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香港人反对捐款给雅安地震，背后是不满专制的扩张，及由此产生的愚蠢与贪腐。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於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极权的诱惑》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


倘若李子诵看到香港《文汇报》四月二十六日的评论文章，他会做何感？正是在他担任这家报纸的社长时，该报在一九八九年以开天窗的方式刊登了「痛心疾首」四个大字，以抗议北京的戒严令。

二十四年后，该报的评论文章宣称： 「反对派以内地善款缺乏监督为由发起所谓『抗捐运动』，其实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藉口，其本质是将赈灾政治化，对内地进行政治攻击……这其实是『反国教』的延续，目的在於反对爱国、仇视内地同胞和对抗中央。」

文章针对的是香港社会的新情绪。刚刚发生的雅安地震与五年前的汶川地震，在香港激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应。在上一次，香港群情感沛，政府与民间捐助了一百亿港币，而这一次人们则发起了「抗捐行动」，反对民间与政府的任何捐助行为。

很多因素造就了这五年来的变化。最直接的原因来自於中国官方机构的信任破产。香港人发现，他们的捐助被红十字会与各级地方政府的腐败与无能所滥用，它化作了政府的豪华车与公款吃喝，援建的学校则不仅仍是「豆腐渣工程」，甚至还因地产项目被拆毁。其次，它与中国再度扩张的专制制度有关，经由二零零八年奥运会的成功和随后的西方金融危机，共产党政权变得更为傲慢，它加紧了社会控制、打击异议分子、却面对一连串的社会危机毫无作为，它还把这「维稳」的思维与形式引入了香港，让早前它作为中国复兴者的形象大打折扣。

而在这五年中，也正是「中港融合」的加速期，北京原本以「输血者」的姿态出现，开放「自由行」来帮助香港经济，未料到却引发了新的冲突，内地人反而变成了香港资源的掠夺者，「蝗虫论」不胫而走，一些香港人不仅厌恶中国的政治制度，甚至对「中国人」也表现出某种反感，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既是这制度的牺牲品、也是支持者。紧接着，在政治改革与特首选举上，北京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干涉姿态，人们发现，香港不仅没扮演未来中国的引领者的角色，反而有「内地化」的趋势。

面对这新变化，《文汇报》的评论表现出的态度是，它不准备理解这一切，而准备把它置於新的「敌我矛盾」中，香港的「颠覆性」再度突显出来。

从「痛心疾首」到「反对爱国、仇视内地同胞和对抗中央」的论调，从李子诵到此刻的社长总编辑，《文汇报》的变化再好不过的折射出这个政权的变化。在八十年代，不仅李子诵，还有许家屯、金尧如、李菊生等人物，他们或为北京派来的官员、或为本地左派机构的领导人，他们仍以一种开明的态度面对香港事务。这与中国内部的失败有关，在经历了无穷的运动与斗争之后，这一代共产党员发现自己的努力完全错了，他们对自己缺乏自信；也与中国大陆和香港两地的差距有关，比起中国大陆的贫穷与落后，香港繁荣而先进，有他们无法理解的複杂性；也与他们的成长与教育背景有关，他们大多是在一种民国式的理想主义环境中度过少年与青春，但即使被政治运动摧残，他们还保有个人特质。

二十四年后的今天，跑马地的新华社变成了西环的中联办，北京成了世界新强权的中心，《文汇报》与《大公报》依旧出版，一切风格却变化了。天安门事件清除了共产党党内残留的开明派，在中国经济崛起时，一股严重的政治退化则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发生。除去眼前的权力与利益，新一代的官员们什么都不在乎。新获得的财富滋生了权力的膨胀，也鼓舞了他们的傲慢与无知。新贵们在一个文化匮乏、充满无谓斗争的环境中成长，不要说中国情怀、理想主义，就连基本的理解他人的能力都缺乏。而为了获取更大的资源，他们也倾向於夸大问题，以便为自己赢得更多资源。

或许，我们也不应夸大李子诵等人的理想性与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於香港态度的转变，不过反映出这个组织本质的根本特性，它是高度实用主义的，当它处於弱势时，它要「统战」你，当它强大时（哪怕暂时），它就要藐视你、践踏你。

它的愚蠢也从不是来自於真的愚蠢，而是高度的傲慢与封闭，它也可能随时因需要而放低姿态。香港的抗争道路，註定曲折而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