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观察家已经注意到，胡锦涛、温家宝体制形成以来，正在促成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转型。虽然很难用一些概念来表述所有这些变迁，明确的是新领导层已经指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方向。

这种方向的确定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没有过的。可以说，正在出现和形成的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新潮。这种新潮至少已经反映在三个主要的方面。

首先是发展方向上。最主要的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基调思想。

“以人为本”本来就是欧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的内核，意在修正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诸多弊端。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表现为和“以人为本”思想的对立。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人为本”被视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内容而加以批判。现在它成了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基调，这是政治上的一大进步。

其次是政策层面。胡、温新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以人为本”的重心放在社会的大多数。在用法律手段保护新兴阶级的同时，重新认定占社会的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利益。

新领导层提出的“新三民主义”等概念是“以人为本”理念的表现。在具体政策方面，新领导层也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追求社会公平方面。近年来建立的“社会低保制度”是其中政策之一。

在2003年“非典”（沙斯）期间免费为农民提供医疗，到最近的为民工追讨工钱等政策行为，也表达了对社会多数利益的重视。

再次但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是领导人的行为方面。在任何国家，最高领导层的行为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更是如此。在法制建设还不很完善的情况下，领导人的表率作用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比一些具体的政策更能影响下层官员的行为。胡、温新政中所形成的亲民风气，和高层的个人行为紧密相关。

对中国社会主义重新建构

社会主义新潮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重新建构。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时期就是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在传入中国时并不是主流。

在当时流行的各种主义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中间，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层选择了社会主义。但是当时主要目标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不是像社会主义起源的欧洲那样强调社会福利。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

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社会主义的内容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不管人们对它的评价如何，计划经济在当时也被作为一种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手段。它的重点并非个人，而是国家力量。加上冷战因素，领导层过分强调公有制，人为地和资本主义区分开来。

第二时期是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毛泽东极端形式的社会主义造就了一个强主权、穷人民的国家。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并实施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

在苏东共产主义制度解体以后，更是全方位地引入市场经济乃至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方式。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搞经济建设，脱离贫穷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是想用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来冲击僵硬的政治体制对经济改革的束缚。

这个时期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发展方面非常成功，也促使了中国社会开始作全方位的转型。旧的体制被冲垮，但新体制的确立相当缓慢。

尽管高层从来就没有宣布放弃社会主义，但一般认为，资本主义的崛起表明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总结。中国各界除了拼命追求经济利益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乱象，因为人们不知道社会在往什么方向发展。

类似欧洲版本的社会主义

现在开始进入第三阶段，即社会主义的新潮。说它是新潮是因为不是对旧式社会主义的回归，而是一种新的综合创造。它继承了旧式社会主义的很多合理理念，如社会公正、以人为本和协调发展等，但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这些理念。

在很多方面来看，社会主义的新潮完全放弃了冷战时期苏联和东欧版本的社会主义，而类似于欧洲版本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新潮的根据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欧洲意义上的工业化在中国刚刚开始不久。加上全球化、社会流动、农民问题和阶级分化等因素，中国似乎显得更具社会主义的基础。

一句话，如果不能解决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问题，任何主义在中国都难以生存。社会公正、“以人为本”等社会主义概念使得社会主义再次在中国复兴。

实际上，现在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各派思潮如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尽管他们有不同的理念，但没有一个思潮否认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各派分歧的并不是这些社会理念，而是实现这些社会理念的手段。

“以人为本”等新概念的提出及其新的发展手段的引入，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再次具有了非常的活力。这是一个新的政治经济体系。方向逐渐明确，但是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社会主义是一种通过人民参与政治过程来达到社会公正，实现“以人为本”价值的制度。当中国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已经明了之后，人们更为关注的就是政治上的民主化和社会民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这才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郑永年 政论家 原载《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