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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快慢和社会就业率的高低这两个宏观经济指针总是行影相随的。通常一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在百分之四左右，其失业率便会降到百分之三到四左右。而这个失业率则广泛被认为自然的和可以为社会接受的。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则与经济学理论有着极大的差异。
过去二十五年间，中国按照官方统计的年均经济增长高达百分之八点五以上，这样的速度几乎为世界之最。与此同时，中国所面临的就业压力也有目共睹。中国官方统计的城镇失业率为百分之四左右。但是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按照世界通行的统计口径，中国的失业率在城镇大约为百分之八左右，在农村大约为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也就是说，中国实际上有将近两亿人口处在实际失业的状态，占实际劳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高速经济增长与高失业率的并存对中国经济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它使得经济增长的结构呈现投资拉动型。这是因为，大量的失业人口使得社会可支付的消费能力受到制约。失业人口的消费能力低下自不待言，而巨大的社会失业大军的存在，也会使得大量在岗的非技术工人的工资的水平非常低下，从而制约了整个工薪阶层的消费能力。经济学将人们消费在总收入中的比例称之为消费倾向，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通常较高，而高收入层的消费倾向则较低。占人口中大多数的穷人没有能力消费，使得中国的消费增长速度始终大大低于国民经济的总体增长速度。靠投资拉动的增长不仅不能给国民带来应有的福利，也是难以持久的。尤其是国家财政和国有银行主导的投资，它的质量的低下会为将来的危机打下伏笔。
其次，巨大的失业压力使得增长只能长期局限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上，这是经济规律决定的。为了缓解社会压力，政府只能着重扶持那些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而巨大的失业压力导致的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低廉，又使得国内外的投资者将资金投向劳动密集型行业。作为结果，这不仅使得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低下，也使得恶劣的劳动条件难以得到改善。中国层出不穷的煤矿、烟火生产等企业的恶行事故就是这个现状的一个缩影。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了劳动者的健康和其它福利，而且会严重妨碍中国的经济技术进步。这是因为在劳动力大量供给的情况下，投资者缺乏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动力。不错，中国正是凭借照劳动成本低下在国际上不断扩展自己的市场，但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容易复制，很难保持长期竞争力。
第三，巨大的失业压力极大地制约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健康的国民经济应该是有能力进行周期型的结构调整。而这种调整则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例如，有些企业和技术应该被淘汰，以便让位于新的技术和产业结构。但是，这种调整在巨大的失业压力下却难以实行。试想，中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已经成为社会动荡的一个严重的潜在威胁，中国社会显然难以承受结构调整带来的更多人的失业。这就是为什 中国经济只能在高速区运行。在一般国家，百分之三的经济增长就是十分明显的增长，消费、投资等各个方面都能从增长中得到好处，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会增加，各项社会福利均能得到增强。但是在中国，百分之七的增长便会带来全面的恐慌。
当然，失业和增长并存的怪象是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中国得以在较短的时期实行以军事工业和其它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这种发展模式限制了对社会劳动力的合理使用。长期对民间经济的压制也进一步制约了社会消化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而十分荒谬的人口政策则使得这些问题更加严重。改革以来的中国政府长期受意识形态制约，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些也延缓了这一问题的解决。解决这个问题是历史留给新一届中国领导人留下的难题。它需要长期的经济增长来消化。发展民营经济，允许农村人口的流动，在分配制度上照顾社会底层等等都是缓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措施，但是在短期内根本解决这一问题似乎没有太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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