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姚俊多年研究有色金属工矿污染问题。她指出,我国重金属污染主要集中在岭南矿带,湘江流域又是重灾区,其特点是多种有色金属共 生,且属于贫杂系,“这就是说,富矿很少,选冶复杂,需要大量的选冶药剂,这就造成了有色金属和选冶药剂的复合污染,污染也就更严重。”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湖南有色金属开采与冶炼提速,成为不少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数十年疯狂开采后,“现在到了对生态环境还债的时候。”姚俊感慨。 从湘江上游的郴州到下游的株洲,各地尤其是有色金属工矿区的污染情况和居民的受害病状,常常让高亮与同伴们陷入痛苦。 高亮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明朝万历年间,郴州三十六湾矿区就开始开采,有些铅锌尾矿库废渣可能几百年前就堆积在那里了,也有些是最近几十年开 发的,废渣随意堆放,废渣中的重金属就随着流水、空气蒸发,慢慢迁移,周边生态环境全部被破坏了,患癌症的人多,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病。” 在湘江上游,高亮和他的同事发现,郴州三十六湾矿区的甘溪河的部分河道已经被洗矿废渣完全淤积了,雨季涨洪水的时候,废渣中的重金属就会流入湘江支流,最终进入湘江。 今年6月,湘江中游的衡阳市衡东县大浦工业园发现“血铅儿童”事件。据环保部通报的《2014年9月份重点环境案件处理情况》显示,共检测大浦工业园周边600米范围内儿童315人,疑似高血铅症的儿童多达82人,疑似轻度及中度中毒的有10人。 衡东县大浦镇居民汤东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衡东县大浦工业园的工厂都已被关闭,部分儿童得到了治疗,但是,现在园区附近仍种植水稻,镉污染尚未治理,但我们也没办法,总得吃饭,“(农作物)超标一点也要吃”。 高亮在大浦镇芦浦村采集的稻米样本数据显示,“不光是铅中毒,镉污染也较严重,镉含量最高2.08mg/kg(即每千克含有0.002克),超标10.4倍。” 在湘江下游的株洲醴陵市、攸县、株洲县等地的基本农田,曙光环保采集的19个稻米样本中,镉含量均值为0.55mg/kg,样本超标率超过80%。 不论是郴州三十六湾,还是岳阳桃林铅锌矿区,曙光环保采集土壤样本的区域与湖南省政府《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确定的七大“主战区”基本重合。 曙光环保理事长刘曙表示,正因为土壤样本来自于重点污染区,导致样本检测数据普遍超标,“但是,这些点位的数据超标,并不意味着整个湘江流域的重 金属含量都超标这么严重,调查方法不同,取样点不一样,都会导致调查结果不同,毕竟,一个点位的数据不能代表其所在的整个区域。” 专家:重金属污染存在了几百年,缓解它比消灭它更可行 尽管曙光环保公布的数据仍不够详尽,但世界自然基金会成都办公室高级专家梁海棠还是颇为赞赏,并提出,能否在整个岭南矿脉区域包括湖南、江西、广 东、广西四省份开展联合调查,“弄清楚哪些区域是重污染土地,哪些地方不能生产生活,哪些地方不能种粮食,哪些地方重金属含量虽然超标但在土壤中化学性质 比较稳定,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治理措施。” 据湖南省人大环资委监督处处长刘帅介绍,湖南省目前的治理路线,正是先将土壤分类,再按照不同的用途,确定不同的治理标准。“比如湘潭锰矿区,就 不宜种水稻了;株洲清水塘,全部退出用于工业用地,经过治理后要达到工业用地的土壤标准;湘潭竹埠港的治理目标,是经过整治达到商业用地标准后全部转为商 用。” 除了污染严重的工矿区,基本农田土壤的污染状况与民众密切相关,也是曙光环保此次调查的重点。 国土资源部2013年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全国中重度污染耕地大体在5000万亩左右。而据刘阳生介绍,修复一亩重金属污染耕地使之达到国家土壤质量标准的平均成本是20万~40万元,以此计算,全国共需治理资金10万亿~20万亿元。 对此,国内一些专家提出,湖南的重金属污染从明代就有了,存在了几百年,治理重金属污染,不一定非要把重金属从土壤中抽离出来。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刘阳生认为,如果农田中重金属含量超过国家土壤质量标准,但是仍处于稳定状态、不会进入农作物的食用部分的,“是否一定要把重金属从土壤中抽离出来,使土壤达到国标,这个目标值得商榷。”因为,一成本太高,二没有必要。 著名水稻栽培专家、湖南省水稻研究所副所长张玉烛研究员同意刘阳生的观点,他说,重金属污染治理只能是“与狼共舞”,目标是使重金属留在土壤中而 不进入作物内,完全把重金属从土壤中提取出去不可能,“我们试验了2000多个水稻品种,测验各品种的重金属吸收量,选择其中吸收少的品种来推广,比如说 Y两优系列,就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它的光合作用很强,也就是说主要靠叶片提供营养,镉主要留在茎中,稻米的镉含量就很低。” 从2014年7月开始,湖南省政府在湘江流域长沙、株洲、湘潭3市的试点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与种植结构调整,要求集中治理170万亩污染耕地,其主要目标是有效缓解重金属对湖南省农产品的污染,而不是将重金属从土壤中抽离出去。
此新闻共有3页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