统寺院和与藏人的关系，绝非汉地的庙宇可以相比。汉人大概很难想像，为什麽藏人家庭都要把自己最出色的儿子送到寺院出家为僧，至今依然如此。 传统汉人社会里，僧侣的地位并不高，汉人出家当和尚大多要么是生活迫不得已，要么是精神上受到打击而“看破红尘”，而藏人把喇嘛看成社会上最重要、最受尊重的人士，喇嘛是藏人心目中的“三宝”（佛，法，僧）之一。送一个儿子到寺院出家为僧，其重要性超过汉人家里出一个大学生。
藏地的大寺院有组织良好的“扎仓”体系，它类似於当代大学的学院和系科。庞大的藏传佛教和藏文明所发展出来的几乎所有知识结晶，从哲学、医学到诗学、文学，都在寺院里得到教学、传承、研究、创作和发展。所以，像拉萨三大寺、安多四大寺那样的大寺院，就是一所系科齐全的大学，几千个甚至上万个喇嘛一年年生活其中，相当於一座大学城。大小寺院有组织良好的从属和层次结构，散布在偏远草原和深谷里的小寺院，有该派大寺院作为母寺给以指导，相当於大学下面的分校。有悟性而用功的僧人，可以从小寺院起步，一级一级地转到大寺院深造。
传统藏人家庭，几乎每家都有一个或几个儿子在寺院出家为僧，或者女儿在寺院为尼，所以藏人家庭和社区与寺院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每个寺院都有固定的一个或很多个村庄，或者若干个牧民部落作为其僧源，也作为其财力物力的供养来源。一般藏人家庭都省吃俭用，多余的粮食、酥油都会拿到寺院去作为供养。藏人会说“这是我的寺院”，或者说“这是我们村的寺院”，“我们部落的寺院”。
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毁灭寺院对於藏人社会生态和心理的致命打击，才能理解藏人内心的痛感。
1958年前，四省藏区有几千座寺院。1958年，中国政府在四省藏区发动“宗教改革运动”，这些寺院绝大多数被毁。深受民众敬仰的高僧们被斗争，被毒打，被逮捕监禁，甚至被处死，大量僧侣被迫离开寺院，还俗结婚。寺院建筑被拆，砖木被运走作为政府新建筑的材料。佛像被毁，珠宝被盗。藏民族千年精神文明的物质载体，在这场运动中毁灭殆尽，留下来的是大片寺院废墟。在青海省尖扎县，我还到过一个由被迫还俗的僧尼组成家庭後出现的村落，当地政府将之命名为“解放村”。
在1958年失去了寺院以後的数年里，四省藏区陷於藏民与中国军队的暴力冲突和大饥荒之中，藏民族经历了残酷而且无可求援的灾难，人口大幅度下降，特别是甘青草原上的牧民部落，由於成年男性几乎全部被抓捕，部落到了灭绝的边缘。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四省藏区的寺院和僧侣是什麽状态？了解寺院和僧侣，就基本了解了那里藏人的精神状态。
我在四省藏区一路走来，进了很多寺院，有些是公路边的名寺，现为“旅游热点”，更多的是偏僻村落里的小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曾经被毁的寺院开始修复，各地政府近几年看到了寺院的旅游产业价值，规划和投入一定数量的资金，而藏人民众又一次全力捐款捐物捐力，努力修复他们的寺院。通常首先修复的是大经堂和佛塔，特别是作为旅游产业的大寺院。外来游客看到金顶辉煌的大经堂，赞叹之余，并不知道那些并非原先的建筑，而且，就建筑规模而言，已修复的部分估计不及1958年被毁前的十分之一，更不要说被捣毁的古老佛像和被盗的历史珠宝文物。更本质的问题是，原有寺院的“扎仓”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寺院在政府的公安、统战、宗教事务、文化等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和周边藏民之间的传统联系基本被切断。
中国政府对藏区寺院的监控令人触目惊心。 在藏区，我看到公安派出所就设在寺院大门的对面或隔壁，有的乾脆设在寺院大门里面。这些公安派出所招牌堂皇醒目，一眼看去就让人明白它的震慑作用。此外，所有寺院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都有“民主管理委员会”（简称寺管会），以代替传统寺院堪布（住持）的权力。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所有僧侣都必须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认可，发给“喇嘛证”。仁波切（活佛）则必须得到政府发给的“活佛证”。没有喇嘛证的喇嘛是非法的喇嘛，没有活佛证的活佛是非法的活佛。
我在青海某地遇到一位来自四川的老僧，他给我看了他的“喇嘛证”。他告诉我，政府给各个寺院规定了寺院僧侣的指标，多少指标就最多能发多少证。政府还规定，不再允许藏人家庭送未成年儿子去寺院接受沙弥戒的传统，十八岁以前不得出家。不过，我在很多寺院里看到了少年僧侣和童僧，我接触过的最年幼的童僧只有八岁。我问过这些活泼的少年，证实他们是父母作主送来寺院，也是自己愿意出家的。 对於这些少年来说，住在寺院里，就像到了一个条件比家里更好的学校一样，念经就是读书学文化的过程。我问过那些管理他们的成年僧人，政府不是规定不许有童僧吗？他们回答说，上面有人来检查的时候，就把他们藏起来。至於“活佛证”之类强加於人的规定，僧人们更不放在眼里，道理很简单，认不认谁是活佛，是僧侣和信徒的事，不是政府官员有资格说了算的。
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寺管会经常要给僧人读文件，进行政治学习，称为“爱国教育”。这种强迫性质的政治学习，其效果似乎尚无人进行过专门研究，我只能从亲身经历中作出评估。
我的结论是，藏族僧侣对於中国政府监控寺院的抵抗，是一致的，始终的，坚决的。
藏人的寺庙里，通常不仅供奉佛祖、观音菩萨等佛像，还供奉本教派的法王、本寺院的活佛和上师的法相。中国政府禁止藏地民众崇拜和歌颂达赖喇嘛，禁止寺院里供奉达赖喇嘛的法相，禁止藏区民众持有和公开展示达赖喇嘛的照片，违者有可能惹来大麻烦。但是，我在我所到过的几十座寺院里，无一例外，都找到了达赖喇嘛的法相，有时候是在很隐蔽的地方，有时候是公开供奉在大堂里；还有的时候，我必须小心询问，才能让僧人们信任我，让我进入供奉达赖喇嘛法相的殿堂。
在一些寺院里，我问僧人：“寺管会知道你们供奉达赖喇嘛法相吗？”回答是：他们知道，他们不管，只是当上面有人要下来检查的时候，他们预先来关照，把法相遮盖起来，或者临时藏一下，等上面的人走了，再公开展示。
在我去过的藏人家庭里，达赖喇嘛的法相通常是公开供奉在经堂里。在某寺院前的大街上，我在一家卖宗教艺术品的店家询问达赖喇嘛的照片，店主从柜台下拿出了达赖喇嘛和十七世大宝法王的照片，以及其他“政治上有问题”的照片。这家店大门外几步远的地方，就停着特警的黑色警车。
达赖喇嘛的照片和图像，成为藏人反对政府政策的消极抵抗运动中一个必胜的因素。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恐怕是当代世界最受人欢迎的照相对象， 几乎没有一个见到达赖喇嘛的人不想亲手拍一张达赖喇嘛的照片。在半个世纪的流亡生活中，达赖喇嘛走遍世界，见过各种各样的人，留下了不计其数的照片形象，在互联网上可以轻而易举地下载到达赖喇嘛各个年龄，各类场合，各种表情的清晰照片。在当代网络技术和彩印技术如此普及的情况下，达赖喇嘛的照片不再需要由游客冒风险从外面带进藏区。持有和在适当场合展示达赖喇嘛照片，就成为藏人僧侣和民众抵抗政府压制，表达心声的普遍方式，就像藏人青少年当着武警的面，用汉人听不懂的藏语唱着歌颂达赖喇嘛的歌一样。
中国政府曾经展开过一个专项计划，把印刷精美的中国政治领袖（毛，邓，江，胡）像送到藏区，要求藏区寺院和家庭悬挂。我无法想像是谁出了这麽一个主意。我这次旅行中没有看到一张这种画像，我问到的藏人，特别是僧人，都用蔑视的态度谈论他们对这幅画像的做法。同样，我也没有看到过一幅中国政府认定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照片，无论是寺院里还是商店里，一幅也没有。这一现象的反抗意味非常明显，因为班禅喇嘛是格鲁派和达赖喇嘛并列的上师，只供奉已圆寂的第十世班禅的法相而不供奉第十一世的法相，是一种非正常的做法。
中国政府以达赖喇嘛为敌，就等於以藏民族全体为敌。藏民族对此的反抗是全民一致的。事实上，藏区的基层干部，无论是寺院的寺管会还是政府的行政官员，无论是藏族干部还是汉族干部，只要接触了藏人，就都明白藏民全体一致反抗中国政府这一政策。不管他们自己是不是积极认同这一政策，他们也犯不着和全体民众过不去，所以他们不会向上据实报告藏民的反抗情绪，据实报告就意味着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於是越往上越不了解基层藏人社会的状况和情绪。一级一级地往上瞒，最高层对藏人可以说一无所知。恰如我在旅途中交谈的几个藏人对我说的同样的话：“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心”。
中国政府把达赖喇嘛看成最危险的敌人是没有道理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从1951年16岁亲政，到1959年被迫出走流亡，一直忍辱负重，试图保持藏区的和平，免民众於刀兵血光之灾，为此在多次关键时刻他作出了和中国政府合作的选择。在出走以後的流亡生活中，他以慈悲和智慧之心，领导流亡藏人保护藏文化，传播藏传佛教的智慧，提出了中间道路的方针，公开宣布放弃独立的诉求，只要求藏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的自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从不以中国人民为敌，从没对中国领导人恶语相向，即使在被中国政府领导人公开辱骂的情况下，仍然保持慈悲为怀的和平态度，始终希望有朝一日和中国政府重开谈判之门。
中国政府以达赖喇嘛为敌的政策，在藏人中激起的愤怒和绝望是十分明显的。在年轻一代藏人看来，中国政府完全不可理喻。根据我的观察和判断，最近两年藏区的自焚事件，第一因素就是中国政府顽固地以达赖喇嘛为敌而逼得藏人绝望。 我所认识的为中国政府工作的朋友不止一次问过我，为什麽有那麽多藏人不惜以如此惨烈方式牺牲自己？我说过，你们让我到发生自焚的地方去，去访问他们的寺院，他们的家人，我回来告诉你们自焚的原因。可是政府禁止任何外人前往自焚频发的地区。其实只要睁开眼睛看看就知道：自焚的藏人，要么留下遗言，要么在烈焰中呼喊的，都是同一个要求，要求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回到他的人民中间来。
不仅如此，面对藏区民众自焚抗议频发的状况，中国政府没有检讨自己政策的诚意，却有了嫁祸於人的算计。我在藏区各地看到了很多以震慑为目的的反邪教标语牌。这非常奇怪。反邪教通常有明确指向，中国政府十多年来的反邪教运动是针对法轮功，但是法轮功从来没有在藏区流行过，藏区几乎是清一色的藏传佛教，而且体系十分清晰稳定。这些自焚者，大多是藏传佛教僧侣，还有一位是有名望的仁波切。特别是自焚发生最多的阿坝格尔登寺系，那是属於佛教格鲁派的着名大寺，他们的上师格尔登仁波切在1959年跟随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但是整个格尔登寺体系大小寺院的所有僧侣，仍然在精神上追随着他。
一位体制内干部告诉我，把藏人自焚解释为邪教的组织和影响是统战部的主意。在全民信仰佛教的藏区，把“反邪教”指向藏传佛教，这是危险的玩火举动。一位年长的体制内藏族干部对我说，在藏民族中反对佛教，这是“千不该万不该的事情，以前就有过惨痛的教训”。他警告说，“这样做，藏区是要出大事的”。
我在四省藏区一路所接触藏人，他们精神上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中国政府拒绝面对这一事实，藏人精神上的诉求没有出路，藏区随时会出大事。如今，藏区对藏人的监控远甚於内地的维稳。我一路上遇到过无数开车骑车进藏旅游的内地汉人，但是藏人告诉我说，藏人现在是不能随便去拉萨的，四省藏区的藏人甚至不能跨省旅行，被军警查到了随时会遣送回乡，而汉人却可以自由旅行。政府和维稳部门不敢相信任何藏人，从中央政府派到藏地的负责人，到城镇大街上到处可见的全副武装的制服军警，与当地藏人的隔阂、冷漠和对立是一目了然的。藏区主要城市大街上的黑色特警车辆，给人一种外来政权在治理这片土地的强烈印象，藏人自己难道会没有感觉吗？
我在旅行途中接触过反抗情绪较强的年轻人，他们接受过现代教育，了解外部世界，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他们说，由於佛教的不杀生和非暴力理念，由於藏民族是全民信仰佛教、追随达赖喇嘛的民族，佛教使得藏民族在政治对抗中处於软弱的不利地位。作为有当代政治意识的年轻一代，他们急迫地盼望摆脱这种软弱。只要机会出现，年轻一代是愿意行动的一代。
我在旅途中就写了一篇评论，我想对中国政府说，以达赖喇嘛为敌，就是以全体藏人为敌。这样做只会一天天地强化藏人的民族意识，时时刻刻提醒藏人，汉人和他们不一样。不改变这一点，西藏问题无解。
“红旗村”和定居工程
中国政府对内对外宣扬在藏区的“政绩”，有一个目的性明确的指向，就是强调其统治的合法性。这种心态有一部分是从清末和民国继承下来的，即用行政执政力的存在来证明其拥有这块土地的主权；还有一部分是由於中共执政期间给藏区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这种灾难是当代人类史上罕见的，直指中共在藏区的统治合法性。 因此，中国政府亟需对内对外粉饰藏区的状况，以向汉地民众和国际社会表明，当代中国政府治理下的西藏，要比前朝前代好。带着这样的目的和心态，中国政府在藏区的建设与政策，带有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宣传意味，也就是现在中国人常说的“面子工程”。美化乡村和“红旗村”工程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次旅行以前，我就听曾经到藏区旅游的人说过，他们在藏区确实看到藏人的生活不错，新房子很大，相当有钱；他们还看到，藏人家里悬挂着毛泽东的大幅画像，藏人说热爱毛泽东和共产党，感激政府，认同中华民族。我曾遇到过一位做旅游业的藏族商人，他对我说的一番话几乎就是中国政府对外宣传的原版，而且说得相当投入，十分认真。为了了解真相，唯一的办法是多看多比较。
藏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物质条件，一般规律是随着交通条件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说，越靠近公路则条件越好，特别是旅游热点附近，凡是有大量游客经过的地方，看上去现代化程度较高，凡是远离主要公路的偏僻乡村，条件就比较原始。
这一规律简单的解释是，公路带来了商机，带来了游客，附近居民可以利用公路创造的条件从事各种服务业，卡车运输、旅游交通、旅馆业、餐饮业、零售业、导游、等等，於是比较富裕，生活比较好，信息灵通，满意度就比较高。但是，情况并不仅仅如此。
如果将公路附近和偏僻乡村的差距多加比较，就不难看出政府在这种差距中起的作用。最近一些年，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确实向藏区投入了资金，这些资金到底有多少确实用於提高民生，这是一个应该由政府来透明化的数据。我的观察是，来自政府方面的钱的分配，明显地偏向於公路附近。
四川、甘肃和青海的国道两边，我看到很多经过美化的村庄，农家院落的大门都是一模一样的，围墙都粉刷成白色，粉红，或淡黄色，有些还一块一块地绘了彩色的汉式花鸟画，看上去就像苏州古典园林的围墙。这些经过美化的围墙规模相当大，汽车一路开过去，到处是这种刻意美化过的围墙。有趣的是，这种彩绘围墙的建筑形式并不是从当地传统中产生的，从形式、色彩、风格上和当地乡村建筑毫不相干，和当地的自然与村民生活方式极不协调。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出生的红崖村里，整个村庄都是这样美化了围墙，各家各户一模一样的围墙，一模一样的大门和门楼。缺少的恰恰是屋顶上飘扬的经幡。我恰好保存了围墙美化前2004年的照片。相比之下，我只能说，这样做肯定没有达到“美化”的目的，最多是表明了政府行政力在这里的存在。这种美化是做给外面的人看的，它不可能出自当地老百姓之愿望，因为这样做违反生活常识和经济规律。这是政府的政治行为，其实和民生没有多大关系。在远离公路的地方，或者游客和外来人不到的地方，这种美化就消失了。
此新闻共有2页 第1页 第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