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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房市政策的利益关系
綦彦臣（河北）
面对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尤其三线城市（地级）的市场状况，政府方面开始商讨救市策略。比如十月中旬，河南省十八个地级市的房管局长聚首焦作，研究如何遏止房价下跌、交易下滑、土地流拍之趋势。全国其他地方政府的动作虽不如河南积极，但在降低房地产契税及首付比例方面已经有所动作，二套房限制的取消基本上形成共识。
在这些积极救市政策的背后，地方政府的财政焦虑十分明显，即牺牲远期收入机会与流径来保证目前“饿不死”的收入。简单地说，以往靠卖地博取财政收入之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
城郊农民的新“八年抗战”
从二〇〇〇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房地产业进入迅猛发展阶段，三四线城市的地方政府掀起近乎丧失理性的圈地狂潮，城郊农民则以“抗战”精神进行抵制。虽然他们不足以抵抗强硬的政府，但总还是把中国的地权弊端亮给了全世界。从积极的意义上讲，正是他们的抵抗所引发的群体事件及其政治威慑，促进了胡温核心痛下决心确认农地的流转权益，尽管它离完全的私有化（标志之一是证券化）还有很大的距离。
地方政府的圈地狂潮所伤害的不只是城郊农民，由于投资扩张型增长模式的惯性，纯乡村农民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初步估计，全国失地农民已经高达五千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是纯乡村农民。即便是在法制程度较高的省份，地方政府也常常做出令其省级高层乃至中央震惊的圈地举动。比如在浙江，温州下辖的瑞安市，二〇〇七年四月初，一位副市长在凌晨一点钟亲率由数十台满装沙石料工程车及推土机组成的队伍，闯进陶山镇霞林村，强行填掉一百亩水田，为市里的一个大项目确址。村民闻讯赶到现场阻止，该副市长下令随从警察施放催泪弹驱散村民。
浙江的“霞林村事件”只是地方政府圈地狂潮的一个缩影，它远没有发生在广东的“太石村事件”与河北的“油绳村事件”影响要大。
政府随意圈地是中共政权的一个传统，只不过土地承包制实行之后其内在的利益关系紧张化，才使之成为社会问题。在毛时代，中国县办特色工业（如砖厂、白灰窑）以及社队企业无偿圈占的农地，总量不下于三千万亩。现在，这类企业大都低价转卖，农民的利益不曾得到任何补偿。如果按胡温核心推行的土地流转改革之后每亩农地全国均价为五万元（二〇〇八年不变价格），那么各级地方政府应该返还各地农民一万五千亿补偿。这种返偿一旦经过法理确认，那么，县乡级地方政府无一例外地全部破产了。
“卖地吃饭”还是“卖地增长”
就全国的平均水平看，近年来，地方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四十来自土地出让金、房地产相关税收。通俗地说，至少有一半以上中国地方政府是在靠卖地“换饭吃”，即用卖地收入维持基数庞大的公务员工资支出。地方政府方面的说辞则是靠卖地“求增长”，比如靠房地产业带动建筑、钢铁乃至装修行业的增长。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但是，任何一个政府均可采用任何一个自选政策来说明自己的“增长伦理”，比方说黄色产业的合法化，再比方说地下博彩业的合法化。只要它们纳税，均可称为“无烟工业”。这样假设的政策模式如同真实的圈地政策一样，都可在非民选政府的决策体系中实现，若是放到民选政府体系，必然要经过激烈的政策辩论。
政策辩论的结果会产生波及效应，就政府圈地的社会伦理后果来论，毛时代无偿圈占农地的报偿问题必然被涉及。此类问题会给非民选政府带来巨大压力，这也是它们本质上拒绝民主的原因之一。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位体制内的学者系统地研究中国地方财政压力问题，而体制外学者又不可能接触到内部资料，因此，只能靠一些个案进行点式分析。就宏观的来看，财政部于二〇〇八年九月推出了一种缓解地方财政困难的奖励办法，规定“县乡减少一名财政供养人员，中央财政奖励该县乡四千元”；就微观的来看，云南省昆明市在二〇〇八年九月份推出了类似政策，“市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岗创业，不仅将保留编制、职级三年，还可保留工资待遇一年”，以及“公务员自愿辞职创业的最高可获奖二十万元”。可以推断，这两种类似的财政举措与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并非巧合，而是有内在的关系。
土地腐败窝案注解“中国特色”
中国的土地腐败案已经成为“中国特色”这一特定政治词组的新内容。比如在第四直辖市重庆，二〇〇七年房地产税费总计收入四百亿元，超过全市财政收入的一半，而重庆自去年以来先后发生了两起土地腐败窝案。称为“七二六案”的土地腐败案竟有渝中区纪委书记卷入其中，最后获刑十三年；称为“四一〇案”的土地腐败案则有五名正厅级干部被查，其中市规划局局长蒋勇成为焦点人物。重庆的大力反腐固然有作为第五代领袖人物之一的薄熙来个人功业心之促使，但是作为新建直辖市其房地产开发市场容量之大，令官商勾结的“中国特色”更加彰显。
自江泽民时代末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特色”腐败风暴眼的福建省，在二〇〇八年八月又爆出省委常委陈少勇腐败案。陈少勇为其关系人批地一百五十亩，以项目名义占用，而后闲置，等待增值。案发前每亩已经升值二十万元，无形之中可获利三千万元。
有些贪官厌烦了批地捞钱的方式，开始“亲自下水”。比如，安徽合肥的“政界双星”许道明江黎夫妇（分别为合肥市委副书记、合肥工商局局长）与合肥一家公司合伙经营，以无形资产即官场资源入股，将一块工业用地变为商业与住宅用地。结果，此项“合伙投资”成了日后的罪证之一。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许道明屡以市委副书记的身份给下属讲反腐专题，称曰：“领导干部的言行直接影响党在人民群众的形象。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关键在领导干部。”
救市也有“人鬼两面”
许道明一边以权谋地，一边大讲党风廉政建设，可谓是中国俗语“人前是人，人后是鬼”经典印证。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救市政策更不乏“人鬼两面”的因素。甚至说，保证财政收入只是表面说法，而维护个人仕途不致破产才是问题的本真。因为没人能保证陷入全面困顿乃至破产边缘的开发商不出来“咬”那些从他们手中获得巨额利益的许道明们与蒋勇们。
由于土地能够带来巨额的额外利益，更多的中央高官加入“人鬼两面”的暗舞行列。十月下旬，北京公布正部级的全国人大财委副主任朱志刚被双规，新华社的消息说：“该案已牵涉京城房地产、会计行业的数名人士。”据传，最高法院的一名副院长也因卷入房地产腐败大案受到调查，消息人士说：“没罪是不可能的，只看他怎么利用法院的人脉关系少判、轻判了！”
（原载《动向》杂志2008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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