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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台湾利益与中美台关系未来
——访问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部主任林蔚教授
沈彤
沈彤：台湾的总统选举刚刚结束，总统权力和平交接，反对党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之内成功地赢得总统选战。首先请问林蔚教授对这次选举的现时意义和未来意义的评价如何？
林蔚（Prof.ArthurWaldron）：首先，这次选举是非常积极的一种发展，代表了台湾的民主进入了下一个阶段，特别是国内的腐败问题、如贿选是这次选战竞争之所在。选举使台湾社会更加融洽。我想，对於任何信仰和支持民主制度的人来说，这种发展都是令人欣慰的。从长远来看，（选举）对台湾海峡的安全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不过北京方面还在观察其直接的效应。
沈：请发挥“选举使台湾社会更加融洽”的观点，是指凝聚社会共识吗？
林：我认为两次总统选举的结果（李登辉和陈水扁）使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出现了。看看这次的三位候选人，他们的政见有很重要的共同性：他们都支持民主，有相同的对中国的政策。他们之间的区别在於：陈代表了台湾社会到目前为止没有被包括进来的阶层。陈出身贫寒，双亲是贫困农民，他的才智使他成为卓有建树的学者和勇敢的人权律师。从年龄来看，陈仅49岁，这个变化是有普遍性的——台湾政坛上有新生一代的新的面孔。新旧更迭的政治是优於一成不变的菁英政治。
沈：这也是反对党的胜利。
林：当然。无论一个政党多么优秀，执政五十年之後，还是需要变化的。这种变化有利於社会，也很可能有利於败选的政党。
沈：你认为选举对台湾海峡的安全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林：陈有很强的授权；能够有效地表达民意。所以，陈很可能是好的谈判对象。
沈：美国在台湾的利益何在？
林：从七十年代初开始，美国政府就持续地低估了台湾：台湾在地区内的资源和重要性。我们今天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重要性）。
沈：七十年代美台断交，很多美国人认为台湾问题会很快消失。
林：这是当时普遍的假设。这个可能性是有些人乐於看到，而有些人所担心的。但今天，这个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除非我们认为台湾不重要，或是将要消失，不然没有什么道理不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现在美国政府处在一个尴尬的地位，我们（同台湾）有重要的关系，但我们没有有效的手段来经营这一关系。
沈：能否更明确地定义这一重要性？
林：第一，台湾是美国长期的朋友，其安全一向是由美国来保障的。无论如何，台湾是美国的朋友。我们不能怠慢朋友。如果我们掣肘台湾，其影响将是广泛和深远的。我们已经（在七十年代）掣肘台湾，直至使我们产生台湾不再的幻觉。但台湾存活下来了。如果我们上一次没有使台湾消失，这一次来完成…………当然，我不认为我们会这样做。但政府内确实有一些人，他们跑到台湾去，告诉台湾应当和北京恢复谈判，象做媒人一样让台北和北京修好。如果我们向北京方面的军事威胁低头——这正是现在的做法——那么我们其他的盟友，南韩、日本、菲律宾、泰国等会认为美国在关键时刻是会向北京方面在军事威胁上让步的。
沈：你如何评价九六年时美国海军的两个舰队的干预？
林：当然好。但问题是我们同时向北京的表态。我们派了特使，北京要我们表示“三不”和“一个中国”。从布什到克林顿政府，我们的中国政策变化之大使其面目全非。这一变化的来源在於华盛顿对北京的军事威胁的恐惧。每当中国采取军事威胁的时候，华盛顿就有积极的表态。我们教会了北京去采取军事威胁。第二，台湾是美国所推崇的价值和美国对外政策的成功事例，一个从专制走向自由民主的社会。台湾本身也是个中等的地区性力量，其金融、思想等方面的影响虽不如日本，但和日本紧密相连。日本方面密切注意台湾，不希望看到台湾处於危险之中。总之，我们不能忽视台湾。
沈：从安全方面来看，有人认为，台湾是美国地缘政治中可能抑制中国扩张的重要部分。
林：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最初当然是由此开始的。如果五十年代中国不入侵韩国，台湾今天肯定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们保护台湾是保护其不被北京在扩张主义下所征服。
沈：今天仍然是这样吗？
林：是的。几十年前，美国曾经强势对待以色列，如停止军售等。其结果并不象我们相象的那样好。台湾今天的情况是类似的。我们怎么能够想象放弃台湾呢！？如果台湾受到攻击，我们能不出面吗？我们能停止军售、袖手旁观吗？有人说，这样做会最终导致和中国的战争。但我们可以反问：为什么当年我们面对苏联而没有任何让步，在柏林问题上毫不动摇地站在柏林一边？（放弃台湾）在外交上是不可能的。
沈：当前美国对台湾的策略有什么基本的思路？
林：克林顿政府曾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被北京吓住。北京方面在人权问题上对美国的愤怒、反弹、和不留情面的先例使克林顿政府对台湾问题很小心。这一思路的基本目的是让台湾接受如“一国两制”之类的安排，之後逐渐拉开和台湾的距离。政府内的一些人想象这样做的结果会是台湾问题的逐渐消失和与北京关系的很大程度的改善。
沈：可以说台湾只是对美中关系的一种不方便？
林：他们是这样想的。这种思路是不现实的。克林顿政府很少谈到台湾的民主化，真是匪夷所思。台湾是一个受到军事威胁的民主制度。这个社会仍然存在着深刻的社会裂痕（有些在阳明山上退了休的人四十年前曾经手上有血）。但台湾成功地释放了所有的政治犯、开放党禁、施行普选……一切等等都是在中国的军事威胁下完成的。而中国没有外部的军事威胁，但中国政府不但不释放政治犯、实行民主化，反而在去年变本加厉地抓更多的人。我们是至少应该表彰台湾的民主成就的。
沈：按照你对台湾重要性的评估，为什么美中、和美台关系的重要性在华盛顿的外交政策中如此不成比例？
林：这个问题很关键。政府中的有些官员并不认同我的估计，他们看的是两个地区巨大的版图差别、中国的军事地位、中国作为最大的潜在市场、中国的悠久传统文化等等。当然中国是很重要的力量和值得尊重的文明，但我们一厢情愿地总是高估了他们的实力和他们守信的能力。我的研究发现在三十年代曾经有过对中国同样的期许和热情。这里面有我们的民族心理在起作用——我们有时容易冲动。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和印度就会看出来。这两个国家很相似，但我们已经有过这么多次的总统对华访问。有人说，我们不可能忽略十亿人。但看看印度，我们忽略那里的近十亿人口。
沈：那么其他的思路呢？
林：美国有两个关於亚洲的基本思路。一是我们应该首先考虑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的国家和地区——那些由於种种原因而和我们相似的国家，在亚洲已有不少。虽然看起来没有一个比中国大，但至少日本的人/地比例，经济实力比中国还大。我们应该注意这些地方。我认为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这些“自然盟友”上。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再来对付其他的专制国家，如缅甸、中国、北韩、巴基斯坦等。另一是认为中国是大国，中国会主导亚洲的事务。我们同中国搞好关系，其他的关系就会理顺。从美国的外交史来看，我们采用第一种思路时，在亚洲就比较成功；而采取第二个思路，就比较失败。里根和布什时期，美国成功地推动民主化、成功地加强与日本、南韩、菲律宾、台湾等国的关系、也成功地对付了中国。克林顿政府采用了中国中心的策略，其结果不但是我们亚洲政策的失败，也是我们中国政策的失败。虽然克林顿对中国比里根、布什时期要迁就得多，但我们今天和中国的关系不如克林顿刚刚入主白宫的时候。
沈：你说的这种联盟体现在哪些方面？应做到什么程度？
林：这要看是否有军事威胁。如果没有军事威胁，那主要应该表现在经济贸易合作方面……
沈：但你认为现在有军事威胁……
林：中国方面近年的作为会让南韩、日本等国发展自己的威慑能力。中国对台湾采取的态度是：如果台湾不（和北京）达成协议，中国就部署成百上千的导弹来瞄准台湾。这一威胁不仅仅是针对台湾的，也可以是对日本的。甚至我的越南朋友都有同样的反应。南韩、印度等也一样。这种威胁在军事上是有效的。因为现在没有什么办法来有效阻止大规模导弹袭击，除非他们发展自己的导弹装备。朝鲜半岛的导弹危机中南韩的反应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是第一个全面地发展军力的亚洲国家。日本和印度没有这样的计划；南韩和台湾受制於与美国的协议。但如果中国的军力持续增长，其他亚洲国家是会反弹的，而且他们已经开始反弹。请注意，中国并不需要这些军力，因为没有谁会进攻中国。况且，中国不是富国，想想那些每个月只有几百人民币收入的人。这些资源与其用来做军费，不如用於教育、医疗、保险，用於上亿的穷人。
沈：请具体解释你所说的威慑力量，与围堵政策有什么不同之处？
林：我是指能够有效地威胁对方的能力。如果你我同时有枪，我们可以一辈子打交道而不使用枪……象过去那样停止贸易、停止旅游的绝对的围堵政策是没有市场的，（过去美国人去香港，带回的东西都要证明不是中国制造的。）当然，今天因为政策辩论的种种原因，“围堵”一词仍有人用。我不支持“围堵政策”，我支持威慑。意思是说，日本、南韩、台湾等国需要有保障、同时中国也需要清楚地知道：如果中国采取军事进攻，那么反攻给中国带来的代价会至少和中国进攻的代价一样。这在军事意义上是非常具体的。在威慑系统建立之後，和中国其他的交往都应该继续。而围堵是可以涵盖非常广泛的领域。我认为现在中国的问题是没能被足够地威慑住。几年之内，我想威慑的发展会使两边的对比达到平衡。
沈：你以前的专论曾指出，对於两岸统一问题，“时间是站在台湾一边的”。而最好的办法，应该是让中国人自己把关系“正常化”。你能否提出些具体的建议？
林：我建议北京方面用两德模式和台北关系正常化：北京和台北都承认双方是不可能有国际关系的，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国家；但我们的交往和协约应该基於一个假设来制定——那就是我们就象两国之间一样制定关系，虽然我们不是两个国家。我不知道这样会有什么效果。我认为中国应该放弃武力；应该“洗礼现状”（baptizedthestatusquo）：承认台湾会一直有自己的民选总统，台湾不会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不会接受“一国两制”（即使是美国向台湾施加压力）。统一在现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和台湾做到和平共处，同时给未来留下可能性。如果和平是真正的和平，很多事是会开始发生的。同时北京方面应该就台湾问题、政治改革问题建立由学者、诺贝尔奖得主等有国际信誉的人士组成的工作组，讨论民主化的时间表、释放政治犯、开放报禁……这些事他们反正早晚要做的。
沈：你认为中国政府是否具有必要的能力来施行这些步骤？
林：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解，我不认为江泽民有足够的政治力量来推动必要的变化。如果他真正施行改革，他的权力就会受到他人的威胁。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北京政权是虚弱的。
沈：你认为这是中国人的见识问题、能力问题？
林：很多中国人有见识，也有能力，可惜他们不在政府里。他们有些在狱中、有些不问政事、有些在海外。在体制内的一些个人，没有足够的政治号召力。江不是领袖，而是个风向袋。
沈：有人认为中国国内的问题堆积如山，台湾问题可以用来煽动民族情绪……
林：我不认为台湾问题可以是个有效的民族主义工具。如果北京向台湾开战，很多中国人会反对的。普通的中国人惧怕战争、乱世。他们对文革、对越南战争记忆犹新，他们不欢迎战争。需要认真注意的是：一旦有一个人在台湾因为北京的进攻而丧命（要么是将要有人丧生），美国对中国的市场就会完全关闭。中国的出口会受到巨大的损失，因而极为不利於稳定，对中国简直是灾难，实属下策。当然你的问题非常有道理。因为北京已经决定他们不准备前进——不准备民主化。象有些其他的政权一样，逃避民主化的方式之一是鼓吹民族主义。所以我认为他们在自己设的陷阱里。
沈：你认为中国在进攻台湾的军备上正在对台湾形成比以前严重的威胁？
林：当然是这样。中国方面没有制空优势、不能推进地面部队等都不重要。他们建立的威胁是导弹威胁。毫无疑问，中国有大量的导弹、高技术、命中率高。在过去几年中，这方面的优势有质的提高。正当我们今天在华盛顿讨论和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的时候，中国政府刚刚开始在台湾海岸兴建两个新的导弹基地。
沈：我们谈了很多，在结束以前，我想听听你对台湾在中-美-台关系中的作为。虽然很明显，你认为台湾是弱势一方，但你觉得台北有没有一些可以改变的作法是可以让两岸关系更好？
林：首先是台北政府可以在很久以前就应该做到的：蒋介石应当最初就接受两个中国的现实。而现在我们处於陷阱之中。有25到30年的时间，我们一直避免了“一个中国”的政策。克林顿政府是第一个使用“一个中国”词汇的。“一个中国”是在二十年代产生的概念，意欲强迫外人选择站队，而不去面对现实。
沈：就象西德曾经对东德的态度一样。
林：对。从这个意义上说，蒋造成了很多损害。他的外交使很多机会不能被利用。
沈：那么近年呢？李在台湾的合法性、政治号召力都是足够在两岸问题上有所作为的。
林：近年，台湾更多的是受到损害的一方。李的康耐尔之行是他的权利，我看不出他的演讲有什么不当的地方，除非台湾的存在本身是不当的。另一件是关於“两国论”的，李只是在陈述现实。而且他是在对克林顿支持“三不”、“一国两制”进行反应。1993年“一个中国、各自表达”本是用来使两边走到一起来的。而中国用“一个中国”作为陷阱套住了台湾。美国的政策因此也常常假设台湾会停在这个陷阱里。李的“两国论”有效地把台湾带出了陷阱。这是很多人对李的作法气愤的原因。
沈：这样说来，李的“两国论”在你看来是对长远的未来更有利的，因为这使各方更加接近现实。
林：你说得对。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接受“两国论”（twostates）、同时阐明一个民族（onenation）的立场，之後才可能找到比较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而不是象他们当时表现出的那种恐惧。李登辉的历史功绩在於他民主化台湾、释放所有政治犯、迎回流亡人士、允许自由媒体。这比克林顿、布来尔、江泽民等都要有成就。李不是象中国想象的那样鬼鬼祟祟的。他虽然刚刚输掉了选战，但1925年丘吉尔也输了选战。丘吉尔赢了二次大战，拯救了文明，不管他是酗酒成性，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恶习。李勇敢地成就了很多大事，是当今的政治家中少有的。
沈：李的消极形象源於他的作为给其他两个权力中心——华盛顿、北京——带来的不便。
林：你刚才提到的那一点是很重要的，李所建立的基础是唯一可能解决问题的基础。如果大家真想解决问题，就必须放弃很多幻想，进行妥协。很多人看来是更习惯於长期未解的问题，而不是放弃幻想，解决问题。
沈：台湾的彻底民主化，特别是最近的总统权力和平交接对美国的亚洲政策意味着什么？
林：国民党的出局、年轻一代的入局，从美国的传媒可以看出人们真正热情地观察台湾的变化……
沈：这种公众倾向对於美政府的政策制定有什么意义？共和党国会党鞭DickArmey，和参议院外交会主席JesseHelm已经公开表示反对“一个中国”政策……
林：应该有某些影响。我们必定是民主制。中国政策的问题一向是白宫的权力菁英违背国会和公众的意愿来制定的。至於“一个中国”，我要重新强调：只有克林顿政府采用了这一政策。（沈：上海公告中对台湾问题，中美双方是各自留有余地的。）上海公告只是说美方看到中国方面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本届政府是第一届采用“一个中国”的美国政府。我甚至不认为他们当时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作什么。
沈：台湾的总统选举所代表的进一步民主化对於美国来讲是一个强化与台湾关系的契机吗？最近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相对於台湾在地缘政治中的安全战略地位，其民主化更容易给美国倾向台湾的政策赢得公众的掌声。
林：台湾总统选举是一个历史滚滚向前的实例。维持现状的、守旧的人必须跟上变幻的新情况。我同意你提到的看法，原因之一是关於国民党。美国人对台湾的敌意长期以来大多来自国民党执政时间过长。自由派总是追溯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之腐败。他们认为蒋的腐败使中国人起来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的政权，而美国却支持蒋介石。蒋虽然二十五年前就去世了。但国民党的形象在美国仍然是消极的。而国民党在我看来是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是有功的。因为在这段历史中国民党是可以轻易做出与他们那些支持民主化相背的决策，而他们没有那么做。当然，现在国民党出局，美国的自由派就很难有什么其他的障碍。在美国，现在只会有那些仅仅关心所谓实力政治的、不在乎民主的人（反对与台湾加强关系。）而这些人没有选民的支持。
沈：对北京方面来说，有同样的问题。陈水扁的当选意味着中共二十世纪的头号政敌国民党退出台湾的最高权力……
林：这是让北京方面最为气愤的事，比陈是“台独分子”、比台湾发展自己的导弹威慑系统都要重要：反对党在台湾有了真正的权力。
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台湾总统选举之後的以下几个月，台湾和中国的政治不确定性在哪里？
林：在三十年的汉学生涯中，美国总有种担心和紧迫感。虽然我们也很清楚，所有潜在的危机我们都是可以对付的。譬如，除非我们同意，中国不会攻击台湾，因为北京并不愚蠢。真正的不确定性是在中国内部。未来最大的问号不在台湾。我们知道台湾大致是什么样。台湾有真正的宪政民主，很难想象会出现政变或专制复辟。象PaulWolfwitze所指出的，这是真正的变化。而中国在重大问题上没有改变，无论是经济、政治、社会公正、自由等等。北京只是在依赖压制和金钱的力量。请注意，台湾刚刚选举了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做总统，而中国有太子党，哪个社会更稳定不是很明显吗！
沈：台湾大选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政党政治的波动、政治社会重组、国民党的党营资产等等……
林：未来台湾政治会有很多波动，但我认为这些波动迟早要发生，而且是越早越好。这些新人还很年轻。我很高兴看到李远哲的出现，还有很多以前没有被包容进台湾政治的工商界人士。陈的当选是要除去台湾民主化的一个毒瘤-黑金政治。没有一个执政五十年的政党不会有各种各样的幕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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