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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六四”十六周年
胡平
在“六四”十六周年的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守我们内心的希望。
捷克作家、前总统哈维尔在中国可谓大名鼎鼎，他的很多思想与主张，例如“政治的本质是道德”，“无权者的权力”，“生活在真实中”，皆广为国人熟知。我以为，哈维尔对于希望的理解和阐释，也很值得我们中国人认真思考。
在1986年完成的一部自传性谈话录里，哈维尔谈到了希望。哈维尔说：“我经常（特别是在极为无望时，比如在监狱中）想到的那种希望是一种精神的，而不是现实世界的。我们内心要么有希望要么就没有希望，它是灵魂的一个尺度，它不是基于对世界的观察或对环境的估量。希望不是预言，而是精神的定向，心灵的定向；它超越直接经验的世界，存在于这个世界以外的地方。我认为不能把它解释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某个运动或某个有利迹象的衍生物。我认为它扎根于先验论，尽管我不能－－比如，不能像基督徒那样－－把这种先验论具体化。别人可以肯定或否定它的这个根源，但这却改变不了我的看法（这不仅仅是一种看法，而且是一种内心的经验）。一个最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所具有的这种真诚的、扎根于先验论的内心希望（这是我的观点，不是他的观点），比十个形而上学家所具有的这种希望可能还要多。”
哈维尔强调说：“在这个更深刻的意义上讲，希望不是一帆风顺时的欢乐，或对有望早日成功的企业进行投资的诚意，而是一种为某种事物奋斗的能力，之所以要为之奋斗并不是由于这种事物有成功的机会，而只是因为它是好的。越是在不利的环境中所表现出的希望就越深刻。希望决不是象乐观一样的东西。它不是对某个事物会有好的结果的确信，而是对某个事物是有意义的把握，不管其结果如何。简而言之，我认为，最深刻和最重要的希望，可以说是，我们从‘别的地方’获得的希望，它是唯一可以是我们免遭灭顶和激励我们行善的东西，是人的精神及其成就所能达到惊人的范围之源泉。最重要的，是这种希望给了我们力量去生活，去尝试新事物，即使是处在向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么没有希望的环境中。”
在这段谈话里，哈维尔指出，希望不是现实的，而是超现实的；希望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我们怀抱某种希望，并不是因为它已经存在于现实之中，我们要在现实中占据一个好位置；我们怀抱某种希望，也不是因为在现实中有一种运动正在向它靠拢，我们要先走一步，提前到达目的地。我们坚守一种希望，是因为我们深信它是好的，是正义的。我们愿意为它而奋斗。我们不但知道，没有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希望就不会实现；我们还知道，有了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希望也未必就一定会实现，但是我们仍然愿意为它而奋斗，因为我们的奋斗本身就具有伟大的意义。一个坚守希望的人当然希望他从事的事业能够成功，但与此同时他又能不计成败，甚至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在这种没有希望的环境中，希望才最能显现出它的全部力量。
在八九民运的高潮期间，在六四事件后的最初几年，有很多人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以为一党专制的垮台大局已定，自由民主的实现指日可待。十六年过去了，当初那种天真的乐观情绪已经不复存在，不少人甚至怀疑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是否还能见到民主在中国的胜利。十六年来，我们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自我反省自我怀疑，但是我们从未怀疑过我们事业的正义性。十六年来，有许多人先先后后离开了我们的队伍，然而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带着深深的无奈才离开的，他们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并未因此而改变。还有少数人甚至背叛初衷，投靠到杀人政府门下，可是他们自知理不直所以气不壮，每逢六四，都令他们感到尴尬感到难堪。甚至就连那个杀人政府自己，在六四面前也总是躲躲闪闪。因为他们深知，纵然他们能躲过现实的惩罚，但是他们躲不过良心的审判。
哈维尔指出，一个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也可以具有真诚的，扎根于先验论的内心希望。这一点对我们中国人也富于启示。这些年来，我们目睹到若干宗教和信仰（包括法轮功）在中国的伟大复兴，我们越来越理解宗教和信仰在人生中的伟大意义。然而哈维尔告诉我们，要具有和坚守一种内心的希望，并不一定非要接受某种有神论。只要我们反观内心，我们就会发现一种伟大的神圣和神秘：人心，唯有人心，不但知利害，而且知善恶。它驱使我们寻求生命的意义，以不顾个人利害的勇气挑战强权。尽管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给我们带来很多不幸，但是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无法使自己心安。
当哈维尔发表上述谈话时，距离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已经十八年，全世界的共产专制政权还没有一个垮台的。在当时，哈维尔们的抗争被很多人认为是没有成功希望的。相比之下，今天我们面对的形势就好多了，好得太多了。时至今日，就连中共当局自己也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统治业已日暮途穷。据说不久前，中共领导人在内部会议上发问：“共产党国家寿命最长的是苏联，也只有七十几年。我们能挺过七十年吗？”因此，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更没有理由灰心，更没有理由失望。我们要坚守希望。在人世间，希望就是最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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