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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
宋彬彬可以说她没有动手打人，但是她是否可以说她一直反对打人呢？宋彬彬是党员，是师大女附中第一张批判校领导大字报的排名第一的署名者，是该校红卫兵负责人，校文革副主任。没有材料证明宋参与了殴打，但是也没有证据表明宋对这场残忍血腥的殴打表示过反对，而她当时正处在最有资格也最有责任出面反对和制止的位置上。
3、是“一直反对打人”吗？
老红卫兵最突出的“功绩”之一就是打人。作为老红卫兵的领袖人物，宋彬彬打过人吗？已故千家驹先生在《自撰年谱》里写到，宋彬彬和别人比赛，那一个红卫兵打死了六个人，她为了胜过那个人，就打死了八个人。可见，关于宋彬彬打死人的说法流传很广。
宋彬彬在《八九点钟的太阳》影片中说：“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但是到处都是我的谣言，就说给毛主席戴袖章的宋要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别地委屈，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当时很多学校的一些红卫兵，就到我们学校来看我，但是他们都特别失望，就说你怎么是这么一个样子，你跟我们的想像一点都不一样，就好像你一点都不革命的意思。我就觉得我这个名字和形象都完全被剥夺了，我自己一点控制的能力都没有，特别地生气。同时我也觉得为了这个名字，使得那么多的人受到迫害，觉得非常地难过。我们当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现在这个文化革命已经跟我当初参加的时候所想的距离太远。”
我以为，假如宋彬彬确实没有打过人，那么她做出这番解释是完全必要的。不过，要说她自己“一直反对打人反对武斗”，那就很值得商榷了。
自己是否动手打过人，这是一回事；自己是支持打人还是反对打人，这可能是另一回事。有的“黑五类狗崽子”还动手打过亲爹亲妈呢，你能由此断言他是支持打人的么？尽人皆知，当头头的多半是“动口不动手”。昔日共产党在农村搞土改，很多地主在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基本上都不是工作组的人动手，但是，那能证明工作组反对打人吗？
王友琴博士在《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一文里，对宋彬彬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在红八月期间打老师打同学情形作出了详细的描述。卞仲耘是师大女附中第一副校长，在1966年8月5日那天被打死，就在学校操场，被该校的红卫兵群围攻殴打，从下午两点一直打到五、六点，“其间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学校对面就是医院，五点多钟时，另一位被批斗被殴打的副校长胡志涛，见卞仲耘已经奄奄一息，提出送医院，但被红卫兵愤怒拒绝，等到晚上校工推车把卞仲耘送到；医院时，卞仲耘早已断气，尸体已经僵硬。事实上，从六月下旬起，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就开始了对老师的折磨殴打，作为该校第一把手的卞仲耘首当其冲。在临死前一天，遍体伤痕的卞仲耘回到家里对丈夫说，红卫兵打死她那样一个人，“就像打死一条狗”。
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没有材料证明宋彬彬参与了殴打，但是也没有证据表明宋彬彬对这场残忍血腥的殴打表示过反对。宋彬彬是党员，是该校第一张批判校领导大字报的排名第一的署名者，是该校红卫兵负责人，校文革副主任。在校领导被打倒，工作组又撤离的红八月，宋彬彬无疑是全校不数一也数二的最有权势的人物。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个下午，宋彬彬就在校园。如果她出面反对出面制止，就算不能避免打人事件的发生，难道连把人活活打死也避免不了吗？宋彬彬可以说她没有动手打人，但是她是否可以说她一直反对打人呢？假如她没有当场出面表示反对和制止的话，而她当时正处在最有资格也最有责任出面反对和制止的位置上。
同样的问题也应向骆小海提出。骆小海也说他是反对打人的。我们知道，清华附中红卫兵在8月27日发表过一篇“清华附中红卫兵对当前形势的十点估计”，在肯定破四旧的前提下“纠偏”。严厉批评了“打人”，“对前学校的党政干部一律以黑帮论处”，“谁家都抄”等作法。然而，正象王友琴在《清华附中模式》一文里写到的那样，清华附中红卫兵正是打人之风的始作俑者之一。从6月起，清华附中红卫兵就开始打人。8月26日，由清华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卜大华等主持，在清华附中五楼大教室举行“斗争会”，晚上７点钟开始，一直进行到深夜１２点钟左右才结束。在会上，许多校领导和老师遭到了残酷野蛮的殴打。红卫兵用铜头军用皮带以及用塑料跳绳拧成麻花状的一种鞭子猛抽。当时正是炎夏，人们都只穿单薄的衣服。皮带和鞭子抽下去，落在人的身体上，一抽一个血印。注意：这是红卫兵亲自主持的斗争会，或许卜大华、骆小海没有出手，但是作为大会的主持者，他们出面反对出面制止了吗？他们难道不应该为这场暴行负责任？
当年骆小海的同班同学仲维光在《“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里写道：“拳打脚踢，游街示众，从六月中旬后越来越普遍。到了三论造反精神发表的七月下旬，清华附中鞭打学校干部、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到达了高潮”。“在这一切过了高潮之后，即在红八月的下旬，所谓十六条公布几近半个月后，清华附中红卫兵，人该打的打了，该专政的也专政了，于是演起了他们父辈—中共历来在运动中所使用的手法，写了一篇‘清华附中红卫兵对当前形势的十点估计’。这篇估计当然不会超脱党八股，它首先充分肯定了那时的大好形势，然后就是对大好形势后的问题，如不合政策的打、砸、抢等所谓过分行为提出了批评。所谓它引起了首都市民的欢迎，是确实的。在那个肆无忌惮、草菅人命的时候，无论是谁出来说一句‘打得好！但别打了’，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的，即使他就是打人的发起者。共产党每次的落实政策不也都是受到人们的欢迎吗！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难道不正是生活在极权社会下的人的悲剧吗？”
4、对文革的反思和研究还有待深入
我们甚至可以假定宋彬彬、骆小海们本来从心底里是厌恶打人，反对打人的；那么，他们又为什么不当场出面反对出面制止呢？这大概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结果了。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群众发动起来了，要鼓励，不能给群众泼冷水，不能站在群众前面指手划脚，如此等等。按照这种观点，那些“有问题”的人挨打，甚至被活活打死，就算不是活该，起码是无关紧要的，是无损于革命大方向的正确和红卫兵组织的光荣的。所以，宋彬彬、骆小海们才能拿著那幅沾满无辜者鲜血的红卫兵袖章毫无愧色，一点不发颤，继续骄傲地戴在自己左臂上，还把它当作最崇高的礼物献给心中的红太阳。这决不仅仅是老红卫兵的问题。许多造反派也是如此。
研究极权主义的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过一个概念，曰“恶的庸常性”（banality of evil）。她指出，很多纳粹罪犯并非天生的歹徒恶棍，如果生活在正常的社会里，他们都会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人。几年前，美国学者丹尼尔·乔纳·哥德哈根写了一本书《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作者通过对大量的史实材料、幸存者的回忆和追述等资料的分析得出结论，当年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罪行是借助于千千万万的普通德国人之手进行的，而这些德国人是自觉自愿地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大屠杀是德国反犹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中国的文革呢？在文革中发生的一系列暴行，难道不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当然不是全体）参与、而且是自觉自愿地参与的吗？这里，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挖掘，需要深究。
多维周刊总第19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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