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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代”在中党史上的重要性无庸赘言，而其史料之缺页断篇、真假难辨也颇令人无奈。萧军的《延安日记1940-1945》在牛津香港出版社出版了，这部洋洋百万言的现场实录，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延安史料的遗漏、断档，纠正了不少偏颇。
历 史，是人的故事，身为作家的萧军，长于观察、分析人的音容笑貌、行为举止；记录需要深入，萧军长住边区，与“党人”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劳动；客观需要 距离，萧军不是党员，他是共产党的朋友、客人，被“允许”以其个人为一方与中共来往、交涉、周旋；他以超越政党信条的理想主义，观察中共的政治事业；评人 论事，则以深厚、广博的中西古今哲学、社会学、文艺学说为支点。举凡中共历史关键的那五年中，延安的政治、人物、文化、社会、经济、生活等许多侧面，都可 以在这部日记中看到大量生动详实的第一手的资料。
革命圣地的近郊区
《从革命到 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论证过一件事：经年不断的革命和战争，使老根据地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趋于枯竭。以至“转 战”出去的红军已经回不去了。那时，这种现象，无一例外地出现在江西苏区、鄂豫皖和四川北部等地。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工农红军，四海为家，指东打西，收场 烂摊子的则是当地农民。杨炳章这本书，只写到红军开进陕甘宁。在这个新的根据地，中共有没有反省过去、爱惜边区的人民了呢？
萧军《延安日记1940 -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回答了这个接踵而来的问题。
1943年11月10日至1944年3月6日，萧军携妻子儿女，到距离延安十几里地的川口区碾庄、王家沟、刘庄一带，做了四个月农民。届时的延安已经堪称“文明社会”，在这个解放了七八年的郊区，他们看到的农村是何景象？农民对于边区政府和共产党又是何等印象？
下列引言均出自《萧军延安日记》下卷（P270至P359）：
此地百分之九十是文盲……一个女孩没裤子穿。
剪发的女人有一双明亮灵活的大眼，米脂人，今年只有二十五岁，她悲叹自己的命苦，丈夫不准她读书，她会纺线，但不能生产。把一个六岁的女儿典出去了一石粮，现在全家就食此粮。
看到农民们辛苦的获得一粒粮食，由早到晚，却被一些革命的痞子和奸细吃了，这使我非常痛恨。
晚饭后到村长家，他那个小儿子问我：“你又来要什么来了啊？”“我来要你-----”我虽然和他玩笑着，但孩子这话却给了我启示，这说明，‘公家人’到百姓家中是‘索要’没有给予。
此地人种地不得法：不上粪，不积肥，锄谷子时不培根，以至根不固，容易被风吹摆磨擦。……一般农民是固执的，听天由命，保守，掩盖在诚实下面的小狡猾，诉苦等。
在王家一个脸肉肿、纹理乱的姓仁的短工，被人们怂恿着唱了“三杯酒”，“十二月送郎”，“十月盼郎”人们虽然带着不怀好意地笑着，但他却唱得很庄严。
晚间到姓刘的家里去，两个拖着鼻涕的孩子，光屁股坐在冷土炕上，而这些清苦农民们对孩子以虐待为爱惜！这真是半动物性的生活。
冯老汉……村长两个青年劳动力，只出了七斗公粮，是个滑头；他却出了一石。
离延安仅十几里路的村庄，竟像隔了千百里，这里的人民除开送粮草的义务以外，似乎什么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宣传也接不到，看不出他们和这革命政府有什么思想、感情等联系。没有报纸，没有经常的宣传，一句话，看不到政府的工作，党的工作在哪里。
听说冯老汉的儿子冯文英在这村里当教员时打了一份报告，就有了被托派利用的嫌疑。
房主人姓刘，有五十二岁，老夫妇，老婆性燥，口利，曾生过十六个娃儿，竟一个也没活。
我很不敢问一些人们的生活情形，因为他们总是诉说公粮的数目多，而我又是吃公粮的人。
代耕主任刘永庭……他的女人生过五个娃，但全没活。
这里离延安仅二十里路，但却像隔了一个世界。这些县政府的人们办事缓慢得惊人！
这一家人的命运使人们全感动！因为两年中竟把四个孩子全死了。
这 里的居民只感到对公家尽义务的负担，却不见权利的享受，比方一些工作---除开要粮草及人工外---其余的文化、卫生、教育……在这里是看不见的！（从死 孩子的惊人数目可知）这使我想起了一些外国传教士们底厉害了。他们在直观上，只有布施没有需索，而且是有‘韧’性战的。这一点共产党差得远的。这里的人民 对于共产党和政府是没有思想、感情上的连结的，他们只感到‘谁坐皇帝给谁纳税’的义务啊！
第一年六斗，二年一石五，三年三石，七千贷金---这是李老汉的纳粮。他是李鼎铭的孙子辈。
一元法币可换十元边币，一元白洋一百元法币。
夜间替高虎家算帐，本乡共出了二十几万慰劳费---唱戏三万，给军队二口猪，三头羊----算为新年慰劳费。刘庄共摊了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元。
二百五十元称了二斤枣，一百五十元称了二斤葱，吃了一百元枣糕，给鸣儿及芬带回了两个火烧一百元……
那老人忽然和我谈起前清……光绪年间……有主子，有地的纳粮，无地的纳税，官兵全有饷，馍只六个麻钱一个……今刻……
夜间在刘怀民家，他说在革命前自己有近三百垧地，一年能打三十石粮。牛、羊被东北军杀了，粮吃了，地被共产党分了，自己以中农身份参加了革命，……
刘永廷的老婆……幼年时曾在天主教堂读了二年书，供吃、住，……她对于洋堂存着留恋，过门时曾给过一对银耳环、首饰，却被贼偷了。
这里的人民正在深深地被鸦片和赌博困迷着。
王 兴甲大声地述说自己听过吴满有（按：边区著名的劳动模范）演说的意见：这吴满有就是拦羊的吴XX的儿子，他上台说话了……我们出的粮多不算多，少也不算 少……我们要好好生产，一年要打下三年的粮食……。我听了手也没拍就走了，他在说风凉么！他并不劳动啊，公家却还给他一头牛，一头马，还有种地的刈……。
二斤盐四万元，一碗面条一百元，一斤饼一万元，一斤羊肉七百元。玉米一千二，黑豆二千元。
听王兴姚说碾庄剧团中又发现了一百多有政治嫌疑的人。
刘光喜原来是赌徒和巫神出身，最近还在贩卖鸦片烟。他向那戏子比着手势，买了六两鸦片 三万多一两……
烟和赌在这村几乎公开流行着。
王兴甲是难民，革命后来碾庄，革命给了他土地和窑，如今多出几斗公粮，他却怨恨起政府来了。这就是说，一个农民一到了满足状态，他们的革命性就消灭了，甚至变成了革命的敌人……这倒是一篇小说的主题。
边 区政府征收公粮，激起逃亡和民变的事，“日记”也有记载。如1942年2月8日“第一年增征救国公粮五万石，激起了民变。第二年九万石，有的自杀、怨难。 第三年……二十万石……”（上卷P401）从《萧军日记》中物价等处看，1943年成功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只打造了“陕北的好江南”屯田基地南泥湾， 并未惠及边区百姓。
其实，萧军下乡不是以此为题做社会调查，故其所见所闻完全意外、匪夷所思。看来，地不分南北，共 产党根据地的人民，为革命做出巨大牺牲是一样的；工农红军虽然改编成八路军，在根据地竭泽而渔的惯例则一仍其旧。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率部转 战而去，根本就没打算回来，随即将供养了他们十年的老区人民抛诸脑后。直到六七十年代，边区人民只能以其极度的贫困，迎接北京等地前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 年，让他们瞠目结舌云云。
延河两岸舞翩跹
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说的 是现象。一句老百姓的白话文“饱暖生闲事”，道尽原理。1940至1945，虽然全国都在抗战，除了敌机轰炸过几次，延安基本未见硝烟。人们吃着公粮，白 天看戏、晚上跳舞。轻松的日子里，夫妻矛盾不免暴露，选择恋人机会渐多。盛产绯闻的艺术界、多愁善感的文化人，恋爱、结婚、偷情、离婚的故事都有发生。这 一切落在了一位善于观察生活、收集素材的作家眼里，于是我们就在《萧军 延安日记1940 -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2013）中，看到了一些后来在文化、艺术界主持工作的人，年轻时候的爱情片段------1940年8月19日“我预备把延 安的：妇女，儿童，革命党人，百姓，军人，各写一篇小说。要留心各方面的材料，定名为《沉淀》。”（上卷P9）
交际 舞，是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以文明娱乐、休闲方式的名义介绍给毛泽东的。但在一般人眼里，舞会就是公开的情场，让红男绿女在这里放射魅力、表意传情，故令延 安的党人踊跃前往。虽然舞池、音乐、灯光等等因陋就简，从中央领导到普通干部战士还是乐此不疲。想也难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即使身在上海，也未必去得 起舞厅。有此名正言顺拥男抱女的机会，能不趋之若骛。各机关频繁举办的舞会上的众生相，则网上已有专文，如叶德浴的《萧军与交际舞》等，将《萧军日记》中 的相关内容辑出过半。此处不赘。
当然，两情两性真正的悲欢离合，发生在舞场以外的家庭、河边、树林乃至工作场所。例如：夫 妻吵架，时常发生在艾青、韦嫈夫妇之间；李昌、冯瑞兰夫妇并非原配；曾克和黑丁有过一段姻缘；欧阳山的结发夫人是草明；江丰、舒群、李又然、塞克、高原、 吴奚如等人，都享受过爱情的折磨。他们的故事点点滴滴地散见于《日记》的字里行间，读者间或眼前发亮或掩卷而叹。
这 些是正常的夫妻、恋爱。不太正当的事情也发生了不少，比如：1940年9月18日“这里的女人有一个普遍的倾向：势利，虚荣，向上爬……。她们有高的就不 要低的。T解说这是因为女人不容易造地位，所以必须要借助丈夫的光。这只能说是一面的理由，另一面是女人不争气，男人下劣也不能否认。……有些情人和丈夫 怨恨边区占有了他们的情人和老婆，……他们利用革命的特殊地位占有下级的女人，这现象是很普遍的，……”（上卷P40）
1940年9月28日“文协有一个高身高鼻，黑眉大眼的马夫，他是在乡下有着很多情人的。他给她们的仅是一只镶铁的油罐子。”（上卷P60）
1942年1月25日“延安正在流行生孩子和结婚的问题。有些男女先有了性关系才结婚，生孩子，政府消费大，为了人道又不能打胎……。”（上卷P390）
1942年2月19日“这里是十九个男人分一个女人……”（上卷P408）
1942年2月20日“几个苏联的记者把中国的一个女人借了跳舞的名义强奸了，而且有了孩子，只给了一百元。这里正陷在一种性底混乱和婚姻潮。”（上卷P409）
萧军先生虽然嫉恶如仇、脾气火爆，其实宅心仁厚，用字母和XX代替了一些人的真名实姓，为他们隐去了不宜曝光的行径，保护着他们的后人。却又无损于我们读懂那个时代、那样的环境下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出现过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物、事件的数量还颇可观呢。
若 是有心人或者熟悉延安人与边区事，还是能从雪泥鸿爪、蛛丝马迹中辨析出字母和XX是谁是谁。例如上卷频繁出现的T，代指丁玲，因为“日记”中提到：T说， 她的小说《韦护》男主角是瞿秋白（上卷P2）。有了这个线索，上网一搜，作者就出来了。所以，看《萧军日记》还有探微索隐的挑战与乐趣哦。
苏联记者的《延安日记》
1942年到1945年间，苏联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作为共产国际的联络员被派驻延安。在他去世后，其子整理出版他的《延安日记》，记叙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书中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以下这篇日记也反映了延安地区的状况：
1942年9月
我们花了十天的时间到达贺龙的指挥部。
不少地方路太窄了，我们不得不下马，牵着马走。草草搭在悬崖峭壁上的桥梁摇摇欲坠，路上到处是碎石块。这一带石头时常掉下来砸死死好多人，
到某些庙宇去的惟一通道，就是在岩石上凿出来的一级级台阶。这些陡峭的山路有几百米长。
一路上，我们惊动了野兔、狐狸、野猪、山羊和豺狼。成群的野猪逃跑了。
我宁可睡在露天。山里有很多土匪。天气冷，但至少没有寄生虫。路边饭桶里的草席上爬满了虱子和跳蚤。身上痒得慌。我们只好买“白干”来擦，用以止痒。根本无法睡觉。
这个地方的土匪和地痞流氓真是够多。一帮帮的歹徒还假冒游击队员。这些人跟日本人一样，横暴地对待老百姓。
游击运动的组织是很差的。尽管战争已进行多年，许多大的游击支队还没有与中央建立可靠的联系。
农民的贫穷和无知，令人惊讶。税收、战争小片土地使他们入不敷出，只能勉强糊口。他们仅有的一点财产都在东倒西歪的茅屋里了。他们光着身子睡在炕上，盖的是爬满虱子的破布。几乎家家都用鸦片来麻痹自己。几乎每个儿童都长寄生虫、患有胃病、佝偻病和可怕的皮肤病。
我见过人人都染上沙眼、麻风病和梅毒的村庄。我们绕过了天花和斑疹伤寒流行的地区。
迷信成风。当巫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避邪驱魔的神符普遍地使用着。
年龄相差很大的婚姻是合法的。他们的目的是要得到更多的劳动力。我见过一个八岁的小女婿配一个二十岁的媳妇。
孔子宣扬从父、从夫，夫死从长子。晚辈惟命是从理所当然。中国人的家庭是以一家为单位的。遗产平分给几个儿子。
水牛是村里主要的牲口，用来骑、耕田以及运载东西。中国人受的苦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农民吃不饱饭却终日不停地劳动。三十到四十岁上就死去，是很平常的事情。做苦工是一个人从小到老的命运。
我还到过一些地方，那里的农民不记得他们什么时候吃过一顿饱饭。最普遍的食物就是苦菜。
在特区这块比较小的土地上，宗教信仰很乱，有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民族也很多，有汉族、吉尔吉斯族、维吾尔族、蒙族、藏族……
孔学对中国人民的心理和思想方法影响极大。庙墙上的教诲性的碑文，最简单地告诉人们怎么实际地应用孔学。
孔学是沙文主义的哲学。政府官吏、教师、皇帝、历史学家和诗人都用孔学名著四书培养出来的。
我看到小河的水里飘浮着不少油。人们用废罐头盒舀水，滤出些油来。这样弄到的油来点灯。蜡烛是奢侈晶，只有延安的党政人员才点得起。
特区有200多万英亩可耕地。收获1，400万普特的谷物和豆子。从湖里提取盐，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织布和造纸的小作坊以及煤矿，雇用了4,000多工人。
人民对共产党的支援是不多的，并且完全靠土地政策。对群众的政治工作流于形式，也很简单。甚至在延安，我们看到人们容易听信耸人听闻的和煽动性的谣言。在我们经过的穷乡僻壤，情况更为严重。
逃荒的人看来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们一路行乞，为了换一点儿粮食，只得卖儿卖女。有的救挖草根吃。他们的眼睛流露出绝望的神情。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老农民。日本人毁了他的村子，把全村的人都杀了。他和孙子纯粹出于侥幸，逃了出来。
“他们的娘为什么要把他们奶大？”一提到日本人，他就这样问。
军队从延安得不到一分钱，也得不到什么给养。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陈光和肖克除控制军队和地盘外，都有自己的兵工厂，而且自己发行货币。每个司令员都自己向农民收税，没有统一的税收制度。
这里，旧的武器在工场进行维修；往往把几十支不能用的步枪拆开，装配成一支能用的枪，手榴弹和炸药的生产，组织得很好。作弹壳的金属是在原始的熔炉里冶炼出来的。
军队领导人没有摆脱封建制度的残余。我认识一个司令员，他有两个很年轻的老婆，几乎还是小姑娘。但是，看起来谁也没有对此感到气愤。
司令员及其副手把他们认为适于报告的事情，用电报向延安汇报。对中央发下指示，他们从是否对自己有利而不是从是否应该贯彻的角度来进行讨论。司令员们轻蔑地把延安的领导同志叫作“摇笔杆的”。
军队中有一种无所作为的气氛，等待着事情的自然发展。谁也不诚心帮助我们取得关于战争的消息。我们初来时受到亲切的接待，但是不久他们就想法要摆脱我们了。
八路军同敌人和平共处。日本人舒舒服服地准备在占领区过冬了（我们绕过了这些地方）。而八路军部队却就在这附近晃晃悠悠。
在兴县地区，一支支很小的、五至四十名士兵组成的日本警备队占领了一些村庄，这些村庄被数量上占优势的贺龙部队包围了。我问他们，歼灭这些讨伐队很容易，为什么他们不把村子夺回来。八军战士看着他们逍遥自在。他们纠正我的话说：“他们那边有四百个士兵，不是四个！”
我们下马和战士一块抽起烟来。他们承认：“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不要去动他们。上头说，我们端了这个碉堡，日本人就会派援军来。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不去碰人家，人家也不来碰我们。……”
这些人打着绑脚，戴着帽子，穿着军服或短上衣。他们晒得黑黑的，很瘦，一张张脸孔显得英勇而精力充沛。……
侵略者把收割的一部分庄稼运往日本；还运出了工业原料，显然都是不付出任何代价的。
日本人自由自在地支配这个地方，他们把中国人当劣等民族对待，把中国人当牲口用。日本人强奸妇女，强迫她们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们虐待老百姓而不受惩罚，稍有不服从就要杀害她们。
后方地区妓院遍布，黑市商人和土匪成堆。
种族方面的宣传在日本青年的头脑中扎了根。这里，凡属不是日本的东西，都遭到无情的破坏和毁灭。即使在为侵略者开设的妓院里，也严格遵循种族原则，妓女都是日本人。
反对侵略者的战争，显然打的是被动仗。
人们自然认为，八路军是在等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战争的结果，而在特区这里，大家对苏联人民的斗争是漠不关心的。
中共领导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在华北牵制日本派遣军，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莫斯科屡次要求中共领导采用一切办法使日本无法为发动反苏战争进行准备，但这都被当成了耳边风。延安的政策依然如故——缩减八路军正规部队的作战规模。
看得出来，八路军主要关心的是国民党军队。部队中宣传的矛头是对着他们的；战斗行动有朝一日也是要针对他们的。因此，日本人的一切作战行动几乎都成功了。延安发出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保存八路军的实力，所以部队正步步后撤，尽管敌人的进攻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毛泽东的原则是：进行这次战争为的是保存他自己的实力，而不是消灭敌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对敌人放松抵抗和让出更多的地方。
几年来无所事事，使中共的武装力量蜕化了。纪律松弛，开小差的多了。士兵不爱护武器。部队和团、营本部的训练不组织了。部队之间的协作不组织了。军官们打扑克，聊天，当着农民的面发布作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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