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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的辛酸故事
杨继绳，原新华社高级记者。1966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在新华社工作35年。2001年后退而不休，编杂志，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写作。
目录
杨继绳：一本书的辛酸故事
《上海证券报》陆震：阶层和谐路在何方
《南方都市报》李海华：有勇气的文字就有生气
《人民网》：杨继绳：挥泪书民情
《南风窗》郭宇宽：记者应有史家的情怀——对话杨继绳
《南方日报》章立凡：创造讲真话的制度氛围
杨继绳：一本书的辛酸故事
这是一本关于社会阶层研究的书。应该说，这并不是我的力作。但是，这本书出版中经历的种种劫难，却令人心酸，令人深思。
现在这本书有四个版本（其中一个是盗版的版本），四个不同的名字：《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香港三联书店，2000年5月）、《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盗版）、《中国各阶层的分析》（花城出版社，2006年6月）、《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2006年12月，甘肃人民出版社）。为什么一本书有四个版本？为什么2006年半年之内由两个出版社出版两次？这是中国出版界的一种奇特现象。
刚刚写成，就遭厄运
1998年12月初，今日中国出版社约我写一本书，分析改革以来中国阶层状况。这家出版社因出版了《交锋》等几本畅销书而名噪一时。他们看到了我的《邓小平时代》的稿子，很感兴趣，但这本书最终给了中国编译出版社并于1998年12月出版了。今日中国出版社就转而就请我为他们写关于贫富差距的书，出的题目是“新富与新贫”。由于刚写完《邓小平时代》，我手头上有很多需要处理的事，就婉拒了他们的请求。但他们很坚决，丢下5000元定金就走了。好意难却。此时我也觉得，《邓小平时代》从时间的纵轴上反映了改革，如果再从阶层一个一个的横截面上反映改革的情况，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决心下定，我放下其它工作，动手写作。为了赶时间，我昼夜兼程，连元旦和春节也没有休息。经过半年拼搏，1999年5月底就交稿给他们，书名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但此时，今日中国出版社由于连续出了几本读者喜欢的畅销书，受出版主管部门的惩罚，原来出畅销书的几位编辑也被迫离开了这家出版社。我的这本书也就无法出版了。刚刚写成，就遭厄运。这是这本书的第一次“枪毙”。
被人盗版，状告无门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99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我的《邓小平时代》（海外版），他们的一位老领导对这本书很满意，要求编辑继续向我约稿。他们问我手头还有书稿没有，我就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稿子给他们了。2005年5月，香港三联就出版了。这本书在海外有一定的影响。一位欧洲汉学家还跟我谈起过这本书。但内地读者无法看到，毕竟是憾事。
2000年12月，武汉大学一位熟人告诉我，他们大学图书馆有我的一本新书：《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我说，不会吧，我有这样一本书，在内地没有出，题目也不一样，你是不是记错了。不久，《中国记者》编辑部余振鹏告诉我，他收到一篇来稿，是为我的书写的书评，他让我看看。我从他那里把稿子拿来了。题目是“两栖于新闻与学术之间――读杨继绳《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作者是肖峰，宜昌市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这篇书评对这本书称赞有加。说是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没让《中国记者》发这篇书评，经上网搜，果然有这本书，作者是我，是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看来是有人盗版香港三联的那本书。我向新闻出版署投诉，打了几个电话，无人理睬。我又给新疆人民出版社打电话，他们查了一会儿，说：我们没有出过这本书。这位盗版者不仅盗了我的书，还盗用新疆人民版社的名义，真是胆大包天。这种严重的情况，出版主管部门却听之任之。眼看自己的书被盗版，权益受到侵犯，却告状无门。我只好忍气吞声。我国出版管理部门对公认的好书的“监管”十分得力，经常大开杀戒，而对盗版行为、对那些低级庸俗的书却大开方便之门，不知居心何在。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台湾买到了我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香港三联版），这时他们正在做阶层分析的研究。据说所长陆学艺让课题组的人都看看我这本书。2001年初，他们还约我到他们课题组座谈了一次。这时我才知道他们这项研究课题是院长李铁映下达的，并拨款200多万元作课题费。李铁映对他们说：“一个是阶层，一个是民主，这两个课题必须研究”（大意）。2002年初，他们出版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19个人集体编写，陆学艺主编）。媒体对这本书大加炒作，把它当作官方对阶层的最新看法，十分畅销。恰好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了社会阶层问题。北京三联书店抓紧这个时机，要求我将香港三联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进行资料更新，他们要出版这本书。能在内地出版这本书当然是好事。我用了两个月时间完成了资料更新，并对全书作了一次修改。元旦和春节也没有休息。刚刚修改完成，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却成了禁书。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修改的书，再一次被“枪毙”了。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被禁，却另有原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对李铁映说，你们那本书不好，大庆工人闹事就拿了你们那本书。
原来，这本书“当代中国的工人阶层”的研究报告中有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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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其所处的地位和境遇，工人在各社会中都带有激进特征，力求改变现状。当不能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目的时，有可能采取激烈行动。包括罢工、示威、骚乱和革命。工人所拥有的资源的特征决定了其激烈行为的成本较低，收益可能较高。（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与其它社会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相比，工人具有较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其激烈行动能力更为强大。与其它高地位阶层相比，工人阶层的激烈行动更容易得到社会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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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庆石油工人为“买断工龄”问题引发了上万人的群体行动。这段话成了工人们的理论指导。作为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尉健行感到事态严重，所以对李铁映说了上面的话。李铁映听了尉健行的话，就让社科院停止销售这本书。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成为禁书，不是中宣部、也不是新闻出版总署的意见，而是李铁映的“自律”行为。虽然中共中央强调了研究阶层问题的重要性，由于李铁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话一传达下去，各级主管出版的官员们不加分析，所有关于阶层分析的书都不让出版了。尽管我的书没有这样的内容，但北京三联接到通知，这类的书再也不能出了。
在这以后，不少出版社和书商知道我手上有这本书，试图出版。但几个出版社报批，都没有通过。还是李铁映的话，和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那个案例在起作用。
书落花城一波三折
2005年秋，出版界似乎有点松动。这时又有人向我要这本书稿。年底，我把书稿交给了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年初，出版社认为这个选题好，还表扬了责任编辑，把这本书作为2006年的重点选题。到3、4月，书的编辑进展很快，一切顺利。4月，花城出版社和我签了出版合同。责任编辑钟洁玲是一位业务水平高且很有经验的女士，她在编辑上很下功夫，拿书中的警句放在一些页眉上，版式也很讲究，目录也增加了提要，很吸引读者。
但是，书编好以后，广东出版集团某领导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提出“暂缓出版”，书稿被打入了冷宫。按通常经验，“暂缓出版”就是判了无期徒刑，也就是不能出版。钟洁玲很着急。问我有什么办法。
这时我找到了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国华。他原在是我在新华社的同事，广东的出版工作正好由他主管。我告诉他这本书没有政治风险。他说：你不是在香港出了一本有名的书吗？我说，是的，出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事已经过去了，难道我被列入了黑名单？他说：哪有黑名单？！他让责任编辑把稿子送给他看看。钟洁玲把书稿送给他了。他后来说：这样的书出版社自己拿主意就行了，何必让我说话？有了他这句话，打入了冷宫的书又进入了编辑程序。在编辑过程中，钟洁玲每天和我用电子邮件联系。这期间我生病住院，书中有大量的数据要我核定，我躺在病床上忍着病痛完成了这些任务。
6月中旬，小钟电子邮件说：“你的书刚好赶上了书市。是16开，高有245毫米，宽有170毫米，大本，360多页，40万字，定价38元，印了8000册。”书市又称书展，每年一次，2006年书展地点在新疆。花城出版社将这本书作了大广告。
两天以后，小钟电子邮件说：“有一个坏消息：你这本书我还没有拿到样书，接上面通知，要我们暂停发行。这是我从业以来未遇过的事情，这本书真是多灾多难啊。上面调了发行部仅有的样书到局里审查。不知结果如何。”后来我得知，在新疆书展上中宣部出版局长张小影和新闻出版署某人看到了我这本书的广告，下令把这本书和广告从展台上拿下来。
我很愤怒。张小影还没有看我的书，就下令封杀，这是蛮不讲理的作法。广东和北京知识界不少人知道我的书被封杀了，纷纷来电话对我表示同情。恰好这期间我到一个记者培训班讲课，听课的一百多人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记者。课间休息时他们对我说：杨老师，我们支持你，《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版被封，在全国掀起了“冰点事件”。你这是一本专著，比报纸的一个专版份量不轻，我们可以掀起比“冰点事件”更大的风波。我不想把事件搞大，更不想搞成全国性的事件。我对他们说：“拜托，请不要动笔。需要你们帮忙的时候我一定会请你们帮忙。”我想通过说理途径解决。
四处说理终遭封杀
我决定找刘云山讲理。我怕他人不在，还写了一封信。如果能见到他就当面讨个说法，如果他不在，就把信留下，免得白跑一趟。信中说：
在新疆书展的第一天，中宣部出版局张小影局长，在广东出版集团的广告中看到作者杨继绳的名字和书名以后，到花城出版社的摊位上索要这本书。书还没有运到，她没有拿到书。不知道她出于什么考虑，就下令停止销售，一律封存。．．．．．我想，如果张小影局长看到了我的书，并且粗粗阅读之后，就不会下封杀令。．．．．这本书思想上没有越轨、材料上没有泄密，不可能有被封杀的理由。这本书被封杀后在广东和北京的知识界议论纷纷。人们都在猜测个中原因。有人对我说，是不是你2004年底在我国香港出版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宣部把你列入了封杀的“黑名单”？我从来不相信“黑名单”的说法。我党一贯主张不因人废言，我党从来没有说过，某人出了一本有争议的书就剥夺他说话的权利。现在改革开放已近30年，社会开放程度与过去有天壤之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今天可以得到很好的贯彻。所以，我不认为封这本书的原因是我进了“黑名单”。
我把“黑名单”问题挑明是因为中宣部过去曾经多次用口头方式通知某人的文章不能发、某人的书不能出。他们说这种话时不让传达、不让作记录。只让少数有发稿权的人掌握执行。
6月28日上午，我径直到了他的办公室。在那豪华而宽阔的办公室里，只有一个秘书在清理文件。我问：“刘云山同志在吗？”他说：“开会去了，上午回不来。”我说：“有一封信。”他说：“你放下吧，他会看到的。”我就把信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还压上了镇纸。
离开了刘云山办公室，我想，既然来了，干脆找张小影谈谈。我敲了敲张小影办公室的，里面应声后我推门而进。见一位职业中年女子坐在写字台前看文件。我通报姓名以后，她还算热情，也比较客气。我对她说：“你连我的书都没有看，就把我的书封杀了，我找刘部长告状来了。”我顺手把给刘云山的信的复印件给了她一份，说：“这就是我告你的信，已经给刘部长了。”她说：“我哪敢封你的书呀，我看到广告，觉得这个问题敏感，就说要好好把把关，没有说封书。我以为书还没有印呢，所以才这么说。”
下午，我给花城出版社社长肖建国打电话，告诉他中宣部并没有封杀令。书可以卖。谁知肖建国却不承认张小影在新疆说过话。他说：“张小影没说封书的话。”我问：“那为什么不发行？”肖说：“是我们自己违了规。出版局事先说暂缓，我们没按这个意见办，就印了。”他把胡国华干预的事省略掉了。
肖建国这样做是有他的难处。有人告诉我：因为上面封我的书时对出版社说：不要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说的，只能说是出版社自己的问题，是出版社自己处理的。还说：这件事要低调，不要张扬。
肖建国不敢违抗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的意见。如果违抗，出版社可能面临以下危险：不给书号（出版管理部门每年给出版社会若干书号，有一个书号就能出一本书，没有书号，就不能出书）；停业整顿；关闭出版社。等等。肖建国只能打掉牙齿往肚里吞。出版社损失10多万元，还得代人受过。
我又给胡国华打电话，问：这本书你不是放行了吗？为什么印出来了又不让卖？胡说：问题不是出在广东，是出在新疆。我说：我已找过张小影，她不承认她封了书。胡：反正问题不在广东。
这时我从另外一个渠道得知，为了寻找封杀这本书的理由，上面又让广东省委宣传部组织审读小组，对这本书写一个审读意见。4月中旬，出版社已经组织专家写了一个审读意见，对这本书不仅肯定，还有很高的评价。现在组成的“审读小组”是奉命行事，是先定罪，后找证据。我也得到了这个审读小组的“审读意见”，竟把这本书说得一无是处！可怜的审读者们！他们竟在强权面前放弃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学术尊严！
有两位律师朋友建议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知识界的朋友也劝我告状，他们说：官司一打,影响就大了，这对扩大知识分子的民主空间有好处。这不是你个人的一本书的问题，如果人人都忍辱负重，民主就不能进展，如果大家都奋起斗争，违背宪法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人就没有市场。我是想打官司。告谁呢？告张小影，花城出版社不敢作证；告花城出版社，他们是不愿封书的。况且告了花城，曾为这本书沤心沥血的责任编辑钟洁玲也成了被告，她不是很冤吗？官司一打起来，她怎能在出版社继续呆下去？
甘肃求生波澜未止
在我犹豫间，有两家出版社找我，说他们可以继续出这本书。由于“不可抗力”，作者和花城出版社的合同自动终止，作者有权再出版。经过考虑，我同一家比较边远的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为了在法律上稳妥起见，事先我又同花城出版社签了一个“终止合同协议”。
12月中旬，甘肃人民出版社的书终于面世，印数18000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书一出版，甘肃人民出版社很快接到了上面的指示，印出的书一律封存，不准销售。还追查这本书的出版情况。花城出版社也接到了上面追查的通知。但是，上面的行动晚了一步，18000本书绝大部分发到书店去了。上面只好没收胶版，不让再印。甘肃人民出版社因出版这本书被停业整顿三个月，扣全年书号数的20％！对甘肃人民出版社遭到如此重罚，我深表痛心。但令我欣慰的是，这本书的社会影响已形成了，最近我从网上看到几家报刊上发登出了读者对这本书的评论。读者对这本书是肯定的。
从这本书的辛酸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中国知识分子劳动产品的发表权完全掌握在少数文化官僚手中，文化官僚对他们不满意的作品可以随时、随意横加扼杀；二，文化官僚们扼杀知识分子的劳动产品时不顾法律、不讲政策，不经过任何法律和政策程序，以言代法，说封就封；三，文化官僚们封杀作品时胆怯心虚，不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和电话录音，还要执行者为他保密，要求“低调处理”，让执行者为他们承担历史责任；四，文化官僚们是因人废言的，不管他们那里有没有一个被称为“黑名单”的东西，但对有些作者，他们不看作品，只看到作者的名字就横加封杀。
中国的文化官僚们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专以违犯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为己任，他们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仇寇，他们的作为，既违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违背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建立和谐社会的方针。
“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的文化不是少数文化官僚所能扼杀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将在打压中奋起，而那些扼杀文化的人，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附件1：给刘云目部长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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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刘云山部长：您好!
今年6月，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新书：《中国各阶层的分析》。这是一部40万字的学术著作，意在分析如何建立阶层之间的和谐。其内容与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精神一致。书中的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和权威调查机构的公开发布，资料取自国内报刊公开发表的文章。为了宣传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广东花城出版社把这本书作为今年重点选题，初版印了8000册，6月中旬赴新疆参加书展。
然而，在新疆书展的第一天，中宣部出版局张小影局长，在广东出版集团的广告中看到作者杨继绳的名字和书名以后，到花城出版社的摊位上索要这本书。书还没有运到，她没有拿到书。不知道她出于什么考虑，就下令停止销售，一律封存。
我想，如果张小影局长看到了我的书，并且粗粗阅读之后，就不会下封杀令。这本书共18章，分为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首先介绍了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和分层标准，介绍了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状况。介绍和分析了改革以来影响社会分层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如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财富、权力和声望在改革以来的变化。第二部分是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介绍了农民、工人、流动民工、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等八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并且综合成一个社会阶层整体结构模型。第三部分是分析如何促进阶层流动，减少阶层冲突、促进阶层和谐、保证社会稳定和安全。我深知阶层问题较为敏感，因此特别注意防止出版后产生负面影响。2002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陆学艺主编）停止销售，主要原因是“工人阶层”那一部分某些论述有可能被组织群体事件的人利用。我吸收了他们那本书的教训，在资料运用、思想分析、甚至遣词用句上特别小心谨慎。这本书思想上没有越轨、材料上没有泄密，不可能有被封杀的理由。
这本书被封杀后在广东和北京的知识界议论纷纷。人们都在猜测个中原因。有人对我说，是不是你2004年底在我国香港出版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宣部把你列入了封杀的“黑名单”？我从来不相信“黑名单”的说法。我党一贯主张不因人废言，我党从来没有说过，某人出了一本有争议的书就剥夺他说话的权利。现在改革开放已近30年，社会开放程度与过去有天壤之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今天可以得到很好的贯彻。所以，我不认为封这本书的原因是我进了“黑名单”。最近几天，知识界的朋友们对我这件事十分关心，他们认为这不是对一个人、对一本书的事。我劝他们不要炒作。同时，我已接到几位境外记者的电话，他们询问此事，我一一婉拒，并说可能是一时误会。
刘部长，我们曾有幸同为新华社记者，我想你一定会知道我只是一介书生，我也知道你的政策水平和宽厚性格。我相信，你一定会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不会使误会成为现实。
敬祝
勋安！
（杨继绳签字）
2006年6月27日
附：花城出版社审读小组对这本书的审读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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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阶层的分析》审读意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里，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中国各阶层的分析》一书正是为响应这一目标而撰写的。中国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些群体因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不同，社会地位高低不同，利益诉求的目标不同，导致生活水平、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使社会和谐受到了威胁。
在本书中，作者以财富、权力和声望作为三大标尺，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八个群体，即：农民阶层、工人阶层、流动民工阶层、私有企业主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官员阶层、新买办阶层和社会有害阶层。通过大量事例、数据和列表，把社会阶层切成一个一个的横断面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国情、中国社会结构的现状和发展态势，以及各阶层的生存状况、流动及诉求渠道进行深入的分析，指出了社会不公的原因及其危害，呼吁建构和谐社会，并指出：要建构和谐社会，就必须认真研究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状况、结构，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诉求，研究各阶层的既得利益和预期目标，研究阶层流动的规律，明确各阶层之间的互动和冲突，并大力呼吁知识分子面对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现实，承担义务和责任，积极参与改革。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等权威机构。在把稿件交与出版社之前，作者对全部数据进行了复核。
本书作者曾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目击者、采访者和研究者。从业30多年来，除了发表大量新闻作品外，还发表了上百篇经济评论，著有《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技术贸易学》、《邓小平时代》（上，下）、《社会奥秘之门》等作品。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有一种强烈的“以天下为已任”的知识分子使命感，在描述国情的时候，袒露真情却不失分寸，有纵向比较，有横向分析，既指出危机也提出解决的方式，持一种严谨的研究态度，本书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可以作为了解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国情的一部严肃读物。
花城出版社审读小组
2006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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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给花城出版社社长肖建国的信和“出版合同终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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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同志：你好！
我们间的关于出版发行《中国各阶层的分析》一书的合同由于遇到了不可抗力，无法继续执行下去，我对你的处境表示充分理解。在我的书遭到封杀的情况下，你们还是向我支付了第一次印数的稿费和样书，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对此我表示感谢。
这本书被封杀的事在知识界的一些朋友中引起了愤慨。这种愤慨是有充足理由的。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社会和谐关键是阶层和谐。我的这本书是专为阶层和谐而写的。最近，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加强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阶层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我的书恰恰是这方面的内容。这些说明，封杀我的在政治上毫无理由。
为写这本书我生了一场大病。书中的大量数据是我在医院的病床上一一核对的。书被封杀，读者看不到我的书，我的劳动得不到社会承认，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宪法给予我们的权利。现在我的这一权力横遭剥夺。令人难以容忍的是，有的人在没有看到书的情况下，就以言代法，不让发行。
兔死狐悲，知识界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声援。十多天以前，我在一个记者培训班讲课，在这里听课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20多名青年记者。他们要拿起笔，为这件事件说公道话。我说：“拜托，拜托，请大家暂时不要写，如果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一定会找你们。”不少人鼓动我诉诸法律，几位律师朋友也表示要给我以法律援助，我也暂时谢绝。
由于我刚出院不久，体质尚差，我不想把事情闹大。所以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但一些朋友鼓动我不能退让，他们认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去年茅以轼先生一本书封杀后，他打官司，最终取胜，知识界颇为振奋。朋友们希望出现一个又一个茅以轼，从而为知识分子逐步扩大言论空间。
钟洁玲同志为这本书费了很多心血，为出版发行尽了她最大的努力。听小钟说，你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我的身体又不很好，如果把事情大，对我的身体，对小钟，对你，会有很大影响。鉴如此，我还是想不把事情闹大。为此，我想搞一个终止合同的协议。我可以向一些朋友展示，让他们知道我不把事情闹大的决心。
我现在寄上了这个协议两份。你签章后寄给我，我再签字寄给你一份。
杨继绳
2006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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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合同终止协议
2006年二三月间，杨继绳（甲方）与花城出版社（乙方）就《中国各阶层的分析》签订了出版合同。现乙方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不能将该书发行。甲方对乙方的困难表示充分的理解，并对乙方不能执行合同的行为不予追究。双方原来的出版合同就此终止。
甲方杨继绳 签字：
乙方花城出版社 签章：
2006年7月31日
《上海证券报》陆震：阶层和谐路在何方
陆震 上海证券报 2007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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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是新华社资深记者，敢说真话，在我所敬重的人中间，他的位置是比较靠前的。他的《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很好读，内容丰富翔实，行文明快犀利，非新闻高手不能为。与同类著作相比，杨著最可观之处还是一个“真”字。首先是真实，记实是全书的主体，他自己说是想“介绍有关社会阶层的一些情况，”以我的阅读所及，这个“介绍”全是干货，不掺水分。比如关于农民和工人两大群体社会地位、利益处境的演变，如何从国家主人和国体的基础，变成今天高度边缘化的弱势人群，整个过程的叙述让人刻骨铭心。其次是真知，杨先生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情况的分析，显示出不同凡响的真知灼见，可略引数段为证：
其一，“中国的市场是用行政力量制造的，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行政权力左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而这里的行政权力又缺乏民主机制的制衡。原来体制下的权力持有者及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在制度变革中继续处于优势地位。他们中的有些人利用原有的权力资源，在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大发其财。中国改革的特有路径，把市场经济的缺陷和计划经济的残余结合起来了，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行为和扭曲的残缺的市场相结合造就了病态社会”。
其二，“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代价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从逻辑上讲，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小的社会阶层，应获得较少的改革收益；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最大的阶层，应获得较多的改革收益。而中国的现实是扭曲的：改革受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极其亲属和朋友，改革受益较少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
其三，“市场经济的惟利是图和‘审批权力’的没有制衡，很自然地造成金钱和权力的交换。行政权力为一批人创造了不正当的发财机会，利用这种不正当机会形成的暴发户，用部分收益向政府官员作回报。依靠贪官才能够暴发，每一个贪官后面都有一批暴发户”。
其四，“制度性社会不公正暴露出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最基本矛盾：计划经济时代构建的上层建筑和市场化了的经济基础严重不适应。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必然结果。对政治体制改革讲得最多的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大以前，邓小平讲了76次。他强调，中国改革深入的标志是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说别的，仅凭上述识见，花36元买杨先生的书就值。
再有就是真情。杨先生的真实、真知、真话。反映的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人文情怀，这种真情蕴涵全书而溢于言表，令人心潮起伏，热血上涌。
好书总会引起读者对它更多的希冀与期待，杨著当然不例外。全书介绍了九个阶层的情况，其中对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官员的定位标准是：“他们的苦难在于队伍太庞大———农民；改革阵痛的承受者———工人；忧愤深广的阶层———知识分子；忍辱负重的阶层———官员。”这样的定位也许是反复思之的结果，但从道理上、事实上、逻辑上看，难以成立。
为什么人多了，就会苦难？生活中的事实是人多势众，人多为王，民主制度就是人多的那边说了算，尽管也必须尊重人少的那一边的权利与利益。不错，在中国确实有相当一批所谓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鼓吹农民的苦难在于他们人太多，这些人从马尔萨斯那里取用了最烂的糟粕而不自知，我怎么也不明白，杨先生会受他们的影响。试试让农民自己作主，看他们会不会有这么多的苦难！不仅农民这样，任何一个群体、阶层，人多也好，人少也罢，只要不能自己作主，只要身不由己地被人“运动”、忽悠，都只能除了苦难还是苦难。
说工人是改革阵痛的承受者，这个“阵痛”的时间未免太长了，用“阵痛”来比喻工人所受的的苦难也未免太轻描淡写了。工人已经痛了快30年了，不光是生活的痛，身体的痛，而是彻骨彻心的痛。是由九霄之上跌到边缘群体、弱势人群的痛。
说当代中国的4000万知识分子依然是一个忧愤深广的阶层，大概在知识分子中也没有几个人会同意。有人计算现在至少有1000万知识分子忙于致富，他们即使有那份忧愤的心，也没有时间和力气去忧愤。其实，不管知识分子中有多少人想发财，多少人想做官，多少人既想发财又想做官，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知识分子阶层的碎片化。清华大学孙立平先生曾提出当代中国社会上层雾头化和下层碎片化的见解，在下层碎片化中，知识分子阶层遥遥领先。
说官员阶层是当代中国社会中一个忍辱负重的群体，这是离事实最远的童话。官员的地位、待遇、工作、生活、精神状态，哪点与“辱”“重”连得起来？现在报考公务员的人这么多，如果他们都是为了去忍辱负重，那中国何止是现代化，早就成了伊甸园了。“忍辱负重”几个字放在工人、农民（包括农民工）这两个阶层头上才合适，当代中国还有比他们更受辱、更负重的吗？
迄今为止，近几年关于阶层研究的著作与论文和主流媒体对阶层研究的宗旨，都定位在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杨著也是这样。这没有错。但稳定与和谐为了什么？是为了能使各个阶层的人活得像个人，有尊严，有权力，有按自己意志生活的自由。不明确这个最终目的，稳定、和谐云云不但不着边际，而且面目可疑。能否真的以人为本，把使每个人活得像个人作为阶层研究的终极目的，不但决定了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稳定———是传统封建社会的那种超稳态的稳定还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宪政稳定，什么样的和谐———压制一切差异的和谐还是百家争鸣的和谐，而且决定了我们用什么方法，通过什么途径走向稳定与和谐。比如，杨先生提出的促进阶层和谐之道是救助下层，制约上层。那么，谁来救助下层，人家不愿救助怎么办；谁来制约上层？靠下层，凭什么？能制约上层的下层还需要上层救助？靠上层自己制约自己，可能吗？其实，在以人治为特征的旧体制中怎样转圈，也不会有通向阶层和谐的道路。这一点，毛泽东1945年7月在延安与黄炎培先生的“窑洞对话”中就已明示，它就是民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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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李海华：有勇气的文字就有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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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李海华 20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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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的大众阅读光谱中，是否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社会学热”？这也许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至少其可能引发的探究欲没有早前的“美学热”、“文化热”、“国学热”等等来得强烈，但有种现象却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在社会问题受到高度关注之下，积极就社会问题在大众媒体发言的社会学家受到了追捧，而此中的代表人物当非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莫属。孙氏接连推出的《断裂》、《失衡》、《博弈》称得上是“社会问题三部曲”，其中诸如“断裂”、“博弈”等概念已经成为大众媒体上的高频词汇。
在这股“社会学热”中，社会分层和流动又是“热中之热”，这从不时见诸媒体的所谓“中产标准”的划分和讨论就能看出一二。实际上，社会分层和流动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坊间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著作已有多种，甚至有作家也加入到了这个问题的表达中来，当然影响最大的似应首推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和《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这自然要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名头所赐，但其理论视野的开放、调查方法的谨严也有助于人们接受其描述和结论。
不过，社会分层的标准并未“定于一尊”，而标准不同，方法不同，结论也就不同，在陆学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后，继续书写“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并不是“可耻的”，反而是必要的，何况这个书写者又是杨继绳！
毫不夸张地说，杨继绳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中的标杆式人物。这不是因为他是新华社高级记者，而是因为他是《炎黄春秋》主编；这不是因为他写了数以千计的新闻作品，而是因为他写了《邓小平时代》(1998年)和另外一部更为重要的著作。至于刚刚由甘肃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这部《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其实已然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因其早于2000年就在香港出版了(有人说这是建国以来国内第一本以此为题的学术著作，比陆书还早两年)，只是多数内地读者一直无缘得见。
按权力、财富和声望分层
杨继绳是记者，也是学者，这一双重身份必然为他的学术著作带来有别于学院派的性格。一如他在本书的前言中所说：“我并不想把这本书写成一本社会学方面的学术著作。我所期待的读者也不仅是对社会学有兴趣的人。我希望写得更自由一些，读者读起来更轻松一些，当然也不是通俗小册子。我的着眼点不是论证某一社会学的假设，我想用现实材料来分析中国社会阶层。我没有力量像社会学机构那样为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的社会学调查，但我可以综合利用各方面学者和机构的调研成果，尽可能集中各方面调研成果的精华。”有鉴于此，我们期待此书的就不是其学术价值(这点留待专家去评鉴)，而是其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怎样的社会图景，这幅图景是否切合甚至强化了我们的日常感受和认知，刷新这幅图景使之更为合理的可能出路又在何方。仍如作者所说：“这本书是从分析社会阶层这一个一个的社会横断面，深入分析中国国情，分析各个阶层面临的问题和阶层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寻求社会和谐的办法。”质而言之，作者撰写此书旨在呈现和求解社会问题，学术创新非其所求。
当然，社会阶层的划分必须在某种理论的观照下才能做出，因此本书还是首先介绍了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和标准，并在经过一番甄别取舍之后给出了作者的标准，即现代西方学者普遍坚持的区分社会阶层的三大标志：权力、财富和声望。这一分层标准其实与陆版《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所秉持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无甚区别，只是由于在这一“三分法”中，“每一种因素的占有情况如何量化，每一种因素的量化数据再以什么样的权数组合成不同阶层的量化指标”，实在是“很困难的任务”，不同的量化和组合就得出了不同的指标，因此社会阶层的划分结果也就有所不同。根据权力、财富和声望的标准，杨继绳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农民、工人、流动民工、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当代新买办和社会有害群体八个阶层。而按照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标准，陆学艺们则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十个阶层。两者相比，似乎只能说杨的划分更“自由”些(比如杨把“当代新买办”定为一个阶层居然只是为了矫正一些出版物对这个群体的离谱描述)，而陆的划分更“规范”些。有意思的是，杨继绳对陆学艺们的分层没有作太多评价，而只是近乎自由心证地“觉得还是用权力、财富、声望来作为分层的标准比较好”。
实现社会公正需要机会均等
杨继绳在一一分析了八大社会阶层后，归结出中国当前阶层结构的几个特点，即80％以上的工农大众处于社会中下层(64.8％)和社会下层(17.9％)，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中间阶层比重太小，上等阶层中的不少人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阶层之间在财富、权力、声望方面有错位现象(如官员的权力地位高而财富地位低，企业主的财富地位高而声望地位低，这就可能导致官员和企业主在权力和财富上互通有无)。平心而论，这几点结论我们早已非常熟悉，而作者此前对八大社会阶层的考察也多半给人“至今已觉不新鲜”之感，但我们显然不能以此来忽视本书的价值，因其价值主要不在这里，而在对问题根源的揭示和解决之道的提示本身。
杨继绳认为，社会分层的存在意味着社会不平等，而绝对的社会平等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区分哪些不平等是合理的，哪些不平等是不合理的。人们不能得到完全平等，但人们不能容忍以不公正的方法制造新的不平等。当前的社会不公实质是对改革代价的承担和对改革收益的分享不对称。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朋友，获益最小的是工人和农民，但对改革成本和风险的支付方面后者却远大于前者。社会结构先于制度定型后，某些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扼守新生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或阻挠改革继续深入，或使改革朝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企图使制度始终保持对他们有利的状态，这就造成了制度性社会不公。破除制度性不公的不二法门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义则是推进社会结构的开放，使得新出现的社会角色有自己的合法位置和利益保障，有向上流动的均等机会。其实这也就是孙立平所说的培育一种相对平衡的多元的社会结构，使得利益各方能够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平等博弈。
再度平心而论，这个道理也可以说是“卑之无甚高论”，实际上比这更“激进”的主张我们不是没有听过。但今日中国的一大尴尬就是“理论超前”，以至理论兀自后浪推前浪，现实却鲜有丝毫改变。处在这样一种局面之下，重复真理需要毅力，更需要勇气。因为即便是如此浅显的真理也并非随处可见的。
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
作者有勇气，文字就有生气。读杨继绳这本《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感受最强烈的不是认知冲击，而是作者的真诚、勇气和贴地而行的态度。作为一名记者，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杨继绳在“忧愤深广的阶层——知识分子”这一章中着意点出“人文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舆论知识分子的尴尬”。他认为，作为知识分子，不仅不要趋炎附势，还要主动使自己边缘化，即独立于主流之外，保持客观、冷静、超然的态度。作为思想者的人文知识分子，应当是非功利的，必须为自己的思想付出代价，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并非矫情的高调，也应是他的夫子自道。
对于舆论知识分子的尴尬，杨继绳将其归结为新闻腐败，其本质是不说真话、不讲真理，失去了新闻媒体客观公正的基本属性，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舆论界要走出“一仆二主”的困境，就要改变“舆论一致”年代留下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处在利益主体多元的时代，各种利益主体的声音只有通过多元的舆论才能得以表达。这确乎只是一种设想，但能见到这样的文字本身就已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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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杨继绳：挥泪书民情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2月12日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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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高级记者、教授，1940年11月出生，籍贯湖北省浠水县，1966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2001年在新华社工作35年服役期满，还保留一些诸如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理事、中国合作经济学会理事等一些学术头衔。
除了发表了数以千记的新闻作品以外，还发表了上百篇学术论文，其中多篇论文在社会上获奖。出版的学术著作有《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技术贸易学》、《社会奥秘之门》、《邓小平时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和《技术贸易学》是国内同类题材的第一本著作。《邓小平时代》，印5万册，在社会上获得各方面好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是建国以来国内第一本以此为题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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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名与众不同的研究型记者：35年来除发表了数以千记的新闻作品外，还发表了数百篇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他以记者的敏锐扑捉问题，以学者的深度剖析问题的症结；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的文章曾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但他也是中国新闻界挨批层次最高的记者，有两届中宣部长都曾经批评过他的文章。他，就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我们提出采访要求，他在平静中流露几分率真：我现在主要精力用于围绕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胡乱读书，胡思乱想，胡思乱写。“三胡”的目的是满足自己精神生活的需要，也为了偿还文债，换取些许Money也是一个目的。
一无所求，二无所惧，自立于天地之间
王永亮：杨老师，您是清华大学动力系毕业的，在文革前这个专业是比较时髦的，当初怎么改行做记者了呢？
杨继绳：说起来四十多年以前了，我中学时代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记者。那时记者在我心中是个神圣、崇高的字眼，因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是办过报纸，写过稿子的人，作记者可以为老百姓打抱不平，伸张正义。初中时有一次老师读了一篇范文后，说“杨继绳将来能做记者”，下课时有个调皮的男同学弓着腰，撅着屁股，在我面前一边蹦着一边喊“记者，咔嚓！记者，咔嚓！”我当时想记者在人们心中怎么会是这种形象呢？要是将来我做了记者，一定要力图改变记者这种肤浅形象。我本是打算报考新闻系的，可高考那年，复旦和人大新闻系在湖北只招调干生，我就报考了清华。以为与记者这个职业失之交臂了，没想到在清华学了六年的汽车、拖拉机动力机械后，新华社要进一些学理工科的人，所以最后还是作了记者。清华六年的学习对人的思辨能力的培养是大有裨益的
蓝澜：您在新华社工作了35年，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您怎么看待您这30多年的记者生涯？
杨继绳：我大致把我当记者的这35年以10年为期分为3个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8年到1977年，我主要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那时候比较年轻，以见报率为荣，发了稿子就很受鼓舞。那十年就是紧跟形势跑，拼命写，发表了许多跟潮流的文章，曾经有一年上过《人民日报》的12个头条。现在回头看来，那个时期写的90%的文章都应该付之一炬。能留下来的文章只有两篇，一是1972年与马杰合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确实是凭良心写的，为百姓说话的。十年得出的教训就是跟着政治浪潮跑，终身遗憾。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改革带来了中国新闻界的黄金时代，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都有了明显的长进，新闻更贴近实际，更贴近群众，“文革”时千篇一律，千报一面的现象没有了，新闻事业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个时期我写的稿子虽然有一些仍算是应景之作，但有一半确实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
第三个阶段是一段自由的时期，职称评完了，到顶了，没什么后顾之忧，我要求自己实事求是，讲真话，对得起历史。总的说来这30多年是一个由盲目到自觉，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我的体会就是要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王永亮：您当记者时好路见不平，拔笔相助。1972年，你和马杰合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一稿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并责令全军退出所占大量民房，称得上是为民请愿的典范了。
杨继绳：当时是轰轰烈烈的，六十六军为了腾出所占的天津师范大学，出动了几个连的战士搬家，老百姓拍手快，全国各地驻军都退房子，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所占的民房39万平方米。但是，后来为军队盖的房子可能比退出来的还要多，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当时我曾一度飘飘然，后来细想起来记者的作用是有限的。
蓝澜：您说记者要讲真话，您觉得讲真话容易吗？
杨继绳：讲真话是记者的天职。但是，讲真话是有风险的，六十六军一位领导人曾给当时我所在的新华社天津分社写信，说我“收集军队黑材料，企图毁我长城”，这封信在我的档案里放了好几年，粉碎“四人帮”后管档案的同志才拿出来销毁。说真话最直接的影响是妨碍升官。真正忠于职业的记者就要放弃升官的期望。记者和官员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他们的社会分工不同，工作方式、思维方式也大不相同。官员的职能管理社会，主要在“做”，说出真理不是他的职责。很多事情他心里明白，但不能说出来，有时还不得不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记者的职责就是“说”，说出事实真相，说出群众想说而没有说或不敢说的话，说出令人茅塞顿开的话，说出使人义愤填膺的话。“说”就是舆论对权力的一种制衡。社会需要正直的官员，也需要仗义执言的记者，他们从不同角度推动社会进步，他们的良性互动是社会的大幸。记者既然是制衡权力的一种职业，就难免和官员产生一些矛盾。所以，走上了当记者的路，又对这个职业那么认真，就自然断掉了做官的路。
王永亮：就是说还是要靠记者的社会责任感？
杨继绳：记者说假话就是欺骗自己的读者，这不仅缺乏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也失却了做人的道德底线。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中国古代史学家强调“史德”。他们在修史时忠于史职，忠于史实，坚持善恶必书，书必直言，为了保持史家的情操，有的人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这就是社会良心的体现。今天的传媒知识分子更应该有这种精神。
蓝澜：据说您是当代记者中作品受官员批评最多，批评者职务最高的人？
杨继绳：我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当记者时经历了四届市委书记，对其中三届市委书记的工作，我写过批评文章，这些文章招来了不少是非。与此相对应的是我的一些文章也受到高官的批评，两届中宣部长都批评过我的文章。就官员职守而言，这些批评不能完全说没有道理，但回头看来，真理还是在我这边。好在现在民主空气好多了，批评归批评，工作归工作，这些批评除影响我升官外，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多大影响。我常对人说“一无所求，二无所惧，就能自立于天地之间。”无所求，就是不求谁给一顶“乌纱帽”；无所惧，就是行为检点一些，少给别人以“辫子”，有了这两点，就有了独立的人格。
既要积累材料，又要积累思想
王永亮：35年来，您写了不少份量颇重的经济学专业论文和专著，有的报道里把您称为经济学家，您怎么看待您又是记者又是学者的双重身份？
杨继绳：有时我去参加会议，人家问我是记者还是专家，我是记者，但也和专家一样提交论文，有朋友戏称我是“两栖动物”，我每次都先声明我是经济记者。
蓝澜：您在《三种类型记者长短论》这篇文章中曾把记者分为三种：新闻型、文艺型、研究型。您是不是一直在力求做一个研究型记者？
杨继绳：我觉得可以把记者分为这三类，他们在业务上个有短长，在事业上各有得失。当然，这三类之间并无明显界限，为了讨论方便，我把他们典型化了。新闻型记者有强烈的新闻敏锐，思维敏锐，能透过事物的现象看本质，并用简洁、鲜明的文字表达出来。他把采访的重点放在事件上，力争用最短的时间弄清每一个有价值的事件的来龙去脉，及时向受众提供大量信息。他的思维特点具有跳跃性。他要不停的追逐新闻事件，新闻型记者的成就往往由他报道的事件所决定，他报道的事件越重大，重大的事件越多，往往成就就越大，而许多新闻型记者并不是幸运儿，他们只能跟着政治形势推波助澜，吹出色彩绚丽的“肥皂泡”瞬间即逝；文艺型记者以形象思维见长，在采访中他特别注意人物的形象和心理活动，用艺术家的眼光来观察事物、搜集细节，很注意语言的锤炼，有些记者写出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人物通讯、报告文学和优美的游记，这些作品由于文字优美，情节动人，常能引起人们心灵上的共鸣，由于它们是真实可信的，所以社会影响力会远远超过小说。但要用真实材料说出像小说那么生动感人的作品，要比写小说难的多。有些文艺型记者缺乏新闻敏感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常使手边的“活鱼”跑掉了。
再说研究型记者，也就是学者型记者。他们以研究社会为己任，不满足于纯事实的报道，而致力于探索事件间的内在联系。他们不满足于宣扬好人好事供人效法，却致力于寻找这种好人好事产生的环境，并探索创造这种环境的办法。他们不满足于揭露问题，却致力于研究问题产生原因，并寻找从根本上解决这类问题的途径。他们注重个别事件，但他把这事件放到宏大的背景中去研究、去表述。研究型记者以逻辑思维为特征，以调查研究为工作方法，两栖于新闻和学术之间，既是记者，又是学者。研究型记者也有他的弱点，他很容易沾染“学究气”而丧失新闻敏感，在新闻写作上过于理性化而失去了新闻所要求的具体性等等。可以说，新闻型记者给受众提供大量最新信息，文艺型记者给受众以情感，研究型记者给受众以新思想的启迪。作为一名记者，应同时具备新闻敏感、文字表达能力和社会洞察力三种才能，如果哪条腿太弱，就会牵制其它方面优势的发挥。
蓝澜：研究型记者是要求记者在某一方面成为专家吗？
杨继绳：专家和学者型记者是不同的。专家的研究领域一般是狭窄的、确定的。他们毕生在一个特定领域耕耘，皓首穷经，对这一领域研究的比较透彻。研究型学者把社会当整体，他的研究领域是广泛的，变动的，他们用专家的学识和记者的慧眼对社会进行洞察和分析。专家的作品是给内行看的，所以文字比较深奥，研究型记者的作品是面向广大群众的，文字力求通俗流畅、深入浅出。研究型记者应有深厚的人文关怀，广泛的知识面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他的知识结构应该是“T”型的，就是在广博的基础上，对某一方面有较深的造诣。
王永亮：与研究同一领域的专家相比，记者往往不是科班出身。像您，清华大学动力系毕业，从事经济领域的研究，是不是有一定的挑战性？
杨继绳：不是科班出身也没关系，关键是要在实际中学习，不断积累提高。学者型记者把社会当整体，用综合的眼光来研究社会，因而思路开阔，选题是众人关心的社会紧迫问题，具有针对性。除了要善于思考抓问题之外，在深入采访、调查研究上要多下功夫。记者不是学者，记者的职责是反映社会。记者调研的专题经常变换，不可能样样都行，所以记者必须借助别人的知识。吸收各界人士对这一专题的思辨的精华，然后提炼出代表这一时期社会思辨水平的成果。社会上的种种“困惑”，不是一个人能说清楚的，各方面人士的意见也不一致，只有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才能取得代表当代水平的思辨成果。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不断挖掘对方的东西，专家权威、三教九流的见解观点尽入囊中，不断与社会和他人发生交流与碰撞，自己潜在的东西也会不断的被激活或迸发出来，这一点很重要。1988年，我研究中国东西部经济关系的新变化这一专题时，先在北京访问了国家经济领导部门的权威人士和几位著名学者，然后到天津、上海、江苏听取了东部一些经济决策者，企业家和学者的意见，接着又到甘肃、青海、云南、四川等西部省市听取了省长、计委主任、社科院长和企业家的意见。个别交谈近200人次。我和这些人促膝交谈，各抒己见，思想碰撞，火花四溅，采访的过程成了相互采访的过程。
蓝澜：您为什么总是能扑捉到这些很前沿的问题的？如何具备这种很多记者都梦寐以求的新闻敏感？
杨继绳：理论和现实的矛盾是一把钥匙，它可以帮助我们打开社会奥秘之门。反复经历调查、读书、思考的过程，在理论与现实的不断撞击中，就可能有重大发现。通常说“既要积累材料，又要积累思想。”如果把材料比作砖瓦，思想就是建筑物的蓝图。没有蓝图，千砖万瓦也构不成巍峨的大厦。既要弄清事实真相，了解人们对问题的各种想法，又要对各种事实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辨分析，力求摘取潜藏在事实背后的智慧之果。
王永亮：思辨性报道是您倡导的一种文体，思辨性是您新闻报道的主要特征。您认为这种思维方式的特征是什么？
杨继绳：过去我们有些报道简单、片面、肤浅，除政治上的原因之外，在思维上犯了几个毛病。一是平面思维，把本来立体的事物看成平面的，只讲一个侧面，不讲其它侧面。说好，就好得不得了；说坏，就一无是处。过去在新闻界制造了不少“好典型”、“坏典型”，大多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二是直线思维，把纵横交织的客观事实当成简单的直线。表现在因果关系上，认为一种原因只能产生一种结果。三是孤立思维。把相互联系的事物有意的孤立起来。报道一件事，不讲这件事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与其它事物的联系。报道模范人物，只讲他的个人奋斗，不讲成就他的环境和条件。虽然这种报道中的具体事例是真实的，但总的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种种失误都是违背了思维规律的缘故。
思辨性报道不回避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它多侧面的交待事物的特征，多角度剖析事物形成的原因。它特别注重分析事件之间、事件和全局之间的联系，精心编织有关事件之间的因果网络。或用理性的思考从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理出头绪，剥出内核，指出趋势；或原原本本的提供多侧面的情况，讲清这种社会现象的来龙去脉，指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各种选择的困难，让读者去分析、去思考。我写的《黑洞之底——生产资料价格透视》中，并没有对“双轨”价格进行简单的褒贬，而是用历史的眼光分析它的产生、现状和发展，指出它成的种种社会结果和变成“单轨”价格的种种困难。在《孤岛的困窘》中，我并没有批判天津火柴二分钱一盒的是非曲直，而是客观的分析这种做法的种种效应和走出困境的困难，从对火柴价格的思辨中体现物价改革的必要性和复杂性。
蓝澜：您在文章中说“记者的思路，记者的见解，浸润在篇段字句之中，思辨性报道很有记者的个性”，那您的文章是不是也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会不会也有偏离真实？
杨继绳：事实上，纯客观报道是不存在的。就是在一条短消息中，角度的选择，材料的取舍，辞句的运用，都带有记者个人的印记。记者的主观必须尽可能的逼近客观，记者必须投身于实践之中，溶化在客观存在之中。这样，写出的报道虽然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但这种主观的思辨能够比较逼近客观。我所研究的专题一般是经过长期积累，深有感触的。围绕某一重要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社会现象进行系统全面的调查。力求把所研究的专题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前前后后都弄的十分透彻，探求出问题的真谛，有时要花两三个月才弄清一个社会问题或现象。
王永亮：看您80年代发表的学术论文，涉及到技术商品、经济改革和东西部经济关系等问题，在当时视角都算是很超前的。您的《技术商品和技术市场》是我国技术市场学的第一本专著，后来又出版了《技术贸易学》，也是国内这个专业的第一本。这两本书至今还是一些大学的教学参考书。您写的《邓小平时代》和《中加社会各阶层分析》两本书，也相当深刻和前卫。我还看到您近几年发表的经济文章，也相当前沿。您为什么总是能捕捉到这些很前沿的问题的？如何把新闻敏感和学术深度结合起来？
杨继绳：我喜欢记者这个职业的原因之一，是这个职业能够天天学习，能够向社会上各种人学习。什么问题不懂，除了读书以外，我还可以以采访的名义向任何人请教。我曾在一篇文章提出过“成就三角形”的说法。即：如果把一位记者的成就比作一个三角形的面积，那么，调查、读书、思考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三条边。三条边越长，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就越大，缺少任何一个边，三角形的面积就等于零。研究型记者的工作过程，就是调查、读书、思考交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无止境的。记者既要学习理论，更要天天面对社会现实。但是，理论和现实经常不一致。我们天天在理论和现实的撞击中工作。经常摄取理论与现实的撞击的火花，就能加深对现实的认识，也能在理论上有新的突破。
舆论监督需要对政策进行批评、监督
蓝澜：您做了这么多年记者，喜欢这个职业吗？
杨继绳：我觉得不错，这个选择不后悔。
王永亮：杨老师，您为什么总是批评高官呢？
杨继绳：：我认为舆论监督是分几个层次的，我的舆论监督之笔不会指向县乡之下。揭露几个支部书记是没有什么风险，但解决的只能是个别问题，有些事是归纪委、公检法管的，记者调查很难做到全面，甚至记者本身被人利用。舆论监督需要对政策进行批评、监督，上面问题的解决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王永亮：可能与您的思辨性笔触有关，读您的文章觉得大多都有很深的忧患意识，您是怎么看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的？
杨继绳：“生年不百岁，长怀千岁忧”。知识分子是社会上最忧虑的阶级。其所有忧虑，是因为他们有洞察力，能够比别人更早，更深地看到社会问题。其所以忧虑，还在于他们处在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中，处在权力和真理的摩擦中，他们由此承受着种种精神的痛苦。知识分子在谋生之外，有天然关心社会的价值取向。他谋生，是作为生物人所必须的，作为社会人，他的职业、他的命运、他的良心使他必须对社会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他们写文章、办报纸、批评时政，这些都是体现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是知识分子对社会负责的方式和手段。子曰“士志于道”。这一点，“士”与知识分子是相通的，“道”就是一种他们自认为正确的价值原则。他们“疾首贬时弊，挥泪书民情”。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的特点，不畏权威是知识分子的品格。“朝闻道，夕死可矣”是知识分子对真理的态度，社会良心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社会责任和高尚追求。知识分子除献身专业之外，还必须具备一种关怀精神，关怀国家、社会和一切有关公共利害的事，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利益之上的，知识分子应当承受“社会的良心”的职责。
王永亮：您退休以后还一直是勤耕不辍，著作颇丰，现在还是主要研究经济方面的问题吗？
杨继绳：我现在主要精力用于围绕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胡乱读书、胡思乱想，胡思乱写。
蓝澜：您太谦虚了。从您最初走上记者生涯，到现在已经历了这三十几载春秋，媒介在您眼中发生了那些变化？
杨继绳：改革开放20年以来，新闻事业的状况发生了明显变化。文革中盛行一时的“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做法遭到了唾弃。尊重事实、客观报道的多了，弄虚作假、主观武断的少了，舆论监督加强了。出现了一批抨击时弊的新闻作品，也涌现出许多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记者。很多记者在采访中敢于冒风险，甚至为新闻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多数记者改变了文革时以“紧跟”、“看风”为主的工作方式，能够独立思考、积极进取的地从事新闻事业。记者的责任心、事业心加强了。我国的传媒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中功不可没。特别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新闻工作者在突破禁区、解放思想起了先锋作用。在这以后，他们还不断从舆论上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进入90年代后，国家对执政党的喉舌加强了控制，对其它报刊管理稍有放松，特别是学术性、娱乐性、服务性的报刊，由于这类报刊受欢迎，经济效益可观，一些党报也开辟第二战线。如作为党报的《南方日报》办起了《南方周末》，中宣部直接管理的《光明日报》也办起了《生活周刊》和《文摘报》。它们传播了大量非官方的声音。这类报刊很少有空话、套话、官话，还能大胆的反映群众的呼声。几十年的“舆论一律”开始打破。一批自由撰稿人脱颖而出。自由撰稿人当中不少是以真正的传媒知识分子的姿态工作。但是，我国传媒知识分子的现状还不能尽如人意，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情况下，新闻工作跟不上时代的诉求。新闻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改革滞后，新闻改革必然滞后。
王永亮：那么，能否具体谈一下您对新闻改革的看法？
杨继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撰文《试论新闻事业和政治仅力的关系》指出，新闻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新闻事业权力的关系。当时，我把新闻业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分为三种模式：刚性联系，柔性联系，相对独立。在新闻改革以前是刚性模式。在刚性模式中，新闻是政治权力的附属物。政治权力的意志就是新闻的意志。在这种模式下，记者行为、受众行为，都受政治权力的控制，新闻的社会效果也会受到扭曲。显然这样的新闻事业对社会不会有什么好处。所以在文章中提出新闻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将“刚性联系”改为“柔性联系”。新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新闻和政治权力采取相对独立的模式。在相对独立的模式下，记者可以自由的评论政治，批评政策，分析时局，法律是言论自由的唯一界定。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舆论也应是多层次的多元模式，就是说新闻媒介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创办背景，不同的读者群。既有党报，又有非党报；既有中央报刊，又有地方报刊；既有大多数人关心的报刊，也有小部分人关心的报刊；既有官方报刊，也有半官方和民间报刊。
经济体制改革使利益主体多元化了，各种利益主体的声音都要表现出来，所以舆论也应是多元的。这多元舆论是由多元舆论主体来实现的。党报就得严格传达党的声音，党就得给足经费。政报就是政府的喉舌，就得由政府出钱。而反映民间的声音的舆论工具，就得面向社会，在市场上取得社会的承认，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当然，各种不同的声音都不能超越法律范围。
王永亮：有学者说：“党报在经济上的弱势化会导致政治影响的边缘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继绳：现在，为党和国家说话的报纸，国家并没给足经费，而是让报社自己去“创收”，要自负盈亏，作为一个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他面对的最大压力就是经费问题。所以他不得不把“创收”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虽然上面强调“创收”和新闻业务要分开，但真正分开的单位不多。新闻单位没有什么创收手段，利用版面创收最方便。这就出现了新闻事业的腐败。
我不是主张所有的新闻单位都依靠国家供给经费。但是，党和国家直接掌握的新闻单位，不要让它去创收。其实，党和政府直属的新闻单位处于垄断地位，其广告收入是很可观的，不少单位还有巨额利润。即使是这样，也应当收支两条线，不能搞收支挂钩，更不能搞承包利润。至于非党报刊，就得靠市场竞争，用自己良好的形象去占领市场。
蓝澜：现在报纸的竞争是愈演愈烈了，吃蛋糕的人越来越多，如何保证能在市场上分得到蛋糕呢？
杨继绳：报纸要生存，就得有广告；要有广告，就得有发行量；要有发行量，就得有客观公正的好形象。我曾说过，办报纸要抓住“三发”：发稿，发行，发财。发稿是指报纸的内容，发财是指广告收入。这“三发”中发稿是基础。报纸有了好的内容，就有好的形象。形象很坏的报纸，公众不承认它，是不能生存下去的。报纸的竞争，关键是报道质量的竞争。报道质量又取决于新闻道德、新闻作风和业务水平，所以，从根本上说，报纸的竞争是新闻道德、新闻作风和业务水平的竞争。
要做到平等竞争，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不能用行政权力强制发行报刊，所有的报刊都平等地在市场上比高下，第二是公布报纸的发行量(对电视而言就是收视率)。广告的效果和报纸的发行量是直接相关的。报纸的发行量越大，广告的效果就越好。如果所有的报纸的发行量都是公开的，“黑盒子”交易变成公开交易，就有利于报纸平等竞争，有些国家在报纸一角印出当天本报开印份数，这个做法可以借鉴。
王永亮蓝澜
2003年2月8日谈于杨继绳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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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郭宇宽：记者应有史家的情怀——对话杨继绳
郭冬至 南风窗 2006-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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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代人的人格结构有欠缺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我看你的择业，是讲究对口分配的，你一个记者怎么会是这种专业的？是你自己选择的么？
杨继绳（以下简称杨）：说起来是40多年以前了，我中学时代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记者。那时记者在我心中是个神圣、崇高的字眼，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及我尊敬的一些历史人物都是办过报纸，写过稿子的人。做记者不仅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更重要的是能为老百姓伸张正义。上初中时有一次语文老师在班上读了我的一篇作文后说，“杨继绳将来能做记者”，下课时有个调皮的同学弓着腰，撅着屁股，在我面前一边蹦着一边喊“记者，咔嚓！记者，咔嚓！”我想，记者在人们心中怎么会是这种形象呢？要是将来我做了记者，一定要力图改变记者这种肤浅形象。我小时候，村上在一个地主家里抄家，弄出来很多书，我偷偷看了不少，特别羡慕小说里的那些侠客，我想武侠我是做不了，当记者就算是文侠吧。我本是打算报考新闻系的，可1960年高考那年，当时全国仅有的复旦和人大新闻系在湖北一所不招生，另一所只招调干生，学校就让我报考了清华。
《南》：你在清华大学一定也耳濡目染，受了一些人文熏陶吧？
杨：很遗憾，我的青年时代在清华没有感受到什么人文熏陶，就是学了造拖拉机，其他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将来就是做一颗社会主义螺丝钉，还要这么多熏陶干嘛。
记得我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50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一代在中国顶尖大学受到的教育也就是两条：“实用主义加功利主义”，记得当时蒋南翔（时任清华校长）在大会上说：你们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就是两条，第一，要听话，第二，要能出活儿。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话作为父亲告诉孩子的人生经验还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一个教育家教育学生就有些不伦不类了。
《南》：但毕竟清华大学是一所有文化传统的大学，至少是过去的留美预备班，有开放的视野，理工科学校也讲究要追求真理呀？
杨：这就是那个年代政治可怕的地方，我在学校的时候，图书馆里过去的书基本没有了，只有马克思主义著作。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文革”前的政治经济学讲资本主义可归纳为四个字———“造反有理”，讲社会主义可以归纳为五个字———“社会主义好”，学生掌握了这九个字，教育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我们这些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学校里从来没听说过王国维，陈寅恪，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这是清华历史上的大师。我们学校的主旋律就是又红又专，红是最重要的，记得那时候校友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学校里党支部就组织大家批判，要我们千万别学这两个人走白专道路。我当时特别积极，还是团支部书记。
我说这个话不是谦虚，确实是实际情况，我们这一代人从进入社会开始，知识结构、人格结构都是有欠缺的。
30年懂得一个道理：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南》：那你是怎么走上记者道路的呢？
杨：我那一届恰好中央媒体来清华招毕业生，当时招记者就三个条件：“党员，贫下中农出身，能写”，我都符合，老师就推荐我去了。
《南》：这下，终于实现你的理想了。
杨：哪里呀，这才刚刚发现离理想有多远。那时候我觉得当记者是很神圣的，脑海里都是邵飘萍，范长江这些榜样，觉得当记者可以指点江山。1968年1月10日我去天津分社报到，刚去就失望了。见到一批记者，他们的工作和我的理想差得很远，把“听话”放在第一位。个别老记者看到我满腔热情就劝我，“我是走错路了，没办法，你年轻，有文化，你别干这行，浪费一辈子。”我呆了3天就受不了了，卷铺盖回北京要求重新分配，但是老师说已经分配完了，你得自己找单位。我没办法找到天津内燃机研究所一个师兄那里，心想这里我总能发挥专业特长了。结果他反过来劝我：别以为我们这里能搞什么研究，这里整天乱七八糟的，不务正业，你千万别来，要不然耽误一辈子。我最后只好认命了，灰溜溜地回新华社当记者。
《南》：这些年来你是怎么适应这种情况，并且有后来的成就啊？
杨：我大致把我当记者的这30几年以10年为期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8年到1977年，我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那时候比较年轻，以见报率为荣，发了稿子就很受鼓舞。那10年就是紧跟形势跑，拼命写，发表了许多跟潮流的稿子。粉碎“四人帮”后，我把这个时期的稿子盘点，发现90%的都应该付之一炬。能留下来的稿子只有两篇，一是1972年与马杰合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这两篇不是跟潮流，是根据老百姓的呼声写的。10年的教训使我学会4个字：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我虽然早就认识，但真正理解它还是花了10年青春的代价。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10年。改革带来了中国新闻界的黄金时代，新闻事业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个时期我写的稿子虽然有一些仍算是应景之作，但有一大半确实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虽然不能完全讲真话，但可以不讲假话。
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职称评完了，到顶了，没什么后顾之忧，连那些不真不假的应景之作也很少写了。这10年我尽可能讲真话，力争让自己的文字对得起历史，真正实现了一个记者的最大追求：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被无知和恐惧所驱使的年代
《南》：很多人就这样过来了，你为什么会是不一样的一个？
杨：总的说来，这30多年是一个由盲目到自觉，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是不断追求的过程。
这个过程也是很痛苦的，是一个否定自己的过程，特别是否定那些被别人看成是自己成绩的东西。在我说的第一个10年，曾经有一年上过《人民日报》的12个头条。姚文元讲话，我们就跑到工厂里，找几个工人谈深受鼓舞的体会，回来就整一篇稿子。这叫什么新闻记者呀？这段历史我感觉特别惭愧。当时记者不强调客观，如果你追求客观就是站错了立场。而新闻也被当工具来利用，我有一个朋友报道了焦裕禄，说焦裕禄床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毛选》，一本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后来刘少奇被打倒了，就改成了放一本书是《毛选》，再后来刘少奇平反了，又成了两本书。那个时候当记者付出的人格代价太沉重了。
《南》：那个时代，我们国家遭受灾难，你在当时做那些歌颂报道，有没有怀疑过？
杨：很少怀疑，或者说觉得有问题也不敢往深入怀疑。说起来你会觉得奇怪，我父亲就是给“3年自然灾害”饿死的，而我当年还歌颂大跃进呢。
直到今天我的悔恨也无法弥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而我最惭愧的是当时我内心竟然没有很大的痛苦，我相信当时公开讲的那些理由，说是苏修逼债、自然灾害，所以“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那个时代的人思维方式都被扭曲了，整天热血沸腾的样子，但连父亲都被饿死了居然也没有太多的痛苦，唯有牺牲多壮志么。
《南》：但毕竟人是有思考能力的，为什么会这样？
杨：一种原因是出于无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确实对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毫不了解，对自己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也非常懵懂，那个年代的人确实非常单纯。记得我在天津采访工人家庭的时候，他们生活非常苦，一家3口住5平方米的房子，家里就一辆自行车值钱，还得挂在屋里墙上，就过这种生活，他们还觉得自己是主人翁，比美国工人阶级幸福多了。
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根本不敢怀疑，我也是这样。谁独立思考就要被淘汰，很多残酷事实就在眼前发生。有一个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才17岁就因独立思考失去了前程。
新闻记者就是对历史负责的人
《南》：在那种年代一个有良知的记者，难道一点发挥自己能动性的机会都没有么？
杨：在那个时代，很多时候要说真话非常难。首先我前面说了，当记者的往往自己就给真相吓住了，不敢写了，就算记者敢写，组长害怕了也不行，组长上面还有采编主任，分社社长，总社编辑，国内部值班室，一层层地过滤，一层层地“顾全大局”，不跟着政治潮流走的声音要能发出来那是奇迹，多少真相就被这个冷酷的系统“自律”掉了。
当然也不能说一点能动性都没有，比如在1972年，我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一稿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并责令全军退出所占大量民房，称得上是为民请愿了。当时是轰轰烈烈的，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所占民房39万平方米。当时我曾一度飘飘然，后来细想起来记者的作用是有限的。
《南》：除了适应这种环境，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杨：那种体制下只有三种人，一种是“适应的人”，不仅主动迎合，还可以创造发明，他们混得如鱼得水；第二种是“消沉的人”，我惹不起你，就躲着你，消极怠工；第三种人是敢于抗争，力图改变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凤毛麟角，但总得有人努力来做，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南》：你把你自己看成哪一种？
杨：我说了这么多抱怨的话，其实我蛮幸运的。作为新华社记者，多年以来，我是有某种特权的，可以接触其他人无法接触的社会层面。毫不讳言，我曾经自觉不自觉地干过违背良心的事情，当我明白了这些，这种耻辱感就推动着我努力去做第三种人。
《南》：你这样也算一种大彻大悟吧？
杨：是呀，历史给我们这个民族的教训太深刻了。我们新闻记者就是对历史负责的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中国古代史学家强调“史德”。他们在修史时忠于史职，忠于史实，坚持善恶必书，书必直言，为了保持史家的情操，有的人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这就是社会良心的体现。
我自己走了很多弯路，从最初的热血青年，到感到失落消沉，进而开始怀疑，直到90年代中期开始接触一些国外的书籍，才开拓了视野，真正开始思想层面的痛苦反思。今天的中国和“文革”年代相比有了很多进步，盛行一时的“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做法遭到了唾弃，“舆论一律”也被打破了。更应该有一些传媒知识分子拿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史家情怀，比我们这一代人做得更好。（编辑：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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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章立凡：创造讲真话的制度氛围
南方日报 章立凡 2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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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温家宝总理在中国作协大会上提倡：“文学艺术要追求和弘扬真善美”，“在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这种没有讲稿的谈心式讲话，平易近人，毫无官气，已经久违多年了。一个国家的总理亲自提倡讲真话，确实发人深省。
记得老记者杨继绳先生曾提出一个“两头真”的概念，来形容一些敢于讲真话的老同志，据说这概念的第一个原型是李普。后来，张劲夫发表一篇《我也是个“两头真”》（2004年《炎黄春秋》第11期），他也是我尊敬的革命前辈，读后感慨良多。前年任仲夷以92岁高龄逝世，逝世前仍在不断发表文章，关注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
于光远、杜润生、田纪云、胡绩伟……，这种“两头真”的老人还有不少；又如李锐、李慎之、何家栋等，在政治生涯中途因讲真话获罪，就发不出声音了，但晚年仍坚持讲真话。这些前辈有的已故，有的健在，无法一一列举，但都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近年一些年届退休或刚刚退休的领导干部，也开始讲真话：前年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退休前夕痛批“教育产业化”；去年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张全景，直指“现在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
“两头真”远比一生作伪可敬，但我仍为这些老同志的生命感叹：早年投身革命，为理想而奋斗；中年本是有所作为的年龄，却沉浮宦海失去自我；晚年“脱却乌纱真面目，拈来直笔向黄昏”。生命诚可贵，有效的生命更可贵，为什么两头可真，中间却失真了呢？——关键在体制。
有一位逝世多年的中共重要领导干部，“文革”中曾遭到残酷迫害，晚年痛定思痛，谈到59年的“庐山会议”时自责说：如果我们这些中央委员当时能够集体抵制毛主席的错误，党后来就不至于犯更大的错误！
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的错误时说：
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1-302页）
毛泽东1956年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在1957—1959的短短两三年间，党外党内民主先后失踪，形成了“一言堂”局面，导致全党全民说假话。邓小平曾对此自我检讨说：
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5页）
邓小平对1949年以来的政治体制的反思是深刻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也曾致力于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树立宪法监督的权威，制约对公权力的滥用。但从90年代起，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经济工作成了唯一的中心。“一切向钱看”导致全社会的道德沦丧，“权力寻租”造成普遍的官场贪腐。据说退休后的总理朱镕基，也对任内滋生的腐败现象痛心疾首。
这些前辈曾是有理想的一代，为了追求理想不惜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却在执政后逐渐形成的官场“潜规则”前败下阵来。在位能洁身自好，退下能说出真话，已属难能可贵。因为经济学中“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法则，同样适用于官场学。
小说《镜花缘》中有个“两面国”，我接触的一些在位官员，私下交谈时不是不讲真话，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也敢直言点评，忧党忧国忧民的大有人在；但一坐进办公室，为了待遇、升迁、老婆、子女，就不得不在另一套语境中生存，甚至说违心话，做违心事。
以上说的是良知未泯的官员，未必上得了新闻。在新闻报道中更有众多贪官“前仆后继”，平时挂羊头卖狗肉，东窗事发甚至死到临头还振振有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竟会使人格在昼夜之间人鬼两分？
当“权钱交易”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反思教育就与反思政治体制同样重要，教育官员则比教育人民更重要。返观今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竞争公务员职位的现象，我不敢说所有的年轻人都没有理想，但这理想中有多少是官场利禄的诱惑？又有多少是“为人民服务”？“长江后浪推前浪”，社会价值观已经改变。我无法想象：“两头真”的特殊历史现象，在官员完全换代后会不会成为绝唱？
“官身不由己”，位重权高不便说，位卑言轻不能说，内外有别不可说。卸下权力，讲出真话，是一种解脱，更是一种无奈，因为有职有权的岁月，已经“把一切献给党”。在位不敢说，甚至不许别人说，到自己退位欲说时，能说到什么尺度，也得审时度势；有些在过去还能批评的历史，如今却不可评说矣。在位不说者也难免作茧自缚。
“有禾入口，人皆能言”，方谓之“和谐”。“经济工作为中心”不可忽视分配公正，言论自由与生存权同为基本人权，并无官民之别。目前真话仍属稀缺资源，“压倒一切”未必稳定，诚信的社会必然和谐，人人讲真话并一直讲下去的制度氛围不可或缺。
“两头真”是对历史的反思，但主政时的历史感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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