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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为什么是错的》
不客气地说，我们中国各界精英目前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是对于当代主流社会科学的无知，连基本概念都一塌糊涂；而无知的原因，是那套极左思想理论的严重误导，“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近来争论得很激烈的XZ问题（据说那两个字现在也要屏蔽，只好用字头代替，诸位自己去体会了），反对的一方最常见的手法，就是一个三段式：1，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最高真理；2所以，检验理论对错的标准唯一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凡是和马克思主义不一致（更别说是反对）的思想理论，就是错误理论；3，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这些错误理论不仅仅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意图上无一例外，全都是敌对势力教唆的，处心积虑想要颠覆“无产阶级政权”。——这套极左推理，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尤其是在文革中实在是太熟悉、太熟悉了，胡耀邦主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就是要破除这堆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神学迷信的教条主义垃圾，遗憾的是，真理标准的讨论仅限于否定文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极左教条主义的核心，以至于改革派费尽千辛万苦，刚刚把改革搞出一点眉目，只要稍有闪失，极左们就一拥而上，把改革打个稀巴烂。可见，我们现在要想深化改革、推进全面改革，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就是一个绕不开的，极其重要的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可以从内在逻辑，和外部比较两个角度进行。内在逻辑，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逻辑自洽，解释力，预测力等等对理论本身的一套公认的评价标准。本文先谈外部比较，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其它竞争性理论互相比较，看看哪一个更有科学性，更逻辑自洽，更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用工具来比方，我暂且不谈工具本身的硬度、可靠性、生产成本等等，我只谈马克思主义和其它思想理论比较，哪一种更像是好用的工具。
这又得从科学哲学谈起，不谈就没法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伪科学。
1 科学理论与“范式”（Paradigm）
“科学”与“民主”是当代的两大主神。当代的所有政府，如果不以民主和科学相标榜，就无从获取合法性基础。但是，究竟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民主”，却人言言殊，歧义纷繁。
为了解答“科学究竟是什么”，自十九世纪中后期逐渐发展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科学哲学。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科学哲学不仅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而且成为哲学中最重要的学科，居于哲学研究的核心领域。笔者的导师于光远先生是我国最早看到科学哲学重要性的党内思想领袖，六十年代就在“自然辩证法研究”和“科学方法论”的名目下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遗憾的是，这门学科至今仍然“锁在深闺人未识”，仍然是极少数专家从事的哲学冷门。除了极个别的极端国粹派之外，科学方法论的极端重要性，今天恐怕没有中国人会反对。按理说，科学哲学或科学方法论应当是每个大学生不可或缺的基础教育，然而事实上，作为基础教育的反倒是十足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是反科学，理由请看后文）；这个可悲的现实不改变，“创办一流大学”之类的宏愿只能是痴人说梦。
科学哲学发展到今天，成果极为丰硕，哪怕只是作最粗浅的介绍，也要写一大本书。但它如此重要，完全不谈又不可能。本文只能选择其中和主题关系最紧密的一小部分——“划界”问题，作为本文论述逻辑的方法论基础。
所谓“划界”，是要回答科学和非科学、伪科学以及反科学的本质区别是什么。首先，我们要了解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因为，“科学”或科学理论就是科学家这个群体，这个科学共同体的劳动成果；“科学方法”就是他们创造这些成果所使用的工具。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研究路径，“实事求是”的立场和态度——从客观存在的科研活动这一事实出发，总结和概括出其中的普遍规律。相反的是唯理主义（理性主义）的方法：从“科学”的定义出发，作纯逻辑的演绎推理，建构出一个自洽（无逻辑矛盾）的理论体系。可以说，科学方法就是经验主义的哲学立场，加上（归纳和演绎）逻辑-数学方法和观察-试验方法的运用，也就是说，从“问题”出发（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是理论自身的“内部问题”，还是理论和研究主体、或者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有目的地通过观察和试验搜集相关的经验事实、数据资料，然后，根据前人积累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运用归纳法和科学想象力大胆推测，提出理论假设；接下来，运用逻辑演绎和数学演算建构理论体系；最后，根据从理论中推导出的可观察现象和事实作检验，从而得出初步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判定不是一锤定音的，要通过对理论的反复修改、反复检验，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公开发表在权威性的学术刊物上，供一切有兴趣的科学家严加批判。如果所有这些检验都通过了，那么这个理论就可暂时称之为科学真理——“暂时”的意思是，这个检验工作永无尽头，再高明的理论也随时可能被新事实、新发现、新理论所纠正甚至推翻。人世间没有百分之百，永不会错的科学真理，“真理”永远是概率性的，永远只是“在多大的可能性上”为真。
这一套科学家共同遵循的工作方法、程式、规则和职业规范，就是库恩（Thomas Kuhn）所说的“范式”（Paradigm）。范式之有无，库恩认为，就是科学和哲学、宗教、前科学以及其它种种（比如我们的中医、诸子百家）非科学学说、理论、主义之关键区别，划界的标准。反科学根本反对科学及其范式；伪科学则不遵循该范式，却自我标榜为科学。方舟子之辈只知道科学和伪科学对立二分，不知道还有非科学，才会犯下把中医指为伪科学的可笑错误。
波普尔提出“证伪”作为划界标准，以取代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标准。库恩和拉卡托斯等人对波普尔“证伪”标准又做出一个重大改进，从理论自身（理论是否逻辑自洽？是否“符合”事实或可证实可证伪？等等）转向不同理论之间的竞争和优胜劣汰。运用不同方法（科学的或非科学的）固然会得出不同的学说理论，即使运用同一套科学方法（范式），也完全可以得出多种不同的理论体系；究竟哪种更“真”或更“好”，就要看它们相互竞争和比较之下，哪个更简洁优美，更方便好用，更有解释力，更有预测力，等等。
有了这样一个极粗略的科学方法论基础，我们才可能从事第二步工作：比较非马克思主义“范式”和马克思主义“范式”之优劣。下面介绍政治学理论的非马克思主义主流范式。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界从来没有成为主流，从来是一个支流的极左门派。
2 主流范式：共和主义的混合均衡
年少时，笔者和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也许唯有顾准是个了不起的例外），也深受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唯新是尚，以为越新的东西越好，越旧的越糟糕。直到真正精研了经典——传之久远的，堪称不朽的典范之作——之后，才深深体会到这个法国流派的浅薄可笑，和英国式保守主义的睿智高明。我尤其要大力推荐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这部不朽名作——从研究方法到具体结论。我甚至以为，不读此书便没有资格妄谈民主；主张谈民主不需要资格（此处的“资格”是指必要的学习和训练，不是什么家世血统、社会地位之类），无须知识和技能准备的反智民粹派，不但理论上荒谬绝伦，付诸实践，则更是一条通往地狱之路。
亚氏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系统运用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分析考察了多达156种希腊政体（政体即政制、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下同），在这个实证研究的丰富经验资料基础上，用一个两维框架，建构起他的政体六分理论体系。这两维之一，是“谁统治”：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另一维，是“如何统治”：为城邦中每一个人的利益（即“公益”）而统治，还是为统治者（一人，少数人或多数人）自身的私利而统治？凡是为公益而治的政体，是正统的、良性的、合法的政体；同时，为公益而治的政体必然是法治的，而不是人治的政体；其中一人统治的是君主制，少数人统治的是贵族制，多数人统治的是共和制。相反，凡是为统治者自身私利而治的，是变质的、恶性的、不合法的政体；其中一人统治的是暴君制（僭主制，独裁制），少数人统治的是寡头制，多数人统治的是民主制（平民政体，大众政体）。
由是可知，为何直到美国立国之前，“民主”的名声很坏——那时人们所用的“民主”概念，根本不是如今人们习焉不察的英美式自由民主、亦即共和制，而是多数人为自身私利，任意、专断地运用不受约束的至上性统治权力，压迫剥夺少数人的那种放纵不法的多数暴政、多数人的专制。整个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民主”，不折不扣，就是这样一套货色。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只有“谁统治”，只要是穷人统治就是好的，富人统治就是坏的，而根本没有“如何统治”的问题，“如何统治”全都是虚伪的“形式”，而一切统治的“实质”就是“谁统治”，就是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而按照自由民主的主流见解，阶级斗争不但不是“实质”，不是常态，相反，正是社会严重病态的表征。
西方主流文明如何从古代希腊城邦末期阶级斗争的劣质民主，一步步演进为当今的自由主义的主流民主，这是对于我们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极其关键、极其重要的一课，可惜本文无法详述。在此，我只能限于强调一条至关紧要的历史经验：先自由、后民主；也就是说，必须先建立起能够有效制衡一切政治权力，切实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的法治和宪政（自由、法治、宪政和人权保障是一回事），然后实现全民普选、全民参政、“一人一票”式的民主。
仅有亚氏这一套六分法的政体类型理论，没有操作性内容，仍然不足以指导实践。特别关键的一点是，如何在实际政治的层面上落实共和制，避免多数暴政式的民主？限于当时的政治经验，亚氏的解答有些已经过时，其中对于当代还有启发意义的，第一是“混合均衡政体”——亚氏认为，现实可行的最优良政体，是兼具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温和民主制）三种正统政体优点的混合政体，后世就把它称为“共和制”。第二，这个“共和制”最优政体必须由中产阶级居优势（“枣核型”社会分层），这样，君主和贵族、贵族和平民之间才可能获至力量（权力）均衡。第三，仅有共和主义的制度还不够，因为制度是由人来创立、实施和维护的，还必须使大多数公民具备起码的“公民美德”，这“公民美德”首先意味着私利服从公益，而不是将个人或阶级的（即部分人的）利益置于全局利益之上。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政治文明的主流范式——共和主义的混合均衡政体”的理论源头（实际上亚氏并不是该范式的首创者，而是晚年的柏拉图）。这一主流范式经由波利比乌斯、西塞罗、托马斯?阿奎那、马基雅维利、洛克、孟德斯鸠等伟大思想家的不断发展完善，终于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十八世纪的美国结出近代自由民主的伟大果实。
3 近代自由民主与古代共和
近代自由民主是古代共和传统的发展与完善。我们可以把近代自由民主，亦即现代共和的混合均衡最优政体的要点，与古代共和一一对比列举如下：
（一）从“混合均衡政体”转向“分权制衡政体”。混合均衡是指各种社会力量、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各得其所、各就其位”（“得到其应得”，即古人所理解的“正义”）的力量（权力）平衡；分权制衡则是政治权力（三权、五权或别的几权，皆无不可）的适度分离和相互制约平衡。古代共和的“三种正统政体的混合”在当代英美政制中依然清晰可辨：女王或总统是君主制因素，上议院和参议院是贵族制因素，下议院和众议院是温和民主制因素。
共和政体权力制衡的核心原则，第一是“人性恶”假设——世间没有全无私心和兽性（动物性）、永不会犯错的人间神，任何人只要掌握了权力就有滥用权力的天然（必然）倾向，因此优良政体的首要之务就是对权力的约束、限制和监督。请注意：这个“人性恶”假设，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一样，只是对于现实世界无限复杂的因果关系之网的简化概括，只是这个因果之网当中的一条主脉络，而绝不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
《孙子兵法》讲“立于不败之地”,令我一直大惑不解：战争是风险最大的事情，近乎赌博，怎么可能“立于不败之地”？细读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孙子讲的是，决策要从最坏的可能性出发，只有当你对于这些最坏的情况都已经准备好应对方法之后，作出的决策（行动方案）才可能有最大的成功把握；把防守做到无懈可击，出击才可能获胜——这就是“先求（已之）不可胜，再求（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已，可胜在敌”，即立于不败之地。西方主流政治学和主流经济学的创建者或许没有读过《孙子兵法》，却是与孙子的智慧如出一撤：任何一种关乎“人”的可行性理论，都必须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去考虑问题，这样，在最坏的可能性成为现实的情况下，这个理论指导下建立的制度和机制都能有效运作，那么，在不那么坏的情况下，它们岂不是运作得更好么！这样的制度，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长治久安。
反观我们的儒家学说，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犯的都是同样的错误：人性是善的，人可以是圣贤，世道不好，只是因为“善”被种种外在因素扭曲、遮蔽了，去除这些因素，就有了太平盛世，甚至人间天堂。这是传统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不了法治宪政的思想根源。
（二）从集体自由走向个体自由（个人自由）。古代希腊人崇尚自由，这是西方人颇以其自傲的由头之一。但是，长时期以来，他们却不知道，古希腊人的“古代人的自由”根本不是当代自由民主的“现代人的自由”。
更严重的是，西方人似乎至今也没有意识到，希腊人的自由是以奴隶制为必要条件的。希腊人的“自由”，实际上是两个意思：对外免于异国、异民族的压迫，相当于当今之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自治；对内免于一人、少数人或多数人的专制，主要是指建立起共和政体。这个共和政体之下却没有“个人自由”之说，个人必须绝对服从集体，为群体和城邦的公共利益无条件地奉献牺牲。这个“集体自由”、集体主义的自由实际上只是很少一部分人——自由人公民的专利品，居人口多数的奴隶没有份。奴隶不但没有份，“自由”的涵义恰恰是用奴隶的不自由、被奴役作为对比来界定的，自由人的全部身分、地位、尊严和骄傲，就意味着和奴隶处处不同、截然相反——这可不是什么抽象原则和概念，是每日每时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无比生动的事实：你看到奴隶，就立刻知道了什么叫做“自由”。我猜想，这大概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的古代版本——自由人的自由，和奴隶的被奴役、被专政并行不悖，混合成一个现实的政治制度。反过来说当然也同样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当代的奴隶制，只不过是把旧的统治\被统治地位颠倒一下而已。我们历史书上大肆赞美的斯巴达克思起义，其实斯巴达克思原本就是奴隶主，战败被俘成了奴隶，他如果“起义”成功，照样会再成为奴隶主。结论很清楚：仅仅“颠倒”统治、被统治的地位，丝毫解决不了公平正义问题。
（三）从贵族共和，到民主共和。古代共和，除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不到一百年的雅典城邦，和中世纪末期的佛罗伦萨等极少数例外，基本上都是贵族共和，即贵族和平民共享统治权，但贵族更占优势的非君主制。理想和原则完全实现的现实个案难得见到，现实中的共和政体总是免不了要么偏向贵族和富人，要么偏向平民和穷人。但无论如何，古代的民主或“纯民主”、“不带修饰词的民主”不是共和，是如前所说的多数人的专制，而民主共和则是平民势力占优却仍然依良法而治、兼顾贵族的权益的混合平衡政体。从历史经验看，贵族共和要稳定得多，民主共和则易于滑向纯民主，纯民主则又常常从无政府、半无政府的混乱演变为“群众领袖”的独裁专制（所谓“僭主制”）。只是到了1776年之后的美国，和1832年之后的英国，才建立起长期稳定的民主共和，即今天我们所说的主流自由民主。
对民主共和即自由民主，与纯民主即民粹民主这两者作出清晰的区分至关重要，这里再多说几句：自由民主或民主共和一定是精英和民众的合作互补，是富人和穷人各得其所，社会上、中、下各阶层各司其职、各得其利，是人权即每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得到法治和宪政的切实保障，是选贤任能、民众授权，少数精英在民众的授权与监督之下治理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是政治权力分散配置、相互制衡、任何人不得握有绝对的权力。纯民主或民粹民主则正相反，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削平尖子、向下看齐，是穷人仅仅为穷人自己的私利而压迫剥夺富人，是社会底层享有一切，是根本否认人权、只知有下层阶级的阶级之权，是不问智愚贤不肖，抽签当官、轮流坐庄式的直接民主，是底层民众即穷人（当代左派美其名曰“工农大众”、“劳动人民”、“人民群众”）掌握为所欲为、不受任何限制约束的绝对权力；等等。
（四）从等级制到人人平等。古代共和中的公民不是自由独立的个体，是按森严等级制排列的各种共同体当中受束缚的成员，不同的等级享有大为不同的权力和权利。现代共和则是法律和基本自由权利面前人人平等，其中的自由主义左翼则更进一步主张机会平等和社会保障，同时认可对社会有益的不平等（罗尔斯）。民粹民主则不满足于这种“形式平等”（似乎法律和基本自由权都是没有“实质”、没有内容的！），一定要弄到人人都像同一个车间制造出的机器零件一样才肯罢休——所谓“永不生锈的螺旋钉”。
以上是对混合均衡（分权制衡）的共和主流范式极粗略的概述。请读者特别注意“混合”这两个字。我们一定要充分意识到一个基本事实——人类所生活于其中，对于我们人类意义最为切近的这个客观世界，从自然界、人类个体到人类社会，毫无例外，一概是混合物。混合物的基本属性之一是，它们是不能用逻辑—数学工具完满描述的。而自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唯理主义哲学开其端，直到20世纪中期以前的西方科学（包括伟大的爱因斯坦在内），都深深地卷入了一个误区，以为世界万物的本质就是一整套逻辑—数学规律，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把万千现象归结、化约为用逻辑—数学形式所表达的规律和公式，因此，愈是成熟、发达的科学分支学科，就愈是接近于成为一个首尾一贯的、严密的逻辑体系，最好是成为一个几何式的公理化形式系统。但是，随着量子力学、概率和统计，以及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协同学、混沌理论、自组织演化理论……等等一系列新理论、新方法论的发现，这种古老的泛逻辑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粗陋片面和过度简化等等局限性，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先进思想家的批判。
这种“泛逻辑主义”方法论导致的一个恶果，就是各种自成体系的“主义”之间互不相容的敌对和冲突，似乎好的社会、优良的政体，只能是某种一元主义的一统天下。这是对人类社会这个极其复杂的大混合物之“事实”和“价值”两方面的严重误判。我们现在的左右之争，宪政派内部的派别之争，就有这一个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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