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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香港若干大学学生会改选，一些参选者提出今后将不再参加每年一度的纪念六四集会。这个新动向很值得关注。不少观察者说这是港独意识或本土意识抬头，但也有人怀疑背后是中共插手。
下面是2月10日香港《信报》信报论坛文章，作者王岸然。文章和后面的评论（特别是C.Chan那篇）都值得一看－－
學界不再建設民主中國
2015年02月10日 08:29 (政治)
《信報》評論︰自梁振英打開港獨議題的潘朵拉盒子後，出現一發不可收拾之勢。浸會大學一向保守，想不到唯一的學生會候選內閣突然修改參選政綱，刪去對六四的立場，不再支持學聯歷年不變的立場；由於學聯的立場必須是所有院校學生會的共識，這會令今年六四大專界不能統一支援六四活動。不參與活動事小，但不參與的理由是學生會認為不再把「建設民主中國」為己任，那就是繼港大《學苑》事件之後，港獨思潮在大專院校急速蔓延的反映。
已經傳承二十六年的悼念六四活動是否應該一如以往進行大規模活動，漸成港人心中的疑問。那一片燭光、那數萬到十數萬人的集會，真的對支援中國的民主運動起到實效嗎？實效又究竟在什麼地方？中國人民有為港人的愛國行為動情、反省、受鼓勵，再起而爭取民主嗎？完全看不到。
港人的六四周年祭已經宗教化、形式化、儀式化。港人在這項周年儀式之中找到心靈上的自我滿足感、偉大感，已成慣性，不容易改變於一時，但學界的新立場驚醒了所有人—港人每年悼念六四，真的有用嗎？
筆者二十多年來重複的一項指摘，是以司徒華為首主導的六四活動，從來不以真正支援國內民運為目標，而是以吸取港人選票自利為最主要目標，六四活動在司徒華那種領導哲學主導之下，從不越軌，更不會跨過深圳河，近年更已成為王丹、吾爾開希、丁子霖這幾張「六四神主牌」及支聯會一眾泛民老人家的懷舊活動。張曉明曾經對泛民說：「你們還可以自由悼念六四，就證明香港有自由。」這句話調轉來想，六四集會其實有變相維穩及保持港人愛國情懷的作用，符合中共統戰的大原則，所以容許繼續存在。
凡宗教活動，得益最大的不是宗教理念，而是依附於宗教的祭司及團體，六四是泛民的重要政治活動、社運界的重要籌款活動、教協的重要教育活動，也是港人的集體回憶，滿足這麼多人的社會功能，但就是對最主要目標的丁點兒作用也發揮不到，那是指「建設民主中國」。港人連建設一個民主香港也徹底失敗而回，要結束中共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根本是自欺欺人，自我膨脹到失常的地步。（節錄）
全文
所有評論
養珠樓主 - 2015年02月10日 09:17
梁振英上任以來最成功的“政績”就是利用施政報告提醒了香港人，令香港人認識到香港獨立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可能性，由一個本來全港只有不到幾百人想過的牛角尖問題，變成一個每天都出現公共媒體的叫門話題，香港上下，不論老幼，貧富，學歷現在都可以在這議題上都有基本認識，可以盡情發揮，引導了大部分香港人都膽敢去 think the unthinkable ，因此國父的稱號捨梁振英莫屬。
C Chan - 2015年02月10日 09:49
看王岸然的文章, 好玩地方就是看語言偽術
王生說, "想不到唯一的學生會候選內閣突然修改參選政綱，刪去對六四的立場"...."理由是學生會認為不再把「建設民主中國」為己任", 結論是"港獨思潮在大專院校急速蔓延的反映。"
首先近來各大學學生會出現了不少疑似紅底的候選人, 至於浸大候選人是否染紅, 就不得而知了, 不過相信王岸然先生不會天真地以為阿爺只攻中大, 港大學生會, 而不去搞浸大吧!
說回參選政綱, 候選人是唯一的候選內閣, 即是根本沒有競爭喇, 如此 為何候選人還要節外生枝, 突然修改參選政綱呢? 究竟是因為港獨抬頭? 還是阿爺那雙手, 已伸進了浸大學生會選舉呢?
至於候選人口中所說突然修改參選政綱的原因, 是真是假, 難說了, 反正沒候選人會公開說, 修改原因, 是因為六四是中共的"臭屎", 一定要刪去!
為什麽要悼念六四呢, 各人原因不同, 支聯會也沒有要求參加者要認同他們的口號, 更不存在"支聯會扣一頂「愛國」帽子在港人頭上 (有人故意去扣人家帽子就當別論).
而且全世界經常也會為天災人禍舉行悼念儀式, 卻甚少有人如王岸然, 竟然問悼念儀式, "實效又究竟在什麼地方？", 連悼念都要談實效, 果真是經濟城市, 一切要有利益才去做 (希望王岸然寫這篇文章, 不是因為有不可告人的實效才去寫啦!)
支聯會是否如王岸然所說"從來不以真正支援國內民運為目標", 就真的難說了, 反正王岸然先生可能不知道, 支援極權地方的民運, 從來都不能大聲說, 只能靜靜地做!
王岸然說 "六四活動在司徒華那種領導哲學主導之下，從不越軌，更不會跨過深圳河", 請問王岸然, 連回鄉證都沒有,怎樣跨過深圳河呢?
王岸然說 "近年更已成為王丹、吾爾開希、丁子霖這幾張「六四神主牌」及支聯會一眾泛民老人家的懷舊活動", 王生, 六四除了這幾張神主牌外, 還有不少沒有名字的亡魂和六四死難者的家屬, 那些天安門母親對著「六四神主牌」的哭聲, 王岸然你聽到嗎?
王岸然說"六四集會其實有變相維穩及保持港人愛國情懷的作用". 究竟六四集會是否真的如王岸然先生所說"能維穩和保持愛國情懷", 答案不難找, 看看青年軍是否也會舉辦六四記念集會, 真相就不辯自明了!
至 於去年另類六四晚會，得到幾千市民參與，我只能說, 這個世界, 祈福黨永遠有人上釣, 不過既然王生提及此晚會, 我也順帶一提, 此晚會的兩位主要搞手, 一位說用感覺打倒共產黨, 另一位說到佔領區, 只是去找朋友而已, 這兩位人兄為何那麽熱心去辦另類六四晚會, 由兩位人兄最近的言行, 相信答案已呼之欲出了!
至於王岸然先生說 "不應再干預「別國」內政"論, 我只能問王岸然先生一句 "黨與國, 請問閣下懂得分辨嗎?"
王岸然說 "若然中國不喜歡香港干預國內的事，港人不干預中國的「內政」以換取在民主發展問題上減少打壓港人，完全符合港人利益", 按王岸這邏輯, 中國不喜歡, 大家就不做, 民主就有希望了, 換言之, 全城都是民建聯, 梁振英, 香港民主不就有希望嗎?!!!!!!
王岸然先生, 溫馨提示, 要說歪理, 麻煩用用腦袋啊!
Daniel - 2015年02月10日 10:09
玄玄一翻 的行货文章 ,寫比西環睇的標準script 腳本
【 王岸然........港人的六四周年祭已經宗教化、形式化、儀式化。............凡宗教活動，得益最大的不是宗教理念，而是依附於宗教的祭司及團體，六四是泛民的重要政治活動、】
虛空行者 - 2015年02月10日 12:15
王生，這次恕難認同，"恭喜發財"相信王生自小到大數十年人生說了無數次也不一定兌現，那是不是因為"冇用"以後連年都不用過呢? 我也覺得純粹儀式無大作用，但"悼念"也是延續精神不可少的一部份，那這麼多國家數百年年年紀念已成歷史的建國日或革命日，是不是因為"無用"而不用做呢?
tigeri - 2015年02月10日 12:31
睇尋日班人去林鄭演講既地方踩場既報導, 就知道就算有無人講, 所謂"香港建國"已經係香港某些儍人既目標. 到底係有港獨然後梁振英出聲, 還是調番轉, 其實分別不大. 況且, 我亦唔相信佢無問過中央意見, 就會係份施政報告入面加入呢啲咁"獨特"既言論.
要嚟既, 點都會嚟. 泛民團體苦心經營咗咁多年, 社會出現咁既變化, 其實並不意外. 當年鄧小平搞一國兩制, 五十年不變, 留下既, 就係呢條尾巴.
其實, 要講, 早啲講好過遲啲講. 早啲將粒毒瘤"揚"出嚟, 咪早啲動手術囉. 早啲做, 香港快啲好.
tigeri - 2015年02月10日 12:44
至於六四集會, 年青果班, 早就去晒極右思想果邊埋堆, 覺得和平集會無用, 仲點會咁得閒同你去坐草地?
有時, 只有經過大亂, 社會才會進入大治.
終極港獨之亂, 我認為遲早會出現. 就好似擲紙飛機一開始, 遲早會出現擲玻璃杯一樣. 既然係咪都會爆一次, 早啲爆, 未嘗唔係一件好事.
tigeri - 2015年02月10日 12:51
至於果啲咩" think the unthinkable ", 其實, 睇完我笑咗.
班人欺善怕惡就叻, 無頭盔, 點敢出嚟威! 如果唔係恃住香港講法治, 佢地邊度夠膽出嚟扮V煞, 搞佔中, 四圍踩場叫囂?
你試下叫佢地返大陸搞一次呀! 即刻全部收聲呀!
C Chan - 2015年02月10日 13:06
樓上 tigeri 話
,"如果唔係恃住香港講法治,, 佢地邊度夠膽出嚟扮V煞, 搞佔中, 四圍踩場叫囂" ,
仲話 "你試下叫佢地返大陸搞一次呀! 即刻全部收聲呀!"
如果我無理解錯誤阿姐意思, 即是話大陸不講法治喇!
話時話, 學聯真系有買機票北上, 不過阿爺話行人止步, 大家唯有"被收聲"喇!
虛空行者 - 2015年02月10日 13:08
咁咪即日中止一國兩制囉，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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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 (2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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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邮件
对中文（繁体中文）停用
她提到佔中：「那是沒有可能成功的，對共產黨來說香港只是個小地方，不管你怎麼搞、怎麼鬧，它都不會理你的。你看，新彊和西藏鬧成這樣，不也是老樣子 嗎？」她說內地人普遍的態度都是：「香港人要鬧就鬧吧，反正也鬧不出什麼來！」
我不知道這是事實，抑或是一種民眾的錯覺，彷彿香港是一個不值得關心的課 題。最後她反問：「你真的覺得佔中會成功嗎？」我一時語塞，只能回答：「就算不會成功，也至少有努力爭取過，總會有一點點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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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分享在cctv的那段日子，讓更多人知道這個機構的情況，雖然我只是在綜藝頻道工作，但多少折射到這個機器下的某些人事，太多細碎的事和話，未能盡錄，但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特別的經歷。
抵埗
剛 抵埗北京，中央電視台的職員便告知我被安排到綜藝頻道實習，確實的欄目則未定。坦白說，當時我感到非常失望，因為我原本申請的是新聞頻道，亦一心抱著觀察 內地新聞運作的目標來到北京，對於被分派到綜藝頻道這個安排，實在是始料不及。後來，我被分派到一個綜藝欄目擔任導演助理，主要跟隨節目導演組工作。
由 於我與另一位來自樹仁新傳的同學，對於分配頻道的安排都非常失望，因此我們多番與人力資源部溝通，希望可以調換頻道。起初中央電視台方並不允許調換申請， 理由是我們不熟悉內地事務，以及新聞頻道位處「新台」，怕我們長途跋涉會有危險等。後來，港澳辦人員介入周旋，中央電視台終於答應將我們調派到〈中文國際 頻道〉。然而，人事部解釋進入「新台」的手續嚴謹，必須要經領導審批才可取得入台證，需時甚久，著我們耐心等待。最後，我們等到實習完結的那天，都未獲批 該入台證，換言之我便在綜藝頻道完成了兩個月的實習期。
這趟申請調配頻道的風波，雖看似與實習經驗無關，卻側面折射出內地媒體運作的作風：
第一，安全監察極其嚴密。任何人要進入電視台範圍必須持有入台證，而入台證的申請手續非常繁複，需經多重審批，包括申報詳細個人資料、撰寫入台報告、領導逐一批核等。加以，電視台入口有個武警把守，逐一查證進出人士，沒有入台證的人是絕對不可能進內的。
第 二，不信任外地新聞實習生。申請過程中，人事部人員一直推搪說不能調動，理由是怕我地長途跋涉會有危險，故不希望將我們安排到位於新台的新聞頻道。但事實 上，新台與我所住的宿舍之間，只是半小時的地鐵車程，而且中途無需轉車即可直達，可見其「擔心」是不合理的。我們推測，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來自香港， 故不便進入新聞部工作。後來我跟一位同事談到這個問題，他亦爽快地說：「算了吧，以你的身份是不可能進入新聞部的，中央電視台有太多秘密了。」
第三，行政系統僵化。我們多次向人事部職員提出調配部門的意願，但對方卻一直以各種理由推塘和拖延，並沒誠意進行溝通。直至後來港澳辦介入，事情才有轉機。
這 次可說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內地媒體的嚴密與封閉，內地政府的確是極其小心地保護國內媒體，行外人是不可能接觸到內部的資訊，甚至連踏足電視台範圍亦不可能。 至於對頻道的安排，我雖然失望，但是後來慢慢想清楚，又覺得即使處於綜藝頻道，我仍然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觀察這個媒體的生態和運作，於是我便慢慢開始投入 和嘗試享受我的工作。
工作和觀察
兩 個月的實習期裡，我都是在同一個欄目組中渡過的。這個節目的主要性質是「向藝術家致敬」，其實即是邀請一些有名的歌手、演員上台到場表演，再搭配一些新晉 藝人、表演者或「具啟發性的普通人」（即是某勵志故事的主人公），從而達到新人向舊人致敬，以及娛樂觀眾的目的。欄目組共有八位導演，包括一位總編輯，另 外還有其他工作人員共十多名；節目每月錄影一次，每次錄製六至七集，每位導演負責一至兩集，每月錄影期為三至四日。
因 此，除左那幾天的錄影期之外，其餘時間我都是留在辦公室，主要工作是跟隨導演開會，商討嘉賓選角和節目安排。總編輯安排一位年輕導演作為我的實習導師，由 她為我安排工作。然而，由於我不太熟悉內地藝人和內地節目模式，因此起初的大部分時間裡，我都是處於一個被動的觀察角色，希望能在最短的時間內了解節目的 要求和團隊運作。
我 發現，導演們每星期只有兩至三天會待在辦公室，其餘時間便會留在家中構思節目內容和聯絡嘉賓，只有開會的日子才會回辦公室，向總編輯報告他們的構思和進 度。當導演們回來開會時，我便會坐在一邊仔細觀察，慢慢我發現他們請來節目的嘉賓來來去去都是那幾位，而且都有一些共通點：所有嘉賓必須「政治正確」、超 過一半以上的所謂藝術家都是共產黨員、節目中唱的歌都是我們口中所說的「紅歌」……因此，可以選擇的人真的非常有限，難怪節目收視持續下降，因為根本沒有 新鮮感，節目模式又那麼單一，又如何能吸引觀眾呢？一位導演曾經抱怨道做節目真的很難，他說：「為什麼一個國家電視台，那麼多人都不能用呢？」其實他和其 他人一樣，心底裡都知道答案，但還是忍不住抱怨。
後 來，當我漸熟悉情況後，導演開始安排我上網找一些藝人的資料和構思訪問內容，過程其實是頗吃力的，因為我要在極短時間內對一個完全陌生的人「起底」，然後 再構思他／她有什麼與眾不同的呈現角度。在我上網搜索那些藝人的過程中，我更加深深感受到內容審查對於節目創作的影響有多大，因為任我在百度上反覆翻查， 「合規格」的藝人實在少之又少，尤其內地那些「德高望重」的藝術家絕大部分都是有共產黨背景的，作品中亦滲透了極多歌頌政權的內容。那時侯，其實我的心掙 扎得很厲害，因為我不願成為宣傳政權的工具，但偏偏我的工作崗位又要求我這樣做，那些我最不情願看到的內容，正正是電視台最渴求的。後來，我仍是堅持了那 條不可跨越的原則，同時做了一些折衷：一、我盡量推薦那些有名氣、內地官方可接受，但與政權關係不那麼密切的藝人。二、我推薦一些與政權關係密切的藝人， 但是發掘他們非政治化的一面作為節目呈現角度，例如他們與家人的關係。
除了節目選材外，另外一個使我印象最深刻的觀察，便是同事的工作氣氛和態度。來中央電視台之前，我本以為那裡的工作環境是極之嚴格和高壓的，但是我觀察到的情況恰好相反。我發現他們的工作態度頗為懶散隨意，而且心態輕鬆，並不如想像中蹦緊，可體現於以下幾點：
一、錄影完後的一個星期，導演們都不會回辦公室。
二、導演組不在辦公室的時侯，其他人幾乎沒什麼工作可以做，因此他們會找活動來消磨時間，例如上網看娛樂新聞、看小說、玩「鬥地主」等。
三、他們每個星期四下午，都會去附近的室內運動場打羽毛球，費用由單位支付。做完運動後會提早解散，各自回家。
四、節目的收視一直下滑，頻道主管提出若情況持續，便會停播節目。但是，他們對此好像不甚在意，只是開了一次會商討對策，但是仍然沿用舊有節目模式。
五、電視台對實習生沒有一套完整的訓練計劃，只是很隨心地安排工作內容。而且實習生人數似乎沒有上限，在我實習的兩個月內，便先後來了五個實習生，但都是投閒置散、沒有工作。
我 思索了好一陣子，認為造成以上情況的原因有三：第一，因為這是綜藝頻道，而且《》不是重點節目，因此工作壓力較小。第二，由於一個月只錄一次影，所以工作 編排不算緊密，較為輕鬆。第三，工作地點的因素。這裡要補充一下，其實《》的辦公室並不在中央電視台的範圍內，而是位於台址旁邊的「梅地亞中心」，進出無 需出示入台證，保安相對寬鬆得多。
由 此可見，中央電視台綜藝頻道的組織工作並不如想像中嚴謹，甚至可以說散漫和不思進取，但是大多抱著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心態，只要完成自己崗位的工作就可 以了，不求改善節目質素。對於實習生，正如上面提及，電視台根本沒有一套訓練機制，只是隨心安排一些很瑣碎的工作，例如上網找嘉賓照片、幫忙下載電影片 段、沖咖啡等，說真的，能從中學習的空間很小。加上，實習生人數不設限，而且沒有一套官方的收生機制，我與另外三個實習生聊天時，才發現他們都是依靠人際 關係而得以進台工作的，而且沒有簽下任何合約之類的文件，人事部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存在。我對這種「潛規則」感到十分吃驚，雖早有聽聞內地工作極倚重人際關 係，但親身見證時又是另一種滋味，兩個月的暑期內，一個總共只有二十多人的欄目，竟然先後請了五個實習生，由他們對實習生投閒置散的作風可以看出，其實欄 目根本不需要這些實習生。
當 我意識到這個現實後，灰心了好一陣子，因為我預視到自己將被投閒置散的事實。然而，我不甘心這樣浪費兩個月的時間，於是我意識到自己必須極之主動地學習， 甚至要厚面皮地爭取工作機會。雖然總編輯安排了一位導演作為我的導師，但其實那位導演為我安排的工作少之又少，尤其是開頭的幾個星期裡，她都只是叫我觀察 導演們開會的情況，即使去到後來她叫我搜集嘉賓資料，但工作安排都不多。於是，後來我主動要求為導演構思專場的嘉賓人選，向她解釋每個人物的可看點，並構 想整集節目的流程。我又提出幫她剪輯現場錄影的片子，她開始也很驚訝，因為實習生極少會接觸到這些後期製作，但是最後也願意給予我這個機會，耐心地向我解 釋影片的要求。最後，我也終於有屬於自己的作品可以留作紀念，我很感激這位導演。
在 剪輯節目片子的過程中，我再一次感受到內地嚴謹的節目審查。一位專責於影片剪輯的年輕同事告訴我：「這（剪片）沒有你想像中那麼簡單，尤其你是從香港來 的，判斷不到哪些東西要、哪些不能要。」聽了他的話後，我懷著戰競的心情開始投入剪片，幸好我剪的那期節目的內容比較輕鬆，嘉賓的背景也比較簡單，因此剪 輯過程尚算順利。唯一教我印象深刻的，是導演看了我的初稿後，要求我將一段嘉賓提及辛亥革命的說辭剪掉，可能任何有推翻政權意識的東西對內地而言都太過敏 感，連國父帶領的「革命」亦不例外。
我與同事的對話數則
我與北京同事的交流，絕大部分停留於閒聊的層次，例如他們經常問我香港有什麼必去的景點、必吃的地道小食等。然而，有幾次的對話令我記憶深刻，雖然都十分簡短，但足以反映他們的一些價值觀。
第一次，是我與欄目總編輯的極簡短談話，那天是我工作的第一天，對話如下：
總編輯：「你是讀什麼的？」
我：「我是讀新聞的。」
總編輯：「那你為什麼會來綜藝頻道呢？」
我：「這是中央電視台安排的，我原來申請的是新聞頻道。」
總編輯：「在內地做新聞跟香港很不一樣啊，內地太多東西不能說了。」
他 說最後一句話時，語氣很理所當然，但臉上帶有幾分無奈。後來我從另外一名實習生口中得知，原來他也是大學讀新聞出身的，後來輾轉來到綜藝頻道，但並不喜歡 中央電視台的工作方式，最近萌生去意。實習朋友說：「我感覺到老師（總編）也曾經是個有理想的人，但是在內地做新聞太難了，他也沒辦法，只好一直待在綜藝 頻道。」
第二次，是我與一位女同事的對話。由於她的丈夫是台灣人，因此她的思想比較開明，政治觸覺亦比較靈敏。有一天，她突然問我有關佔領中環的事：
女同事：「香港人是要搞佔領中環嗎？為什麼呢？」
我：「對啊，因為我們要爭取普選，而且中央政府在回歸時就答應了香港人要『民主回歸』嘛。」
女同事：「但你覺得有可能成功嗎？」
我：「成功的機會很渺小，但也要試試。現在回想，『一國兩制』根本就是個圈套。」
女同事：「本來就是圈套嘛，怎麼你們現在才知道呢？香港很快就會變成內地那樣的。」
她說最後一句話事的語氣是帶點可惜的，彷彿在感嘆港人的天真，竟然中了中國政府的騙局。我不知如何回應，原來內地人對一國兩制的「陽謀」，看得比大部分港人還要通透。
第三次，是與一位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實習生的對話。對話發生在節目錄影現場，那天剛巧請了兩位新彊的小朋友演出，一位土生土長的北京同事突然說：「我最討厭新彊人！」在場的人大概都猜想到是由於新彊的連串騷動所致，沒有人作聲回應。
然 後，我跟那位實習同學開始聊起新彊，然後再談到台灣和香港。因為她在美國留學了六年，所以思想比較開明，亦頗清楚港台發生的事。當我提到香港近年的情況 時，她的回應與那位女同事一樣：「一國兩制根本就是個騙局。」然後她提到佔中：「那是沒有可能成功的，對共產黨來說香港只是個小地方，不管你怎麼搞、怎麼 鬧，它都不會理你的。你看，新彊和西藏鬧成這樣，不也是老樣子嗎？」她說內地人普遍的態度都是：「香港人要鬧就鬧吧，反正也鬧不出什麼來！」我不知道這是 事實，抑或是一種民眾的錯覺，彷彿香港是一個不值得關心的課題。最後她反問：「你真的覺得佔中會成功嗎？」我一時語塞，只能回答：「就算不會成功，也至少 有努力爭取過，總會有一點點效果的。」
最 後，是與一位內地新聞實習生的對話。她說，原本她的志願是當記者，所以當初才會選擇新聞系，但後來發現在內地做「新聞」有太多制肘，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問 她：「難道你當初不知道內地的新聞業是這樣的嗎？」她說：「我知道，可是我不相信啊！人就是犯賤，總要見識過才會死心。」我問她畢業後有什麼打算，她說她 想做休閒雜誌的記者。雖然很可惜，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為新聞系學生，我又能怪她什麼呢？
反思
一 直以來，對於中央電視台的立場和報導手法早有聽聞，當初我亦是抱著「觀察者」的心態來到北京的，希望可以深入這個作為國家最大喉舌的機構，觀察它的內部運 作。雖然最後我未能如願進入新聞部門，但是從綜藝頻道的經驗裡，多少也折射到這個系統下的媒體的限制，因此這個經驗仍然相當難忘。
我 清楚記得，在實習第一天，剛好碰上綜藝頻道主管與該節目組開會的日子，開會的目的是要檢討日漸下滑的收視。會議中，劇組的導演和工作人員提出很多內容上的 限制對節目收視的影響，例如很多當紅的嘉賓都因為各種理由而不能採用，又或者節目的風格太過拘謹和形式化等。然而，領導並沒有正面地回應劇組人員的意見， 只是一直強調電視台對於節目製作有嚴格的規定，不能隨意改動。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會議尾聲中說的一席話，他說：「既然今天有香港的同胞（指我）在， 那我就說直白點。你們要記住，我們是宣傳共產黨的，不是搞藝術的，所有對共產黨不利的東西都不可能播出。」雖然一直都知道中央電視台的「守則」如何，但親 耳聽到時，那種赤裸仍令我感得異常震撼。事實上，後來的工作和觀察中也印證了這個「使命」，所有節目內容安排都非常「政治正確」。
回 到香港後，很多人問我在是次北京實習中學到什麼，我的回答都是：要視乎你怎樣定義「學習」，說真的，其實在實際工作經驗上，學到的真的不多；然而，在工作 的觀察中，我的確感受到很多。最重要的得著，是這次的經歷令我更加珍惜香港的媒體自由（相對地），因為我真切地感受到一個資訊被封鎖的國度是多麼恐怖，而 當傳媒成為政權的宣傳工具，又是多麼令人心寒。
後話：北京的上訪者
雖 然我不在中央電視台內工作，但是每天上班都會經過電視台東門的入口。實習的兩個月裡，每天我都看見一些來自內地不同城市的上訪者，在門外求見央視領導，希 望中央能正視他們的冤情。其中一位婦人用花布蒙面，手拿著申訴的紙板，每天早上都站在東門入口，直至我離開那天，她仍舊在那。又有一個身穿小丑服的男人， 同樣寫著寫滿冤情的紙板，任由路過的途人圍觀，但只出現了數天就沒有再見到他了。甚至有位帶著女兒的父親，在央視門外搭起帳蓬，顯示非要與央視領導人見面 的決心，同樣地，這對父女只出現了數天。還有很多不同的上訪者，趁央視員工上班和下班的時侯，靜坐在門外的行人路上，希望能得到傳媒的注視、為他們申冤。
我 曾經主動與一位來自天津上訪者交談，他告訴我他的父親在天津被一輛車撞死，報案時發現原來涉事司機是公安局幹部的兒子，非但入罪失敗，而且還恐嚇他和家人 噤聲。他的母親不服，來到中央電視台門外申冤，但是待了兩個星期都沒有人理會，後來更被天津政府捉去強制拘留，下落不明。於是，他決定接替母親到央視報 案、求見記者，將事件曝光，還雙親公道。我問他打算留守多久，他說：「等到中央電視台的人來見我。」我聽後很難過，因為我知道央視不會理會他，可能他的下 場亦與母親一樣，被公安抓回天津，面對不敢想像的刑罰。
這 時，兩位同事剛好經過，二話不說將我拉走，其中一位女孩說：「你不要跟那些人聊天！他們都是瘋子，從各地來到北京討便宜，要是讓他知道你在中央電視台工 作，一定會纒著你不放，你的麻煩就大了！」我突然被拉走，還未來得及反應，她的這番話的確讓我猶豫了，我追問：「那如果是真的呢？中央電視台都不會管 嗎？」她回答道：「不會理他們的，每天都那麼多人（上訪），中央電視台管得了多少？管了一個，就會有更多人跑過來。」我沒有回應，因為我明白我說什麼都不 能改變她的想法，「正義」、「人權」、「法治」等詞語在我們之間都只是空洞的溝通符號，她不會理解我對這些價值的堅持，因為她一直以來都被禁止擁有這些意 識。我繼續發問：「那中央電視台就一直讓他們待在那兒？」她說：「如果他們不鬧事的話，就不會管他們，就讓他們待著。」我有點意外，一直以為央視會驅趕上 訪者，但原來對上訪者視而不見，才是它一直以來的策略。
我 們走著走著，發現那位上訪者追了過來，他把幾張寫滿冤情的單張塞到我手中，囑咐我要把他的情況告訴更多人。我接過他的單張，除了說幾聲「好的好的」之外， 也不知還能安慰他什麼，只是感到很心酸。電視台大樓永遠守衛森嚴，大門前的民警沒有表情，進出的人們也沒有表情，沒有人敢為這群上訪者駐足半步。至於我， 作為這個機器下的一個小小的實習生，除了將那位上訪者的故事帶回香港、告訴更多人，也不知能為他做些什麼，但願他與他的母親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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