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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中文网特约撰稿人荐轩6月18日报导)和一位英国朋友谈起最近中国爆出的黑砖窑奴工事件，震惊之余，他蹦出来一句话：“Fail your children, fail the country”。的确，辜负自己孩子的国家是失败的国家。从另一个角度说，黑窑事件也是中国整个管理体系，整套政府机构失败、失效的一个明证。
从第一批山西奴工获救到现在已经十多天了，看看中国媒体的报道大致有两类内容：一是领导如何重视，如何采取措施，如何要求严打，如何慰问受害者，上至胡锦涛、温家宝，下至出事的洪洞县，批示的批示，勒令的勒令，然而也不无笑柄，容当后叙。二是质疑，包括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都在拷问地方政府为什么没早采取行动，可笑的是，案件中的黑窑主老爹就是当地村里的党支部书记，而且是人大代表。
先说慰问，记得上周新华社有报道，洪洞县派出工作组，前往其它省市获救民工家中慰问，但更早有报道说，当地并没有留下几个他们的姓名、住址，请问这慰问组去了哪里，又慰问了谁呢？有一条是肯定的，几省几市跑下来，找着找不着民工不说，这笔差旅费可是一定得公款报销的。
有这样 “关怀” 的吗？
慰问还有更绝的，周日中新社报道说：“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孙宝树为组长带领公安部、全国总工会等部门领导组成的国务院工作组来到临汾市，看望慰问被临汾警方从黑砖窑解救出来的农民工”。有意思的是，孙宝树在临汾宾馆握住的竟是获救民工“沾满黑尘的双手”。报道没有说明这些民工是哪里以及何时获救的，但提到了十天前第一起案件中的黑窑：曹生村砖厂, 即便这些民工不是十天前，而是钦差到达的当天获救，为什么他们的双手还"沾满黑尘"，难道他们自由后连澡都没让他们洗一个？有这样 “关怀”的吗？
曾几何时，重庆"钉子户"的报道在中国媒体上热极一时，但随后宣传部门的一声令下令网络到平面全部噤声。当时和事件挂钩的是《物权法》，如今中国媒体拉上的大旗是和谐社会，是黑窑奴工犯了龙颜。然而，我怀疑中国当局还能让媒体的热情热多久，因为黑窑事件引起了太多的质疑和问责，追究下去，问到根儿上，一样会触怒龙颜。
冰山一角？
现在，“黑窑”已经成了这次事件以及类似事件的关键词、代名词。然而近年来所谓“强迫劳动”、“现代包身工”事件已经不绝于严格控制的中国官方媒体。从砖厂、煤窑，到东北的苇场，类似的事件不仅曾以类似的形式、类似的规模发生过，而且一直发生着。
我不想用“冰山一角”来形容这已经被解决出来的几百民工，但我们知道，那几百名父亲发出公开信求救的上千名孩子仍下落不明，估计已被“转移”。我们也知道，事件在河南浮现的起因是电视播出一个孩子的故事后，几百名家长应声讲述自己孩子同样的遭际。我们完全有理由问出这样的问题：除了山西、河南，别的地方还有多少孩子失踪？除了黑窑，还有多少其它形式的强迫劳动存在？除了被绑走、骗走去卖苦力的男孩子，还有多少失踪的女孩子可能被卖入了更不堪的行业？除了被强迫劳动的，还有多少人被夺了性命，甚至卖了器官？在有着至少一亿五千万流动人口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失踪人口登记、调查制度？
在质问地方政府为什么没有及早制止黑窑现象这一“不作为”的同时，我们不妨看看他们的“作为”，一个窑主的妻子说，官员们 “只管收钱”，这钱收来估计不是上缴国库的，起码名义上不太好向上边交待。收钱或者变相收钱可以说是今天中国地方政府的一个主要职能，可收的钱干什么了呢？有统计说，中国每年的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款旅游耗资超过一万亿人民币。
这次媒体奴工报道中常提到的一个话题是贫困，是被奴役的民工被几百块工钱吸引。然而，这一万亿的公款开支如果省下一半，不用说这些“奴工”，全部一亿五千万民工每人每年也可以分得三千多块，小康未必，温饱总该有余了，何苦离乡背井，何苦落入黑心窑主之手？
不要民主，行吗？
中国过去还会轻描淡写地批评两句官员“脱离群众”，如今这话也不怎么听得到了。估计政府和民众的距离已经远到非“脱离”二字所能形容。然而，当一个国家的部委可以今天否认“谣传”，明天就把股市印花税涨到三倍，当一个国家可以随便践踏自己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的时候，对这个国家的地方政府又能有什么期待呢？
我曾经对西方动不动就指责中国的人权、民主不以为然，也曾和国内的精英、新贵们一样对中国在政治控制同时取得的经济繁荣抱着一种阴暗的窃喜。然而，当几乎所有职能部门都面临失效风险或者已经失效的时候，当假药盛行，连国家药监局的局长都可以腐败到判处死罪（量刑当否另论）的时候，当毒酒、毒大米、毒猪肉、毒牙膏让你一天不知道该吃什么，吃完了也不知道该拿什么刷牙的时候，当污染的空气尚可呼吸而污染的自来水已经臭不可闻的时候，当连村支书的儿子都可以稳作多年现代奴隶主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想一想，不要民主，不要一个为选民负责的政府，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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