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20世纪70年代末叶，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是以农村包产到户开始的。这一政策典型地体现了邓小平的改革思路的局限：机会主义地回避意识形态问题的不彻底性。就在执政者庆祝这一思路的巨大成就小康社会的同时，这一思路的局限所导致的严重的问题正在浮现：失业、腐败、财富差距拉大、社会秩序混乱、全社会暴力泛滥、道德沦丧、人权纪录恶劣、环境恶化等问题。人民不满仍以加剧，导致所谓群体性事件快速增加。清算改革的不全面和不彻底已经是中国大了的必然趋势：席卷各界的宪政法治运动、维权运动、社会运动等是尝试。 土地制度是实现这样的国家制度改革和民运战略调整的适宜的突破点。目前，土地制度改革最集中体现了回避意识形态和仅搞经济领域的改革思路的局限性问题，是三分之一群体性事件的直接根源。根据于建嵘的调查，“就全国而言，农村土地纠纷已经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了目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而土地争议最多的地区是沿海发达地区。非法或者强制性征地已经成为农村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 中共当局对农村问题的严重性是有认识的，但是限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利益集团的需求，他们提出的农村改革方案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今天提出“切实保障农民对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实际上是一句空话。“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本身就提供了国家剥夺农民的法律基础，必须从法律层面上解决问题，而不是从政策层面上进行调整。基层政府由于利益驱动，不可能主动放弃对农村土地的征用权。只有限制，进而剥夺他们的权利，才能解决问题。中国改革的问题，说到底是分权和放权的问题，农村问题也是一样。 我认为，实行土地私有化，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明确农民土地所有权，让市场机制取代乡镇官僚决定土地的合理转移。如此才能有效阻隔地方官员对权力的滥用。同时，实现土地私有化，农民可以用土地抵押贷款，这样就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提高劳动力。农村经济发展才能有长远的保障。 由中华学人联谊会与中国宪政协进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论坛将于2007年9月9日至9月10日在美国纽约举行。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就是《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化问题》。参加会议的包括来自大陆的著名农村问题专家秦晖，曾经主持推动早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原国务院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以及来自台湾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山大学大陆研究所所长林文程等。国内长期关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学者党治国，李智英等也将提供书面发言。我们期待海外的自由讨论可以为中国未来的改革之路提供有建设性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