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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前还是一片爱滋净土的中国大陆，如今已是爱滋病蔓延31个省市的国度。大陆河南「爱滋村」举世闻名，但导致爱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的原因和「爱滋血」当年流向全国潜伏着的巨大灾难，至今未引起当政者足够重视。
由于中国大陆民间组织「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万延海、执行所长胡佳，以及在大陆的「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医师等人的努力，被捂了多年盖子的河南「爱滋村」真相逐渐大白于天下，「爱滋血」的流向令人不寒而栗，这是一起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公共卫生事故。
流向全国的「爱滋血」
要追溯「爱滋血」的流向十分困难，相信已流遍全国。卖过血的农民说，由1992年起，河南人的血就已流向全国各地。东至上海，西到乌鲁木齐，北起黑龙江，南至广州及海南。「血头」们将大量受污染的血液卖给了上海和武汉等地的生物制药公司，制成白蛋白、球蛋白、干扰素及血小板因子等一系列营养药，向全国销售。究竟这些药使多少人染上爱滋病、乙肝和丙肝等疾病？由于这是大陆报导的禁区，目前还不得而知。
一个可怕的现实是，由于长期以来政府没有对农民进行有关爱滋病的预防宣传，一些病毒携带者往来全国各地，结婚、产子，爱滋病跟着散播到大江南北，也经由母体祸延下一代。
更令人不安的是，当年在河南采集的「爱滋血」的流向，至今没有受到追踪关注，输了这些「爱滋血」的人，将成为爱滋病带菌者，可能因为仍在潜伏期，他们蒙然不知。也有的人，由于手术接受输血感染了爱滋病。
经由输血感染爱滋病的个案
据「中国新闻网」去年12月报导，江苏省一名10岁男童，因住院输血感染爱滋病毒死亡。男童是在两岁那年，因摔跤血肿求医，医院给男童输血治疗，但未痊愈。男童家人带着他四处求医，先后接受江苏省中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的输血治疗，并由苏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血液中心、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及上海莱士血制品有限公司，提供全血、血浆及血液制品等。
然而，男童病情多年来未见好转，2001年底，经江苏省爱滋病检测确认中心检查，证实为爱滋病患者。男童母亲立即接受血液检查，确认并非爱滋病带菌者，备受病魔折磨的男童去年初离开人世。
男童父母在悲痛之余，将儿子曾经接受输血治疗的四家医院以及提供血制品的江苏省血液中心一并告上法庭。
上述男童的个案只是冰山一角。类似事件近年大陆媒体时有报导。1999年大陆卫生部曾就山西省一起爱滋病携带者卖血40次，导致132人经由血液感染爱滋病的「恶性事故」进行通报。
1999年2月，17岁的山西青年宋鹏飞因腿伤入住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由于血色素偏低，手术前需要输血，当班医生透过熟悉的「血头」找来以卖血维生的文某，先后共输了1050毫升血给宋鹏飞。术后宋鹏飞到北京复查，确诊为爱滋病毒携带者，经追踪发现输血者文某是传染爱滋病给他的「祸头」。在此之前，多次卖血的文某，已不知害多少人感染了爱滋病毒。
最近一宗见诸媒体因输血感染引起官司诉讼多年的案例，是安徽省蒙城县一位任姓女士，1995年因产后大出血，接受输血800毫升。2000年，她义务捐血时，查出体内含爱滋病毒和丙肝病毒。她认为其病源是因输血感染，遂提出医疗损害诉讼。去年与医院调解结案，获赔偿70万元人民币。
「驶向冰山的铁达尼」
目前在美国耶鲁大学任「世界学者」的万延海指出，自从八○年代中期，爱滋病毒感染在中国发现后，目前已进入快速增长期。国际爱滋病专家认为，中国是一颗「炸弹」，其中通过血液感染爱滋病毒是一个重要途径。在中国河南地区，因卖血、输血感染爱滋病的农民，已大批出现死亡现象。去年夏天联合国出版《中国爱滋病问题──驶向冰山的铁达尼》的报告，揭示的问题令人忧虑。
许多人都从媒体报导中得知河南农民感染爱滋病的原因是「卖血」，卖血使他们得了爱滋病，他们为什么卖血？因为贫穷，但比贫穷更可怕的是某些人为了节省成本，在抽取贫苦农民的血液时草菅人命。有些官员为了保住官位，硬将爱滋病疫情说成「国家机密」，罔顾公众生命安全，极力隐瞒爱滋病毒汜滥成灾的事实。
根据「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www.aizhi.org）提供的资料，河南爱滋病的流行，自1995年以来，已引起国内外卫生界有关专家的警惕和关注，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大陆爱滋病专家曾毅在内的许多专家，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都提出警告:河南爱滋病流行情况是真实、严重的，如不迅速采取措施，中国将成为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有可能演变成国家灾难。
由大陆半官方新闻通讯社中新社主办的中国《新闻周刊》在一篇关于爱滋病发展的报导中，引述一位专家的话说:「开始我们在地图上只标出一点红，后来是全国地图上已经没有空白点了，个别地区已出现爱滋病患者的大批死亡，蔓延程度已超过非洲。」
文章举例指出，1994年以前，爱滋病毒感染者大多数为云南的吸毒者；1994年后，爱滋病传播迅速向全国扩散。短短四年间，爱滋病毒感染报告全面覆盖31个省市自治区。
传播爱滋病的「血痂」
河南省是中原腹地，不是发达省份，也不是沿海城市。九○年代初，河南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吸毒和卖淫嫖妓现象，中原父老乡亲祖祖辈辈老实巴交的，只会在土里刨食。善良朴实的农民怎么也没想到，会被爱滋病这个「魔鬼」缠上，他们一直以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有钱人行为不检点的不治之症」。
《揭开河南省传播爱滋病的「血痂」》(作者何爱芳)一文，披露了「血浆经济」导致河南农民集体感染爱滋病的情况。
1992年，当大陆全国上下躁动着急于发财的经济热浪时，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刘全喜一上台就提出「内靠公章，外靠血浆」的「新思路」。内靠公章，就是充分发挥河南省卫生厅公章的魅力，大肆发证，目的是赚钱；外靠血浆，就是发动农民大量卖血，采血后仅要血浆，把红血球还给卖血者，把采到的血浆卖给制药公司。
「血痂」一文指出，刘全喜在一次卫生系统内部会议上讲，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办血站。河南有9000多万人口，80%以上是农民，即使只有1%-3%的人愿意卖血，平均每年卖一至两次，收集起买给生物制品公司，就能创造上亿元财富，也算是帮助农民脱贫的一种办法。「谁会想到，河南省卫生厅一位高官的奇特发财梦会将他们推向死亡的深渊」。
开封率先响应号召办起血站，省卫生厅作为典范向全省推广，血站如雨后春笋涌现。除各卫生部门一窝蜂办血站外，一些企业、协会以及军方也纷纷参与，包括济南军区后勤部血液制品研究所、空军后勤部血液制品研究所，还有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等33家来自全国各地的血液制品单位，都到河南建点采血。根据河南省卫生部门的文件，九○年代初期和中期，官办的「合法」血站就有270多家，非法的不计其数。
官办血站是「血浆经济」最积极的鼓吹者。那几年，在医院门口，醒目贴着「献血光荣、救死扶伤」之类的宣传海报。「血头」们宣传采血的好处是:「血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经常把老水抽出来换新水，去旧血，换新血，有利于新陈代谢。对身体有益无害。」
在这种动听的宣传下，忠厚的农民向「血头」伸出了手臂，也等于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魔鬼。
当时血站普遍采用「单采血浆」法，也就是将许多人的血液采集后，集中到一起，用分离机器将血浆（亦称血清）与红血球分离出来，血浆卖给了制药公司，混合很多人的红血球则回输给卖血者。「血头」的说法是，这样负责运输氧气和养料的红血球细胞并不减少，卖血者抽血800毫升，再回输400毫升，不会明显感觉身体虚弱。
但灾难就在这不知不觉的回输中降临了。抽血的多个环节存在致命漏洞：首先是抽完血后，用来剪断输血管的消毒剪和掐血袋口的消毒钳这两个器械，都与抽出来的血液接触；然后是当时普遍采用的离心机，内分12个小锅，每个小锅放两袋血，很容易出现血袋被甩破的情况。如果血站人员不严格操作，未扔掉破损的血袋，沾有别人血液的红细胞会被回输。这种采血方法最大的危险就是容易直接传染病。捐血者只要一人有透过血液传染的疾病如爱滋病、肝炎，被回输者就无一幸免。
建一间新房是河南农民最大的梦想，但贫穷的农民只有靠卖血才能圆梦。在那个全民疯狂卖血的年代，凡有人卖血的家庭，几乎不到三、五年就能盖房。按当时每人每次卖血最多报酬50元人民币、每年卖血50次计，连续三年卖血，就有希望实现建房的目标。当时的社会风气，一个男人没钱盖房却不去卖血，会被人认为身体有毛病、胆小，就会遭人白眼。极其讽刺的是，房子盖得越早，人死得越快。大多数卖血者在劫难逃。
无法用笔墨书写的悲哀
年前一群赴北京请愿的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东关行政村爱滋病感染者，曾联名投书各界，公开该村及附近村庄的爱滋病状况，向社会求助。
呼吁书指出，从1993年开始，睢县公疗医院、县卫生防疫站在睢县县城开办了血站，并在县城周边地区大作广告，宣扬卖血赚钱致富的好处。当时在任的县长亲自在电视台为血站做广告:「要想奔小康，就去卖血浆。」号召全县人民都去卖血。农民纷纷响应到血站出卖血浆，结果成了血液污染最大的受害者。
从1999年开始，东关村经常有人「得了莫名其妙的病死去」。后来死的人多了，才查出是爱滋病，而且都是卖血惹的祸，。截至2001年底，村庄感染爱滋病的人已占总人口30%还要多。「我们每天生活在恐惧中，从此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呼吁书指出，这些死去的人，大都是家庭的「顶梁柱」，他们身后留下年迈的老人和年幼无知的小孩。剩下的人，更是看不到活着的希望，因为他们失去了生活的保障。「我们一个村庄的悲哀已经无法用纸张来书写。」
「血浆经济」造成爱滋重灾区
河南上蔡县的文楼村，是闻名于世的「爱滋村」。以上蔡县城为中心，周围十来个乡镇形成了一个方圆几十公里的卖血重灾区，也正是现在的爱滋病高发区。
根据大陆卫生部的资料显示，自1995年以来，河南省对上蔡县文楼村调查爱滋病疫情七次的情况分析，该村是爱滋病疫情较为严重的村庄。全村3170人，有1310人在1995年前卖血，1999年11月接受检查时，发现感染爱滋病毒者高达43.48%。
但文楼村还不是死亡率最高的「爱滋村」。就拿河南柘城县双庙集村来说，在4000多名村民中，超过1000名是爱滋病带菌者，远多于海外熟悉的上蔡县文楼村。
河南全省的爱滋病带菌者人数估计超过100万，是中国官方公布数字的数倍。除了上蔡县文楼村，柘城县、睢县、新蔡县、尉氏县及鹿邑等县都是爱滋村。中国卫生部公布去年全国的爱滋病带菌者可能「近百万」，但北京一名传染病专家指出，仅河北省就有120万人左右。此数字是一些在河南进行爱滋病义诊的医务人员的评估。
从1991至1995年，河南省在政府直接指挥下实行所谓「血浆经济」，估计最少约300万人参加卖血活动。医务人员去年在一些「爱滋村」的调查发现，在当年曾经卖血的农民中，有40%至60%感染了爱滋病毒而成为带菌者。
在最高峰时期，整个河南的「合法」血站有270多家。直到1995年3月，河南省卫生厅和公安厅才大规模取缔已经泛滥成灾的血站，最后一批非法血站，在1997年遭到严厉打击销声匿迹。爱滋病大规模血液传播的蔓延之势被抑止了，但悲剧已经上演。
1999年夏，河南上蔡县一位医师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他的病人患了爱滋病，他立即把情况通报给他的老师、湖北武汉大学中南医学院教授桂希恩。桂希恩在上蔡县文楼村第一次提取11个人的血样，发现有10例检验呈HIV阳性；第二次再提取140人的血样，有80多例呈阳性。
这么多人同时感染爱滋病毒，桂希恩感到震惊。
「爱知行」执行所长胡佳指出，河南上蔡县数年来累计感染爱滋病及已死亡的人数，已超过全球今年累计感染SARS和已死亡人数的总和。很多村庄一天就有几名爱滋病患者去世。单单上蔡县一个十里铺村，有时一天死三个。这一家尸骨未寒，又听闻另一户传来哭声。去年底胡佳等人赴后杨村探访见到的爱滋病人，从5岁到60岁都有，不到两个月就已先后奔赴黄泉。农民们气愤地对胡佳说，如果不是当年「国家号召」说「献血光荣」，谁也不会去卖血染上爱滋病。
最初以为爱滋病是「人瘟」
亲北京的香港文汇报，去年8月发表该报记者实地探访河南「爱滋村」的报导。1990年代初，一些双庙集村的村民发现一条「致富」门路，就是卖血。当时的「血头」为了多赚钱，大肆宣扬「卖血光荣」、「（胳膊）一伸一卷，50大元」、「针头一拔，去领奶茶」等，有的人一天卖血两次以上，根本没有意识到可能感染爱滋病的危险性。
报导说，46岁的村民张华林一直在洛阳打工，1998年回到家乡，村里已经闹起「人瘟」（因为村民当时不了解什么是爱滋病，故称为「人瘟」）。2001年的秋天，他的妻子突然发病，病症与「人瘟」一模一样。张华林问她是否卖过血，张妻说曾去卖过两三次。
张华林带着妻子到北京、南京等地看病，花了数万元人民币，仍不治身亡。在一次检查中，张华林也验出被妻子传染了爱滋病。
过去三年，双庙集村有161人死于爱滋病，还有9对夫妻因爱滋病自杀。该村还有许多父母因罹患爱滋病死亡的「爱滋孤儿」，父母双亡的孤儿至少40名，父母一方死亡的在校学生也有40多名。「爱滋孤儿」生活在贫困、失学和歧视中。
高耀洁「我们的血液不安全」
76岁的退休妇科医师高耀洁，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艾滋病）第一人」，她的名字，与河南爱滋病的新闻紧密联系在一起，她是最早发出「我们的血液不安全」警告的医务工作者。
1990年8月，时任河南省第七届人大代表的高耀洁去检查冤假错案情况，在河南新乡监狱，一名年纪轻轻的女犯，因卖淫染上梅毒等三种性病。为此，她对全省监狱1185名在押女犯进行性病调查，结果让人震惊：92%的女犯患有性病，更可怕的是，其中有人已感染爱滋病病毒。
这个结果令身为妇科专家的高耀洁颇为自责。但真正让她开始注意爱滋病在河南流行，并促使她走上防治爱滋病之路的，却是她的一个病人因输血感染死于爱滋病。
1996年4月7日，河南某医院接诊了一位42岁的女患者，病况令院方觉得棘手，故邀请经验丰富的高耀洁会诊。最后诊断是爱滋病，患者是因两年前在子宫肌瘤手术中接受输血感染了爱滋病毒，病发21天就撒手西去。
临终前，她用骨瘦如柴的手拉着高耀洁，非常不甘心地说：「高大夫，我就是输了一次血，怎么就没治呢？」高耀洁了解到她输的血来自血库，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非常震惊。她坐不住了:「我们的血液不安全，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受到感染？」
接着，她了解到不仅病人经由输血感染爱滋病，卖血还造成河南农民大批感染爱滋病。高耀洁做了一个决定：不再给普通病人看病赚外快，她要将余生献给防治爱滋病，希望全社会的人都能了解爱滋病，关注爱滋病。她全力以赴投入教育农民预防爱滋病的工作，拿出自己的退休金和积蓄，撰写和印制宣传手册，自此踏上防艾的不归路。
那时，高耀洁「并没有想到这条路如此难走」。地方官员不但不支持她，还多方阻挠，更大的阻力来自河南省卫生厅。她气愤政府对日益蔓延的爱滋病置若罔闻，痛心「枉死城中添新鬼」，她频频上书中央和省市各级领导及诉诸新闻媒体，希望唤起当局对河南爱滋病的重视。她以古稀之龄亲自下乡探访爱滋病人，尤其是儿童和妇女病患。
看到爱滋病人缺医少药、孤苦无助的惨况，高耀洁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每次流泪，都令她难忘。「2001年3月31日，42岁的艾滋病患者王有志给我写信，希望我和他见一面，我赶到村子时，村子里正在出殡，走到棺材前，我才知道死的人正是王有志，那一刻，我嚎啕大哭。」
她更大的焦虑是，因卖血感染爱滋病的患者已经进入死亡的高发期，「有一次家里来了12个爱滋病人，春节给他们汇款时被退回了四份，他们都已经死了。」
还有一次，高耀洁探访豫南一个村子，透过一扇没有合上的大门，看到令人震惊的一幕：一个女人上吊了，一个两岁模样的男孩正抱着妈妈的脚后跟，边哭边喊:「娘，你下来啊，你下来啊。」别人说，孩子的爸爸16岁时开始卖血，因为感染爱滋病已经死了。高耀洁的眼泪立刻流下来了。从那时开始，她改变做法，将原来花给爱滋病患者的时间，更多去关心他们的遗孤。
高耀洁说:「我这样做是为了那些孩子，说到底是为了我们整个民族，我去村子里，一个小孩对我说，将来要杀人，要杀把爱滋病传染给他爸妈的人。」
事实上，这样的复仇情绪在不少地区普遍存在。一个叫做张夏的男孩，全家五口人都因感染爱滋病去世。2002年夏天，读小学五年级的张夏被迫辍学，他在砖厂打工，每天只挣10元人民币。一次在父母坟前痛哭后，他在左臂上刻下了「忍」、「仇」、「杀」等字。
「穿行在爱滋疫区」
河南籍的张继承(笔名喻尘)，是最早在国内外媒体报导河南爱滋病的记者，他为此失去工作，并被勒令离开河南省，现职北京《中国社会导刊》。他在《穿行在「爱滋病疫区」──我的眼泪为何总是砸向大地》的报导中，详细披露了河南爱滋村病患的悲惨状况。
张继承第一次到上蔡县文楼村，采访了至少八个爱滋病人，他们所叙述的卖血故事，让他觉得好象是天方夜谭。他们都强调自己是无辜的。每一个因卖血而感染了爱滋病的人，都有一个辛酸故事，都有一把辛酸泪。
有的家庭成员无一幸免，全家集体感染。有一家子弟兄八人，还有两个姐妹，也就是兄弟姐妹十人，老大50来岁，最小的妹妹30多岁。这一家人后来又分出去十个小家庭，一大家子五、六十口人，先是老大出去卖血，后来，老二、老三跟着去。到最后，这一家男男女女全部赤膊上阵，爱滋病几乎袭击家庭每个成员。成为当地农村人谈论的一个风景。卖血，曾给这家人带来短暂的辉煌，但也带来永久的痛苦。
在河南省与安徽省交界的沈丘县石槽乡，农民石运动和他的妻子是最早被发现的爱滋病病毒携带者，石妻在1999年初就已死去。石运动夫妇卖血的原因，是因没钱抢救被大货车撞成重伤的父亲，只好在医院里卖血，但一个人每天卖一次不够交医疗费，所以，他的妻子也加入卖血。
石运动夫妇感染上爱滋病毒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医院里卖血的那一个月。石妻死后，石家成了一座孤岛，四周的邻居都如避瘟神般搬走了，石运动一个人生活在绝望的孤岛上。
像石运动这样的人，在豫东南的村庄到处都是。张继承在距离沉丘县很近的淮阳县，同样碰到这样的事情:在太康县高朗乡，儿童张成帅因为烧伤接受输血200毫升，改变一生命运。他因此感染了爱滋病，没有小朋友愿意跟他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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