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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她尚未在以英语出版作品(或退而求其次的法语与德语),那么他/她就在现代世界尚未存在。”ARTURO ARIAS曾写道。他是拉美文学研究的权威,目睹在军政府统治下的拉美作家们的命运--倘若他们不想在本国被监禁、折磨、禁声,他们就必须流亡。 在他乡,你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却陷入了新的困境。在你的祖国,独裁者试图用审查、监禁让你消失于公众视野,失去个人的身份与意义,而在异乡(除去少数杰出而幸运者),你又成了匿名者--隐匿于陌生、经常也庸常的日常生活里。 对ARTURO ARIAS来说,“拉美作家有成名的义务”,这既增加他们在国内时的安全性,也为他们的流亡做好准备--在异乡你既保持了个人身份,也继续为你受困的祖国发声。身在加州的他也提醒美国读者,当说起“流亡(EXILE)”,拉美作家面临的境况与美国的海明威与爱尔兰的乔伊斯大不相同,后者是为了逃避本国精神上的窒息,前者则还必须面对直接的政治迫害。 在纽约,我不断地想起ARTURO ARIAS这篇写于20年前的短文。 流亡曾对我充满浪漫的诱惑。在现代世界,倘若你想成为一个创造者,多少要宣称自己是大地上的异乡人,你要表现出与熟悉世界的强烈冲突,你要逃离、反叛自己的环境。从伏尔泰到略萨,一连串光荣回归的流亡者让我激动不已--他们浪漫,更重要的是,最终还获得了荣耀。 但在这次的旅行中,这憧憬消失了,它甚至转变成一种隐隐的焦虑与恐惧。倘若流亡仅仅是流亡,它没有变成“奥德赛式”的归来,我还会憧憬吗? 纽约满是现代中国流亡者的记忆,他们因不同的原因--战乱、政治、个人追求,而汇聚到此。胡适的狭小公寓与宋美龄的豪宅都处于上曼哈顿区,比起他们人生的辉煌时刻,他们晚年的流亡时光停滞、乏味。八十年代到来的当代艺术家们或许与“迷惘的一代”最为相似,他们是为了自我实现而来,在此寻找文化的丰富性,并在其中确认自我的独特性。他们中的一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大都会、古根海姆博物馆到《纽约时报》的文化版,他们成了当代艺术中最炫耀的景观。但反讽的是,驱使他们获得这种成功的除去个人的创造力,更是他们曾试图逃离的中国--先是中国内部灾难、然后戏剧性崛起--把他们的思考推到了舞台中央。 而在过去十年中,北京与世界似乎达成了一种新协议,共同缔造出一套半开放的市场体制,中国的少数当代艺术家变成了这种体制的受益者--他们以轻微的不合作姿态,进行了一场充分的合作。 但这次我在纽约碰到的朋友们,他们则是这场合作的牺牲者。他们不是自我的流放者,而是被迫的流亡者,他们是被中国的政治专制驱赶而来的。他们大多数人的人生在1989年被戏剧性地逆转,被现实中国排斥。 他们是政治流亡者。政治不是孤独的艺术,它需要群众与舞台、需要明确的对抗对象,否则它就陷入失重的虚空。它不仅无法激发、反而摧毁创造力。为了确认自己的存在,政治流亡者陷入无休止的相互攻击和空洞口号中。他们目睹着自己的影响力迅速衰退。他们或许曾经吸引了某种注意力,但如今大多陷入匿名者的境遇。在今日世界,他们是全球最后、也是最大的流亡群落。 同情、或是嘲弄?这是大部分人采取的态度。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这两种态度都是道德上的逃避。你是一个专制体制的顺从者,目睹着如此多的残酷与不公,你感到不安,却没有勇气做出反抗。你该如何安抚这内心的矛盾?那么就去攻击那些反抗者的幼稚与荒唐,以此证明反抗的无效,自己的无能感、负疚感也随之化解了。 很可惜,这些彼此不同的流亡经验从未被详尽书写、仔细的分析。不管对于文学还是政治,流亡都意味着另一种可能,对多元价值的寻求。而流亡者在其中的挣扎与发现,更是对中国社会的思想与情感的巨大拓展。 但在进行这探索前,我首先要扔掉长期以来的轻薄念头--那种以成功为前提的流亡与挫败,带着过分功利性。或许,我首先要开始理解挫败、挣扎、恐惧本身的价值,尽管它并不一定导向我们期待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