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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下行螺旋 直到出现灾难性崩溃为止
日期:8/9/2014 来源:东网 作者:莫之许



  莫之许 独立评论人

  中国经济的放缓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近几个月以来,一些数据呈现向好的势头。如7月份,大陆进出口总值2.3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6.4%。其中,出口1.31万亿元,增长14.1%;同时,汇丰7月中国制造业PMI终值为51.7,创18个月新高;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月中采制造业PMI指数同为51.7,连续5月回升创新高。据闻,上述迹象令相关人士颇感振奋,认为是经济企稳回升的显著标志,在更深层的含义上,这也似乎意味着,无须做更多更深的改革举措,经济发展的能够得到支撑。

  然而,近日的一些数据又似乎提供了相反的信息。8月5日,汇丰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7月汇丰服务业PMI为50,创2005年11月有记录以来最低。这一数据在6月时还为53.1,曾创下15个月新高。而路透社8月7日消息则称,因经济放缓影响到关键的工业部门,中国的柴油需求今年可能出现逾十年来首次下滑。而这也可能显示,中国经济的放缓程度比官方数据体现的情况还要差。在笔者看来,前几个月数据上的向好,更像是与宏观政策的相关放松有关,如加大铁路投资和「定向减息」等等。抛开统计数据,从诸多的新闻报道中不时出现的老板失联或者企业倒闭事件,从各种人士的直接观察的汇总,都不难看出,中国经济的放缓其实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如何提振经济,需要有进一步的改革措施,似乎已是共识。所谓改革措施,也不外是指向更进一步的经济自由化,如扭转以政府和国企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出台有利于民营中小企业的政策法规、提高内需占比,刺激消费,等等。这些自由化改革的呼声,已经老生常谈到令人生厌的地步。每逢大陆经济遇到一定困境,则又会被集中讨论和密集提出来,如1998年,2008年,以及当下,却几乎没有得到过体制的认真对待,现实进程更是每每与其相反。1998年以来,「过大关」、「深水区」的进一步改革呼吁日甚,现实中却是不断的国进民退;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刺激,各种自由化改革呼声也越来越高,现实中却是四万亿,是地方政府主导的融资平台的迅猛扩张。

  如今,上述自由化改革措施也更多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营改增等措施,对于部分中小企业有一定税务宽免作用,但整体来看,并无多大改变。2014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50028.43亿元,同比增长29.6%。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近7.5万亿元,同比增8.8%,增幅较低,主要是房地产市场下滑,导致土地出让金减少所致。有计算认为,大陆宏观税负在40%左右,最高估算达到44%,这表明,要扭转政府和国企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利于民营中小企业,提高内需占比等等,事实上还停留在口头阶段。

  一边是体制主动推行的市场化改革,一边却是持续十数年体制对进一步的自由化措施的排拒。很多人将之归咎于利益集团的阻扰。但在笔者看来,利益集团的形成及其阻扰作用,其实只是结果,而非原因。近期的强势反腐表明,所谓的利益集团在强势权力面前,无非是一群散兵游勇。对进一步自由化的排拒,更多是出自体制的政治意图,而非官僚利益集团的阻扰。

  事实上,体制在追求市场化带来的效率和增长之外,从未打算放弃对经济核心资源和关键部门的控制。有见于计划体制的效率不彰,体制自觉地引入了市场化机制,出于维持专政的需要,体制对于市场化机制的可能后果也有充分的估计,在一开始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保持对经济核心资源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就在1992年全面引入市场化机制的同时,相对于所谓的「放小」,体制也强调了「抓大」,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领域,均在「抓大」之列,且随着经济发展,而日益「做大做强」。

  更为关键的是,上述部门尽管也进行了体制改革,大体仍依靠其垄断地位而获利,也就难免低效、浪费和腐败,相比民营私有经济的效率和节俭,如果不加以逆向的调整,民营私有经济的比例终将超过国有经济,于是,在引进市场化机制的同时,体制也从未放弃运用权力干预市场的手段。为了抵销国有经济相对于私有民营经济固有的低效率,并长期保持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既需要从行政上管制、设置垄断,还需要同时运用通胀和低利率相结合的组合拳,源源不断地从民营私有部门吸取经济资源,并转运给国有部门,就必须保留对金融部门的控制,拒绝金融体制的根本性改革。

  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上述的双重逻辑,体制既主动推进市场化改革,同时也将市场化改革框定在了一个特定的范围,拒绝进一步的自由化,同时,市场化部分所获得的增长成果,还通过金融体系和垄断价格等导管,一直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了体制部分,以维持体制对经济的控制。笔者将这一双重逻辑,比作一对连体婴儿。从这一双重逻辑出发,既可以解释何以进一步自由化始终无法落实,也能够窥见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

  在市场化改革初期,市场化部分因各种资源优势和放松措施,获得了迅猛的增长,这时,尽管其成果也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了体制控制的部分,但仍能维持其成长。随着体制部分的急剧膨胀,胃口大开,乃至「国进民退」,市场化部分的成长势必受到压抑,加上资源优势的下降、国际市场的变化等原因,中国经济进入放缓的轨道,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与此同时,以体制为依托,体制部分的扩张和攫取并不会停止,也因此,市场化部门还将受到进一步的压抑,这也就意味着一个恶性循环的形成,一边是低效率的体制部分的扩张和攫取,一边是拥有较高效率的市场部分的被抽吸和被压抑,中国经济也就因此被逐步锁死在一个下行的螺旋轨道之中。

  这种锁定既是体制意志的表现,也是长期运行的产物,并不能因为少数的措施而得以矫正,更不用说彻底扭转了。在上述双重逻辑之下,进一步自由化改革的呼吁,如同以前那样,并不可能得到体制认真的对待。只要体制维持专政的意图不变,其对经济的控制就不会有真正的放松,对市场化部分的抽吸和压抑还将继续,而中国经济也就会继续处在下行的螺旋当中,直到市场化部门不堪重负,而出现灾难性崩溃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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