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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说以文为业的生存状态
綦彦臣
其实，我比正式公开的禁茅如《大纪元》所刊更早地知道，茅老《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下称《给自由》）被禁，并向该书的编者何宗思先生也是我的老朋友询问。
我的第一动机不在政治兴趣，而是我也按《给自由》的模式帮茅老编了一本《经济学的智慧》的著作。（我的地位相当于《给自由》的编者何宗思）。我担心《智慧》被禁影响了我的收入——我在书出版前事先拿到茅老的3000块钱。（本来是6800，因我在坐监狱时茅老师寄给我家人近万块，我主动少收的。茅老没少给的意思，他坚称我欠他的钱不是债务！由此可见此人良心之好。并且，他托我夫人给郭夫人送过钱，他也给系狱的郭庆海寄过钱）。
当然，从纯合作角度我无须关注《智慧》是否被禁，因为我编完了初本、出版社也认可了，就没事儿了。但，私交与良心又不允许我不关注此事。赶忙问中间商，《智慧》是否被禁？答案是否定的。
我松了一口气，再读《给自由》，从中实在找不出违禁言论，并且他还很肯定共产党的经济改革成就，劝大家别提多党制、三权分立等（P137）。这更让人摸不着头绪了！
细细想来，可能与茅老在包遵信发起的要求平反六四的呼吁信上签名有关。要不，为什么单禁一本呢？包括在报纸上禁登他的文章，也是“选择性制裁”。给他敲敲边鼓。但发布禁令究竟是谁，至今仍不清楚。
2004年6月1日晚，为《智慧》一书，去找茅老商谈。话余，他谈到片警与单位“忠告”的事：先是片警登门劝他不要接受国外记者采访，茅老问来人据以何法何条，对方无言以对；社科院美国所领导也来电说：“老茅，要注意呀！”，茅老问注意什么，对方不答且很尴尬…
谈话间，茅老拿了一份包老呼吁文件让我看。我说看过了，但没敢签。因为有人告诉过我：我要在政治上“违规”，就给我踢摊子。不过，我也认为：包老的信件中的不少要求是很合理的——比方说政府道歉的主张。
6月2日，我便离开北京并向“有关方面”报了道、备了案，一句话：六四15周年期间，我不会在北京。我很主动，并无人强逼，主要怕有人“踢摊子”！
这并非是我自作多情，而是我的“干系”较多：首先怕连累了中间人，因为他不但出茅老的书，也代理我的书的出版。其次，不想难为家乡的警方，只要他们不太过份，我还能理解他们“挣口饭吃”的心理。
我刚到北京时，就有“有关方面”的人去“看望”出我的书的中间人。该中间人单位的人对我说：“他们好长时间没来了，您一来，（他们）又上来了！”言外之意，谁都能懂。于是，2003年的国庆期间，我远离了北京，知趣地到了深圳。在深圳，记者无疆界组织多次联系希望采访我，要做一个纪录片（我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还是婉言谢绝了。后来（2004年9月），中间人（老板）又告诉我：“他们说了，你不能跟茅先生一起在公开场合演讲。”——我仍很知趣，说：“知道”。但，我毕竟是亦文亦商的人，我还想借茅老演讲（讲他的经济学观点）时，也搭便车推销一下我的书呀！
在2004年6月1日晚离开茅老寓所后，我好几天心烦意乱：即同情茅老的处境，又为自己的未来生活来源担心。大约是9号前后，有一位与我合作的书商要我联系茅老给写个书评（书是我写的，这个书商经手出的），我联系茅老，得允。书商很高兴，去找茅老。结果，莫明其妙地被拦在南沙沟小区大门口（书是让人代捎去的），我一听很恼火：难道茅老的会客权也被取消了？！但一介文人，我又能怎么办呢！
现在，只好把这些写出来，算是向未来可能写出的历史作一个交待。当然，如果茅老起诉什么人，这也许是一份证据。我至少能请求此文中涉及的两个书商，提供证人证言。特别是：1．是什么人发令不让我和茅老一起公开露面的？2．拦住我的合作者不让见茅老，道理何在？
我承认：我谨慎乃至很胆怯，但我不能使良心受扭曲。
2004年11月1日早写于泊头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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