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禁人、禁……
——卢跃刚
转自香港《亚洲周刊》

还在外地出差，就听说北京又出事儿了，禁了八部书，其中有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之前，再一禁《往事并不如烟》，再二禁《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章诒和都忍了，这回是再三禁，章诒和不忍了。这回禁书，不仅要禁书，而且还要禁“章诒和”这三个字。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前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邬书林在出版界的公开会议上说，“这个人”写的书不能出！章诒和就更是不能忍了。这是往脸上吐痰，头上淋粪。“太过分！”于是章诒和发表了《我的声明和态度》，说了一句让大家惊骇不已的话，“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

把“文字”和梁祝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搁一块儿，这是“叫板”，死磕！跟“干脏活的”邬书林叫板，死磕！

章诒和，中国第一右派章伯钧的女儿，当“反革命”，坐过十年大牢，退休戏曲研究员，名满天下的作家，经过大波折，见过大世面，但是享受“黑名单”禁文禁书的待遇，也就是这三五年的事。她的写作，大致是三类人，右派，伶人，清朝和民国时代的遗老、贵族，有的人与她的父亲她的家族有关，罗隆基、史良、楚安平、聂绀弩、张伯驹、翦伯赞等；一些人与她的专业、偏好有关，也有的与她父亲有关，马连良、尚小云、言慧珠、叶盛兰、程砚秋等。

这些人，政治家、学者、报人、收藏家、艺术家，个顶个的传奇人物，也是革命年代的敌人和边缘人，他们被斗争，被洗脑，被作贱，被侮辱，有的郁郁而终，有的死于非命，大多命运悲惨。章伯钧，罗隆基，“章罗同盟”的两个头面人物，直到今天没有平反，还是革命的敌人，为官方反右运动“扩大化”的定性垫着底。
打了五十几万人的右派，到了八十年代，几乎全部作为冤假错案平反，最后死活揪着几个人不放，说这几个人——约五十万分之一——是真右派，当初打得没错，其他是“扩大化”。这是对人类词汇“扩大化”最离谱的解释了。

章诒和写完马连良《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往下写什么，曾经有过一个小小的辩论。章大姐倾向于接着写一批京剧界艺术家，有朋友反对，说章诒和熟悉与章家交往甚密的一些政治人物，写这些政治人物，题材重大，伶人比较轻，可以往后放放。

章诒和吃饭坐我旁边，问我什么意见，我说，不同意这种说法。政治永远是短命的，政治人物也是短命的。革命，政治运动，伤害最大的是什么？是传统、文化、艺术。这些东西是一个民族最珍贵最柔软的部分，生长起来不容易，保持和继承下去更不容易，作贱并毁掉却很容易。什么主题比这个主题更重大？

还有，我们和章诒和聚会，伶人轶事，梨园行规矩，听她说起来，唱念做打，翩翩而动，多是时代的悲凉和宿命。她说：“戏如人生！”她是准备把“伶人系列”当作人生来写的。跟人心和人生掂量起来，孰重孰轻呢？

《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好气派的马连良，一代宗师，还有跟马连良同量级的一些艺术家，后来竟被蹂躏和改造得那般哆嗦、猥琐。更深夜静，读得我内心发颤。大家商量，想分三次在《冰点》发，或者慢慢连载，但又害怕被上面腰斩，便力请章诒和同意，将近四万字，在《冰点》上四个整版，一次发完。

回头读我和章诒和之间的约稿信，大乐。章诒和说我是穆仁智（电影或芭蕾舞剧《白毛女》中地主黄世仁的管家，上门逼债，把白毛女的父亲逼喝了卤水），差点逼疯了她。

在中国青年报历史上，相信在中国大陆新闻史上，除了那些所谓重要领导的八股讲话和报告，从未有过用四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一个人的文章。这是我们《冰点》同仁以微薄之力，能给予历史，能给予章诒和的最高礼遇。

那时，章诒和好像刚刚进入这个世道，她还不知道她正和我们一起创造着历史。她还不懂主流党报与都市类报纸、港台报纸的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地说着报馆这报馆那，还不懂“章伯钧”作为一个正面的叙事对象，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到二零零五年，四十八年间，第一次在主流党报登堂入室特殊的政治涵义。理论上讲，章伯钧的身份，在官方那里，仍然是“中国第一右派”。

马连良之后，尚小云、言慧珠、程砚秋等便呼之欲出了，而且我敢断言，梨园行的千古绝唱，也定然是章诒和肚子里几十年嚼烂了的家国往事和千秋功罪。
她一篇篇写完，一篇篇发给我看，果然。

章诒和今年六十五岁，花甲之年才在退休生活的孤灯影憧中拿起笔来。到目前为止，她的写作，有两大主题：祭奠父辈亡魂，哀叹艺术人生。问题在于，父辈们的孤魂野鬼与伶人们的悲剧人生在同一个历史舞台上演着，而那些历史今天还说不得。虽然都是“扩大化”和“十年浩劫”极其深重地伤害过中国人心身的事儿，太丑太脏，组织上不让说。不管怎么说，不管是谁说，都不能说，谁说了罚谁，谁说了禁谁。

邬书林等发号施令，不讲规矩，没有道理。所以，章诒和说：“国无规矩，党无规矩，规矩在江湖。”这江湖是往事中的江湖。你把人家搞得家破人亡，人鬼不是，只是在这低声吟诵的往事追忆中说你个“不”字，发几声感叹，还没把你怎么着，你就暴跳如雷，癞疮疤摸不得？

其实，组织上对章诒和还是客气的，因为章诒和是姑奶奶级别的人，蹲过大狱的人，民主党派的人。同样是禁书、禁人，据我所知，组织上对很多人就不那么客气，拣最近的说，学者丁东就是一例。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七日凌晨五点半，组织上十五六个人闯进丁东家，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对丁东“十二小时传唤”，并实行了搜查，拿走了一批公开出版的大陆和港台书籍，拿走了计算机。

“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真是天大的罪，但是一个白天的审问，都是围绕一本书——《何家栋文集》。谁是何家栋？除了文化界圈内人，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简单说，何家栋是一个离休老干部，一九二三年年出生，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

复杂说，便是华彩的乐章。五十年代初期，何家栋先生执笔写作了《把一切献给党》、《赵一曼》、《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等书。这些书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其中《把一切献给党》，发行了数百万册。

一九五七年，何家栋先生因负责出版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一书，被打成右派，行政降四级处分；因帮助编辑《刘志丹》，被工人出版社留用。一九六零年，他摘掉右派帽子，继续参与编辑、写作《刘志丹》。一九六二年有人向中央举报《刘志丹》“小说是为高岗翻案”，毛泽东据此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称：“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他被株连，成为“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的成员，以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双料分子”下放山东成武县改造。
《本报内部消息》、《刘志丹》自然都被查禁。因为组织上的安排编辑书籍而受难，何先生可能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最倒霉的编辑。

一九七九年，何家栋先生右派“改正”，“《刘志丹》小说案”平反，恢复党籍，任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一九八四年创办《开拓》文学杂志，任主编。《开拓》创刊号首篇发表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引起掀然大波。

一九八五年，何家栋先生离休后，先后任中国行政函授大学校长，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顾问，《青年理论家文稿》丛刊主编。特别要提及的是，何家栋先生一九八八年任《经济学周报》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经济学周报》后来颇有影响，所谓“南有《世界经济导报》，北有《经济学周报》”。

我久仰何先生，但只见过他一面，还是在一次聚会的匆匆问候。我跟丁东约好，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去拜访何先生。丁东说，何先生身体不太好，等好些了再去。过了些日子，丁东跟我说，何先生病重住院，可能不久于人世，有人提议，大家集资为何先生印一个文集，对何先生是一个安慰。

此议之前，何先生只出过半个文集，另外半个是李慎之先生，文集叫《中国的道路》。李慎之先生生前也只出过这半个文集。而这个文集的出版与我有直接关系。

二零零零年初，南方日报出版社常务副总编到北京来组稿，这家出版社刚刚成立，想出一些有分量的书，我推荐了《中国的道路》和卢某人的自选集。这老兄把书稿拿回去读，给我打电话，说是激动万分，夜不能寐，“两位老先生的文章写得太好了”！“有的内容比较敏感，敏感也要出，大不了罢了我的官！”他说。

一语成讖。书出版不久，有人密告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接下来的故事就没有悬念了，《中国的道路》被查禁，这位老兄当了不到一年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总编辑被撤职。

何先生是在丁东被抓的前两天中午去世的。那天上午，他神志清醒等着看他的样书。跟印刷厂说好了的，上午送样书来。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没等来样书，却等来了死神。他断没想到，组织上已经在印刷厂动手，抓走了负责人，查抄了所有的《何家栋文集》。他绝望了。他带着遗憾和伤感离开了这个世界。

读者可能要问，《何家栋文集》到底都写了些什么，能享受“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这样的待遇？犯得着大军压境，弄那么大的动静，对付一介书生，摧毁一位八十三岁老人、一位终身从事文字编辑和写作的老人弥留之际的微薄愿望？

这本文集七十多万字，全部是何家栋先生退休以后的文字，三两篇作于八十年代，大部分是上个世纪末和这个世纪初的作品。他的文章偏重于理论，文体思辩且雄健，持论公允，批评也很有分寸和节制。他是那代人里罕见的能跟隔代的年轻人扎堆、合作、对话，敏锐跟踪社会各种思潮、理论的思想老人。

李慎之、何家栋、章诒和的情形有些相似，都是老年发愤著书立说，厚积薄发，一鸣惊人。他们是同代人。这些人，不需要看他们的文字，只要了解他们的经历，你就会知道，他们不可能偏激，不可能对社会有什么危害。他们的文章，在我阅读所及，应该是我们民族的精华所在，无处不浸透着他们对这个不太美好的社会的善意和希望。

但是，前赴后继的邬书林们看不见这种善意和希望，于是有了查禁李慎之，查禁何家栋，查禁章诒和，查禁……几十年来，我们听腻了查禁这个查禁那个的消息，所有消息中，查禁者的言行，要么是装扮着上帝的嘴脸，要么是混不吝的滚刀肉。

以往禁书，惩罚出版社和民营书店，按照不同的等级把作者输进黑名单，封杀黑名单的作者和作品，大家忍气吞声，大家想，你能跟上帝或滚刀肉理论什么呢？

让邬书林们遵守《宪法》，尊重公民《宪法》保障的言论、出版自由，不要那么蛮横地查封媒体，封杀自己不喜欢的作家、学者和其他职业的公民发言权，这些话，李慎之说过，何家栋说过，丁东说过，许许多多从事写作的作家、学者说过，同样意思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与蒋介石争夺天下时说得更多、更激烈。

道理其实很简单很常识。在一个文明社会的语境里，邬书林毫无禁忌，公然违背《宪法》，他的行为，相当于在长安街上随地大小便。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国际友人如织，一年以后，还要举办奥运会，今年一月一日开始，向西方新闻媒体全面开放，随地大小便，实在是不雅观，有损国家乃至中华民族的品格、形象，坏了胡锦涛和谐社会的大事。

邬书林实在是不长眼，今年是中国大陆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五十周年，那场运动，基本上是整肃、教训知识分子，跟知识分子过不去的政治运动，大陆的知识界都憋着一股劲，正不知道从那里接话茬儿呢，这回好了。这些天，北京知识界流传着一个说法，邬书林不会办事，擦枪走火，打响了“反右纪念第一枪”。章诒和说，五十年前她父亲被打成右派，五十年后她又被说成是右派，一前一后，整整半个世纪了，还有没有个完？

章诒和的声明，以及最近聘请了张思之、浦志强、付可心做她的代理律师，准备通过法律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力，无非是想说明邬书林禁书禁人的性质和她抗争的法律底线，邬书林往她的脸上吐痰，头上淋粪，其实是往《宪法》的脸上吐痰、头上淋粪。

邬书林干脏活，前两天，又赶紧出来否认，可能是没有想到事态突然扩大，而且节外生枝，“章诒和”这三个字没被禁住，“邬书林”这三个字，作为一种制度的象征，却写进了历史，刻在了碑上。众目睽睽下，否认毫无意义。据我们所知，邬书林不止干了禁八本书这件脏活。现在，人们会问，还有多少“邬书林”会被写进历史，刻在碑上？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日于北京

（转自香港《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