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她尚未在以英语出版作品（或退而求其次的法语与德语），那么他／她就在现代世界尚未存在。”ARTURO ARIAS曾写道。他是拉美文学研究的权威，目睹在军政府统治下的拉美作家们的命运--倘若他们不想在本国被监禁、折磨、禁声，他们就必须流亡。

在他乡，你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却陷入了新的困境。在你的祖国，独裁者试图用审查、监禁让你消失于公众视野，失去个人的身份与意义，而在异乡（除去少数杰出而幸运者），你又成了匿名者--隐匿于陌生、经常也庸常的日常生活里。

对ARTURO ARIAS来说，“拉美作家有成名的义务”，这既增加他们在国内时的安全性，也为他们的流亡做好准备--在异乡你既保持了个人身份，也继续为你受困的祖国发声。身在加州的他也提醒美国读者，当说起“流亡（EXILE）”，拉美作家面临的境况与美国的海明威与爱尔兰的乔伊斯大不相同，后者是为了逃避本国精神上的窒息，前者则还必须面对直接的政治迫害。

在纽约，我不断地想起ARTURO ARIAS这篇写于20年前的短文。

流亡曾对我充满浪漫的诱惑。在现代世界，倘若你想成为一个创造者，多少要宣称自己是大地上的异乡人，你要表现出与熟悉世界的强烈冲突，你要逃离、反叛自己的环境。从伏尔泰到略萨，一连串光荣回归的流亡者让我激动不已--他们浪漫，更重要的是，最终还获得了荣耀。

但在这次的旅行中，这憧憬消失了，它甚至转变成一种隐隐的焦虑与恐惧。倘若流亡仅仅是流亡，它没有变成“奥德赛式”的归来，我还会憧憬吗？

纽约满是现代中国流亡者的记忆，他们因不同的原因--战乱、政治、个人追求，而汇聚到此。胡适的狭小公寓与宋美龄的豪宅都处于上曼哈顿区，比起他们人生的辉煌时刻，他们晚年的流亡时光停滞、乏味。八十年代到来的当代艺术家们或许与“迷惘的一代”最为相似，他们是为了自我实现而来，在此寻找文化的丰富性，并在其中确认自我的独特性。他们中的一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大都会、古根海姆博物馆到《纽约时报》的文化版，他们成了当代艺术中最炫耀的景观。但反讽的是，驱使他们获得这种成功的除去个人的创造力，更是他们曾试图逃离的中国--先是中国内部灾难、然后戏剧性崛起--把他们的思考推到了舞台中央。

而在过去十年中，北京与世界似乎达成了一种新协议，共同缔造出一套半开放的市场体制，中国的少数当代艺术家变成了这种体制的受益者--他们以轻微的不合作姿态，进行了一场充分的合作。

但这次我在纽约碰到的朋友们，他们则是这场合作的牺牲者。他们不是自我的流放者，而是被迫的流亡者，他们是被中国的政治专制驱赶而来的。他们大多数人的人生在1989年被戏剧性地逆转，被现实中国排斥。

他们是政治流亡者。政治不是孤独的艺术，它需要群众与舞台、需要明确的对抗对象，否则它就陷入失重的虚空。它不仅无法激发、反而摧毁创造力。为了确认自己的存在，政治流亡者陷入无休止的相互攻击和空洞口号中。他们目睹着自己的影响力迅速衰退。他们或许曾经吸引了某种注意力，但如今大多陷入匿名者的境遇。在今日世界，他们是全球最后、也是最大的流亡群落。

同情、或是嘲弄？这是大部分人采取的态度。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这两种态度都是道德上的逃避。你是一个专制体制的顺从者，目睹着如此多的残酷与不公，你感到不安，却没有勇气做出反抗。你该如何安抚这内心的矛盾？那么就去攻击那些反抗者的幼稚与荒唐，以此证明反抗的无效，自己的无能感、负疚感也随之化解了。

很可惜，这些彼此不同的流亡经验从未被详尽书写、仔细的分析。不管对于文学还是政治，流亡都意味着另一种可能，对多元价值的寻求。而流亡者在其中的挣扎与发现，更是对中国社会的思想与情感的巨大拓展。

但在进行这探索前，我首先要扔掉长期以来的轻薄念头--那种以成功为前提的流亡与挫败，带着过分功利性。或许，我首先要开始理解挫败、挣扎、恐惧本身的价值，尽管它并不一定导向我们期待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