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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土改又成时髦话题，新土改再成迷人诱惑，农民都已醉眼迷离。改来改去，我们以为，现在的土改都是在还债，还六十年前的债。其实，倒退六十年，全国掀起土改热潮时，曾有独立知识分子上书毛，力阻土改，并做出了惊人的预言，不幸的是，预言成真！我们带您来一起回忆这段惊人的预言，这个人就是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这是一个先知者的悲哀，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哀。
1949年12月，董时进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他六十年前对中国土地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分析，神奇地概括几十年的折腾之后，终于被政府和学者认识了的问题。
董的观点简单明了：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
他认为，当时共产党的文件和政要的讲话，都引用莫须有的调查，认定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经过多次重复而被误认为事 实的虚言，令董愤愤不已。他指出，根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在16省，163个县，175万多户农户中举行的调查结果，35.6％的农户拥有五亩以下耕 地，24％农户拥有五至十亩，13％农户拥有十至15亩，一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这一调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农村的考察近似。如今可查的数据，包括土改时期的调查，都证明了董的观点。
董时进强调，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 的，如百姓所言，"富不过三代"。地主不是一个阶级，"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个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这和存款，买股票是同样道理。拥有土地不是犯 罪，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他给毛的上书中，举了进城女佣和黄包车夫蓄钱置地的例子。
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宁愿租出土地，自己有劳力和经营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自耕农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土改后，分 到土地者高涨的情绪，过了一段时期就会低落，因为他们耕种所得，都要上缴国家，没有发家致富成为富农地主的可能。董时进主张用技术手段改进农业，例如推广良种，兴修水利，放干冬水田，提高复种指数，推广美国式的农场，实现机械化、化学化。
地主富农是农村的先进生产力，必须爱护而非打倒；他们的财产和土地不可侵犯，他们应当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残酷地斗争。中国的优秀人才，许多来自地 富家庭。地主中有为富不仁的，但只是少数，这对海外读者，不过是常识；然而在国内，地主就是黄世仁那样的大坏蛋，至今仍然是从小学开始灌输的观念。
董时进1900年出生于重庆垫江，1924年赴美留学，获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学位。之后到欧洲考察当地农业和土地制度，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等校教授农业经济，出任过江西省农业院院长，并曾在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职。
1938年，他在成都创办《现代农民》，在发刊辞中称，一是要传达有益于农民的知识，一是要作农民的喉舌。月刊内容分政论、农业科技、农人之声和通俗文艺 三部分。从农民的角度和需求来办一份刊物，看来自然而简单，在中国大陆却忽略了数十载，直到今天，在数千份社科和人文类杂志中，针对农村人口的，也仅有 1980年代中创刊的《乡镇论坛》、《农家女》等极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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