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

评《环球时报》关于自由主义的社评 （上）

8月1日，《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言词含混，态度暧昧的社评，题目是“自由主义，剪不断理还乱的思潮”。

一方面，社评承认，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在中国社会蔓延，自由主义向中国社会的草根渗透已经成为可能，今天的中国现实已经为自由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广泛的舞台；中国拒绝自由主义已无可能。

另一方面，这篇社评又宣称，自由主义在其蔓延最广的中产阶层那里更多的只是生活观念和社会改革愿望，他们对政治上改天换地的鼓吹怀有警惕，只有少数自由派知识分子才主张把它变成一种政治选择，而他们的这种主张由于不接地气，因此在中国是走不通的；自由主义必将在中国被改造。

社评最后发出警告：“我们切不可以为发展已经够了，今后需要动用政治手段解决中国余下的问题。那样的话我们就又回到空转的路上，我们将在所谓‘世界大潮’中随波逐流。”

《环球时报》社评竭力把自由主义非政治化。这当然是错误的。因为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学说。道理很简单，既然自由主义唯一关心的问题就是个人自由，而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总是来自政府；其他方面对个人自由也可能造成威胁，例如强势的舆论和传统的习俗，但是它们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力度远远不能和政府相比。

自由主义并不否定政府的存在，自由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深知，如果没有政府，就无法防止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彼此侵犯与相互伤害。人们成立政府，正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但是这个旨在保护个人自由的政府，由于它垄断了合法的暴力，反过来又可能成为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因此，自由主义主张，在政府的权力和个人的自由即个人的权利之间划出一条界线，也就是说，在公共领域和个人领域之间划出一条界线。

严复把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的名著《论自由》翻译成《群己权界论》，就点出了自由主义的精髓。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划出一条界线，在界线的这一边，政府可以管应该管必须管；在界线的那一边，政府不必管不应该管不可以管。

美国政治学家茱迪.史珂拉（Judith N.Shklar）说得好：这并不是一条在历史上永久的或不能变更的界线。重要的不是在何处划分这一界线，而是划分界线本身，而且在任何环境下都不得忽视或者遗忘这一点。

我在《论言论自由》一文里反复论证从而指出，言论自由应该是底线。无论你把政府权力的领域划多大，也无论你把个人自由的领域划多小，你总不能把言论划出个人自由之外而划到政府权力之内。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政府不得侵犯人们的言论自由；在言论这一领域，政府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管不可以管的。

《环球时报》社评说，自由主义的兴起说到底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这不仅因为改革开放使中国打开了思想之门，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实现了市场经济的转型，从而根本上改变了普通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我以为这话正好说反了。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其说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不如说是改革开放的原因。此其一。

其次，《环球时报》社评还说，改革开放孕育并兼容了自由主义；但自由主义也必将在中国被改造，甚至从长远看它未必就永远是“思想舶来品”，它将逐渐获得一些中国“土生土长”的特色。我以为这话也说的不对。因为这话的言外之意是说，至少是到目前为止，自由主义还是“思想舶来品”，还缺少“土生土长”的中国性。

以上两个问题都很重要，我准备在下一讲再谈谈我的看法。

（未完待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评《环球时报》关于自由主义的社评（下）


《环球时报》社评说，当今中国的自由主义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因为改革开放使中国打开了思想之门，实现了市场经济的转型。这就是说，当今中国的自由主义是从西方引进的，是非政治性的。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认为，当今中国的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内部自生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是政治自由主义。

以民主墙运动为例。民主墙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自由主义运动。诚然，民主墙运动没有正式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号，但是它对言论自由的阐发和践行，正是体现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与精神。

首先，民主墙运动开始于1978年，当时中共还没有实行对外开放。

其次，民主墙的活跃分子，当时都只有二三十岁，他们都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极为封闭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过去从未受过西方式教育，对胡适等中国自由主义前辈的思想也相当隔膜相当无知。

第三，考查这批人的地区分布，不仅有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当时与外界略有交往的地区，也有象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等相当隔绝的地区。

再看这批人的个人背景，绝大部分并非出自官宦家庭或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谈不上有什么特殊的家学渊源或其他与外部世界的特殊交往渠道。至于他们的个人身份更是十分平凡。这些都和上一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介绍者阐述者严复，梁启超及胡适等人不可同日而语。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民主墙运动的活跃分子们所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不是来自课堂，来自老师，来自与西方世界的接触，甚至也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他们的亲身经验，来自他们对经验的独立深刻的思考和领悟。他们是凭着自己的力量，重新发现了自由主义。

在这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和上一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著作无疑起到了重大的提示作用，但是在当时，这些思想只能以残缺不全的形式出现，因此我们必须说，民主墙人士的自由主义思想主要是自己独立摸索思考的产物。

其实，当今中国自由主义的萌生过程，和早先西方自由主义的萌生过程非常相似。

我们知道，自由主义产生于后宗教改革的欧洲。不错，古希腊历来被誉为自由的故乡。然而苏格拉底被处死的悲剧表明，即便在最自由的雅典也有因言治罪。这就是说，在当年的雅典，人们也不曾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做出明确的划分。

到了中世纪，基督教一统天下，政教合一。在很多热烈的基督徒看来，不信是首恶，信仰的纯洁性必须维护，对异端异教必须严厉惩罚。于是就有了宗教裁判所，有了连绵数百年的宗教战争，造成了极大的残忍和广泛的恐惧。

这就迫使不少基督徒开始怀疑与反思：基督教不是提倡博爱吗？那为何又对异端异教如此残忍？信仰只有出自真诚才是信仰，强迫别人信仰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是自相矛盾的。于是，这些人就大力鼓吹宽容。他们认为，对他人的残忍才是大恶，是对上帝和人类的冒犯。于是他们进而主张，信仰、思想，应是个人之事，公权力不应该干预。于是，他们主张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并且提出一种制度的改革，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于是，自由主义便应运而生。

不难看出，当今中国自由主义的发生过程，和上述西方自由主义的发生过程有很大的相似性。共产党自掌权以来，建立起远比中世纪欧洲更彻底的政教合一。在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名义下，不断地发起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造成了更普遍、更残酷、更频繁、以及更反复多变的政治迫害；私人领域被全面侵占，思想、言论则首当其冲。从平民到高干，很少人不生活在恐惧之中。十年文革则把这一切发展到史无前例的顶点。

还要看到，十年文革不只是官方意识形态的登峰造极，它也是其盛极而衰，走向破产的起点。1976年四五运动中那个口号“秦皇的时代一去不返”就是标志。

在这种情势下，少数人产生了自由主义理念，多数人则具备了接受自由主义的愿望和基础。甚至在不少掌权者那里，也对自由主义产生了同情和共鸣。

不要忘记，在四人帮垮台后，官方媒体也称之为“第二次解放”。不要忘记，在四人帮垮台后，当局首先做的是平反冤假错案，是宣布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宣布不再搞政治运动，并提出要大力加强民主与法制。知识界发起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发起思想解放运动。理论家文学家们大声呼唤人道主义，呼唤人性的复归，如此等等。

上面说的这些事，都是在当局推行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之前就发生的。它们和民间的自由主义一道，汇合成一波又一波的自由化浪潮，也招致了当局一次又一次的反自由化运动。固然，我们不能把当局指为自由化的东西都说成自由主义，但是在其中确实包含了、体现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与精神，则是没有疑问的。

由此可见，象《环球时报》社评那样，把当今中国的自由主义看成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当成“思想舶来品”，说它没有政治维度，不接地气，缺少中国性，是根本不合乎实情的，是站不住脚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