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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有关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圆桌会议上的发言(2005年3月10日，华盛顿)
胡平
胡锦涛上台以来，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处境并未得到改善，甚至还有所恶化。其实，没有改善本身就意味着在恶化，因为同样一种压迫，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恶劣，其后果也就越严重。
不久前，胡锦涛政权发起对知识界新一轮整肃。当局再度祭出“反自由化”大旗，对“自由化思想”和“公共知识分子”严词批判；中宣部开出名单，禁止一些先前在官方媒体还有一席之地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媒体露面；并要求媒体严格把关，“不得擅自报道有关蓄意爆炸、暴动、示威及罢工事件”；一批书被查禁，一些互联网站被封闭。与此同时，当局还采用行政手段和专政手段对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进行迫害，有的被解职，有的被查抄传讯，有的受到严厉警告，有的被逮捕判刑。赵紫阳先生去世，中共当局如临大敌，采用各种手段加强控制，许多异议人士被软禁，还有人被拘禁，体制内的人士则受到严厉警告：不准参加悼念活动，否则将被开除公职。此外，我们还不要忘记举世闻名的抗萨英雄蒋彦永医生，仅仅是因为去年春天，他写给全国人大和政协的一封要求为“六四”正名的信在海外发表，就遭到绑架和拘禁，至今仍被软禁。
事实证明，胡锦涛和他的前任江泽民没有两样。1991年，江泽民在和一位台湾客人的内部讲话中引用了《左传》上的一个典故。大意是：为政宁猛勿宽。火猛，人人见了都害怕都躲避，所以很少有人被火烧死；水看来柔弱，许多人不在乎，“狎而玩之”，让水淹死的人反而更多（后来这段讲话发表在1996年8月号香港杂志《九十年代》上）。中共领导人深知，他们的统治完全是建立在民众的恐惧之上，因此，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必须维持民众的恐惧，这就不能在民众面前作出温和开明的样子。民众越是以为当局温和开明，他们就是敢于说出自己原先不敢说出的话，越是敢于提出原先不敢提出的要求，其结果就是对当局形成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当局要压制就必须花更大的气力（如果能压得下去的话），到头来其形象反而会受到更大损害。胡锦涛一朝大权在手就露出凶相，其目的主要是维持和巩固自“六四”以来中共专制政权的威慑力和恐惧效应，从而将“动乱”扼杀在萌芽状态，这反而用不着大动干戈，大开杀戒了。胡锦涛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一方面使得外界对他普遍失望，另一方面又让人觉得他做得好像也不太过分。其实那正是他实行这种策略所意欲达成的效果。
胡锦涛上台后，一再表示要关心弱势群体。很多人以为，胡锦涛就该容许弱势群体的维权活动；但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北京的法学博士李柏光，长期以来依据现行法律帮助农民维权活动，不久前却被地方政府以涉嫌欺诈罪名拘押（最近被取保候审）。这表明，胡锦涛政权虽然也未必不想对贫富悬殊略加缓和，对贪污腐败略加约束，使弱势群体的境遇稍有改善，但是他们决不容许民众采取公开的集体行动，自己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局可以部分地满足民众的物质要求，但是他们最惧怕的是民众由此而获得独立的集体行动的能力。此外，当局也拒绝实行真正的法治，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当局深知，现存的财产分配格局是建立在极大的不公正之上，是根本不具合法性的。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与众不同，它既不是历史造成的，也不是市场造成的，而主要是权力造成的。在中国，穷人之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财产被权势者所强占；富人之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利用权力抢走了别人创造的财富。一旦民众可以根据法律据理力争，一旦民众有了集体抗争的能力，他们绝不会仅仅满足于多得一点失业救济或多得一点贫困补助，他们首先会要求利用权力而先富起来的那批人交出他们掠夺的财产，他们很可能会对权贵私有化进行正当的清算，这也就势必威胁到专制政权本身。这当然不是胡锦涛政权所愿意见到的。因此，胡锦涛政权的所谓关心弱势群体，充其量不过是想用“有节制的压迫”，以维持“可持续的榨取”而已。
不错，从表面上看，在今日中国，知识分子还是很活跃。在互联网上，甚至在官方媒体上，对若干公共问题的讨论也很开放，以至很热烈。某些异议人士放言无忌，却安然无事，还好好地待在家里。不过我要提醒的是，如今当局实行的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当局在处置言论问题时，并没有一把固定的尺子，而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当局在压迫知识分子时，往往要考虑到多种因素，例如你在体制内有无地位，在国际上有无名气，你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网，等等。我们不能单凭某些著名的异议人士的处境就得出结论，以为中国的言论空间已经比较宽松。再有，我们也不可忘记，中共压制言论的手段从来就是多种多样的。譬如当年反右运动，在五十几万右派中，正式逮捕判刑的是少数，有的右派是被开除公职，下放劳动；有的右派是降职降薪，强行调动工作；有的右派还被允许在官方媒体上露一露面，发表一点东西。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
顺便一提，外界在评估中国言论自由状态时，往往注重于有多少人被抓被关。毫无疑问，中国的异议人士被抓被关的数量是惊人的，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但这只是我们衡量中国言论自由状态和知识分子处境的一个指标。首先我要指出，正因为中国还没有新闻自由，外界不可能掌握到被拘禁的异议人士的完整数目，外界所能掌握到的数目多半是大大缩小的。其次，还需指出的是，被拘禁的异议人士的数目并不像乍一看去的那么重要。那些抓异议人士抓得少的国家不一定比那些抓得多的国家有更多的言论自由，有时倒恰恰相反。我们知道，传统的专制政权是采用事后追惩的办法压制言论自由，媒体在发表文章或消息前不交政府检查，这就大大增加了那些不为政府喜欢的文章或新闻得以公诸于世的机会，另外，也大大增加了政府对那些它不喜欢的文章和新闻实行惩罚的难度，同时更使得政府的压制无从掩盖而劣迹昭著。共产专制则不然。共产党采取事前预防的办法。共产党政府不但设有它的书报检查机构（如各级宣传部），而且它乾脆把一切媒体都直接抓在自己手里，派出党放心的人去领导去把关。这等于加了双保险。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让党不高兴的言论新闻压根就没有上媒体的机会，偶有漏网之鱼也不必都去抓起来关起来，只消动用党纪制裁和行政制裁差不多就足以解决问题了。互联网的发明无疑增加了管制的困难，特别是网友自己上帖，事前检查几乎不可能。为此，中国政府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网路监管系统，一方面，通过设置网路筛检程式对许多所谓“敏感”辞汇进行过滤；另一方面，只要发现了有“危险倾向”的文字便立即删除，必要时还可对上帖的网友事后追惩。所以，在这样一种实行严格事前预防的国家里，政府不需要关押太多的异议人士。事实上，目前中国政府监禁的异议人士，有不少是在互联网上或者在境外媒体上发布文章或消息而被监禁的，这还是托现代高科技之福，托对外开放之福，否则，他们连这点“犯罪”的机会都没有，那政府要抓的人很可能也就更少了。如果我们把传统型专制对言论的事后追惩比作杀人，比作屠婴；那么，共产专制的做法则是在杀人和屠婴之外，再加上堕胎和避孕。其压制效果不但更严厉，更彻底，而且更不显眼，更有欺骗性。
从表面上看，当局控制言论的尺度确实比以前宽多了，不要说比毛时代宽，就是和八十年代比也不遑多让，甚至还有过之。但是这并不表明当局的开明。应该说，造成这种状况的是其他一些原因。首先一条是八九民运的冲击。在八九民运中，数以千万计的民众走上街头，高呼“要民主要自由”；“六四”屠杀更是激起普遍民愤，全国上下，不知有多少人破口大骂共产党。无论当局使出何种手段，它也不可能把人心整个地重新装进原来的瓶子里，因此，它不得不对许多“出格”的言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其次是国际共产阵营的解体，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破产。包括当局自己推行的经济改革，从理论上自己颠覆了自己原先奉为金科玉律的理论，这就为形形色色的其他思想提供了登台亮相的机会。现阶段的中共当局，固然也在努力编制新的意识形态，竭力鼓吹所谓主旋律，妄图重新统一思想，但毕竟力不从心，不得不转到以防守为主的原则。这就是说，现阶段的中共当局在控制言论时，主要不是看一种言论是否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而是看它对现政权是否构成直接挑战。这就给其他思想和言论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再有，以“六四”屠杀为标志，中共政权失去了传统信仰的支援，转变为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暴力统治意味著民众在政治上的消极冷漠，意味著普遍的犬儒主义，在今日中国，思想、言论的号召力远远比不上八十年代，这就增强了当局抵御批评的某种免疫力。暴力不那么在乎别人的批评，因为它本来就是强加于人而不需要别人的认同。你骂你的，我干我的，你能奈我何？简单地说，当局的脸皮更厚了（“我是流氓我怕谁?”），所以它对异议的“容忍度”反而更大了。但与此同时，当局对它不能容忍的言论采取了比以前更直截了当的压制措施。过去，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都是全党公认的理论权威（在更多的时候则是由“伟大领袖”亲自定调），因为据说只有他们才能正确地鉴别什么言论符合主义，什么言论不符合主义。在那时，当局要取缔一种言论，总还要装模作样地讲出一番理由，为了表明自己的取缔是有道理的，常常还要把被取缔的言论拿出来公诸于世，让群众鉴别，共同批判。现在好了，现在的意识形态主管只需要丁关根（盯关跟）的水平，说取缔就取缔，说封杀就封杀，说抓人就抓人，不需要再说明理由，甚至于不需要正式下达文件，打个电话就算完，其他各种手续统统免了。如此说来，今日中共当局对言论的控制，和以前相比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松动。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有过这样一段表白，他说：“我们绝对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拍案而起作出义正词严状，也绝对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我们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表现。这就是柿子专拣软的捏：即在一个最安全的方向上作出好似怒不可遏、仗义执言实际精打细算、八面玲珑的完美演出。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可以上达天庭得到首肯，什么话会触犯众怒。就我自己而言，这种算计已经高度技巧、出神入化；这种掌握已经进入潜意识层面。”这段话很能帮助我们理解今日中国知识界的虚假繁荣。
长期持续的压制造成很多消极后果。直到九十年代，在勇敢发出异议的人之中，还有不少在体制内处于较高的地位，例如在党的新闻部门和高等研究机构以及名牌大学任职，甚至担任领导职务，他们享有较多的发言机会和较小的风险。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不断的清洗，这种人越来越少。再加上当局强化对媒体的控制，自由派知识分子普遍感到他们的处境比先前更艰难。在这样的形势下，民间的异议活动空间可以顽强地存在，但很难进一步发展壮大。
和许多中国人和西方人早先的期待相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并没有将中国引向自由民主之路，相反，它们倒成了当局坚持一党专制拒绝自由民主的最大理由。从李鹏、江泽民，到胡锦涛、温家宝，他们都是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作为根据，用来证明当年“六四”镇压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用来证明一党专制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事实上，中国的私有化改革非但不是为民主化奠立基础，而是为民主化增加障碍。中国的私有化改革，说到底，就是官员利用权力把原本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这样的私有化确实把“交易成本”降到最低，要远比那些在民主参与下的私有化来得更快捷更有效率。但是，这样的改革必定是最不能为人民认可的。由此而形成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必定是最害怕民主最反对民主的。因为这些官员深知，如果开放自由民主，他们不仅会失去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而且很可能还会被人民以经济腐败的罪名送上审判台。
今日中国，毛时代已然一去不返，就连统治集团自己也不愿意再回到毛时代。今日中国最应当担心的是一种看上去更老式的，但也许是更持久的压迫形式：那就是由一些什么“主义”都不信，但掌握了巨大权力，并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其权力的人所施行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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