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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有一个相关的部门吧。哪个部门管这事？哪个检察院？"
"我们不知道，赶紧回家吧。"
他挂了。
监狱的警察不再与我说话，对张淼的家人也爱理不理。我们只得离开，上了车，我忍不住发火，"这些家伙、、、、、、"张淼的哥哥耸耸肩："他们还不算过分的。至少他们没对着我们喊叫，或者做点别的什么、、、、、、"
张淼的律师周世锋竭尽全力试图获得与被捕者见面的机会，申请尚未获准，律师仍在努力，提出上诉，这需要好几个月。我问他，"怎么会是这样？"法律规定被捕48小时后，公安局必须通知家属。然而后面还有一段——"如果有必要进一步审讯的话。"
"这就是说，警察可以永远找到例外的借口？"
"法律制定者出于自己的利益，制定了法律，他们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
"公安部门必须要为例外作解释或者获得许可吗？"
周说不会。原则上公安部门可以在每条法规里找到例外的条文，面对国家，尚无有效的对公民及其代理人的保护。
10月8日，星期三，家属得到官方的逮捕令。张淼现被关在北京第一看守所，她被怀疑寻衅滋事。针对异议人士，公安部门很愿意用这一罪名，最长可以判处10年监禁。我们还一直希望，过几天张淼就能放出来。
这一星期，德国和中国政府正在为李克强总理访问德国做准备，10月9日星期四，他将带领一批部长访问柏林，这会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国政府间的磋商。几天之前，很多媒体——其中包括《南华早报》和《纽约时报》——打电话给我，他们想报道张淼一事，张淼家人则请求尽量少报道。现在的问题是：我该如何报道李克强的来访？每个人都给我不同的建议。我越想越明白，没有人能够预知此事公之于众后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人治的国家，我所承受的不安全感，是他们有意而为。
德国驻北京大使馆为张淼之事极力奔走，令我对外交部门很是敬重。张淼事件现已进入德国总理办公室和外交部，所有德国部长知晓此事。本星期四晚上，德新社会报道张淼事件，我自己也将为《时代周报》的网络版撰写一篇小文。
星期四早上，徐先生又来电话，让我去——聊聊。当我走进那间没有窗户的房间时，里面已坐着三个男人——两个调查员，一个记录员。与徐和张不同，他们是另一类人，年龄较大，经验丰富。调查员说，他们姓李和关。李是主事者，他的眼圈是黑的，非同一般的脸上，表情瞬间可变——松弛、奉承、威胁。关更接近那种斗牛犬的类型，强硬、寡言、坚韧。李说，他是该部门的副主任，但我估计，他是国家安全部的。我无从调查核实他的身份。
李想一开始让谈话轻松些，他想谈个人爱好、哲学和文化。我不太明白，我们为什么非要在戒备森严的没窗户的房间里谈论这些；再说，安全部门反正知道，我在业余时间里干些什么。
"我是一个狂热的骑手"，李说。"你认为怎样才算一个好骑手？"他问我。"我觉得，引导能力。"
"一个好骑手知道怎样完全控制住马。"他紧盯着我，"然后马就会一切按骑手的意志去做。"李先生热爱骑马哲学，他在交谈中常常用它，而且边说边看着我，似乎想说：我是骑手，你是马。李先生聊了一会儿，然后就威胁我，我的记者签证将不再延长。我耸耸肩说："那我就去香港，从那里报道。"他的声音尖锐起来，"那我去那儿找你，别以为你能从我这儿逃走。"他一再问我是如何认识张淼的，我是否信任她。
他同时从好几个层面进行着谈话，使用不同的语气。他试图诱导我从谨慎趋于激动。我问他，为什么不准我们的律师见张淼。他说，"你不应该过分担心，我们正在调查此案，这需要些时间。"
李先生知道我如何经历了两德统一。他问我，两个德国统一在一起，是否令我高兴；问我是否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说自己是热烈的爱国者，"对我来说，祖国的统一比什么都重要。"我试图向他解释，从希特勒以后，爱国主义这一概念对大多数德国人是一个问题；德国的有些事情，我是喜爱的，有些却觉得有问题。李热烈地说，"我爱中国文化的一切。"我问，"一切吗？"他肯定地说，"一切"。"也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
李无言地合上记录本，走出房间。我想，他生气了。
斗牛犬接续谈话。他不想谈哲学，提出了强硬而简短的问题。审问结束时，他坚持要我在审问记录上签字。记录是中文的，有四、五页。我拒绝，他坚持，僵持了很久。
我慢慢地阅读谈话记录，三遍、四遍，客气的徐先生走了进来。每当气氛糟糕透顶时，徐先生总是出现，他是公安局的气氛调节者。他现在未穿制服，在我阅读记录时，他跟我说话，想分散我的注意力。
我跟关警官说，李克强访问期间，张淼一事会见报。他说，"这会带来负面影响，还是不报道为好。这是我以私人身份给你的建议。"
"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负面影响，你好好考虑考虑。"
审问持续了四个半小时。我筋疲力尽地走出这个房间，大厅里等着很多警察。他们笑着，开着玩笑，一下子变得不可思议地友好。
李先生说，他很愿意以私人身份请我吃饭，"跟你聊天，真的很美妙。"
"老实说，我受够了你们的审问。"我说。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愿意明天再见到你，谈谈报道的事情。"他笑着说。徐又握住我的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
德国的下午时间，李克强抵达柏林。这一刻，德新社的报道正在撰写，其他媒体也准备报道，大赦国际组织要求释放张淼。第二天早上，在李克强与默克尔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将会有一位德国记者就此提问，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会对李谈及此事。
但是张淼未被释放。
10月9日，星期五。早晨我接到两个电话，公安局要见我，中国外交部也要见我。"我该怎么办呢？"我问外交部的人，"昨天我被审问了四个半小时之久。"他说，"见完他们之后，赶快到我们这边来，事情很紧急。"
我赶快前往公安局。李先生的黑眼圈比昨天更黑了，"我们在这里坐到凌晨两点。关于你，我们考虑了很久。我们不断地问自己，你是什么人。就是说，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单独坐在房间里。他说，"我们今天直截了当，谈要点。"我点头。
他问，"赛马最要紧的是什么？"
"不懂。"
他说，"骑手必须在短时间内赢得马的信任。"
"这样。"
"你信任我吗？"
"不信任，但我不是针对你个人。"我说。
"你说过，你信任张淼？"
"对。"
"要是她完全跟你想象的不同呢？"
"我不信。"
"张淼承认了，说你是这一切的组织者，支持占中活动。你们去香港是为了在那里组织抗议活动。她是为你个人工作的，不是为报纸工作。"
"她没有这么说！"
"她是这么说的，我们有证据。"
"我希望能听到她亲口这么说。我们都知道，中国监狱里的口供常常不是自愿所为。"
"你组织了这一切。"
"我没有。"
"我们知道。"
我说，"对我来说，有三种可能：要么张淼被迫说了这话，要么她没说真话，要么就是你没有说真话。"
"还有第四种可能"，他轻声说道。突然，他站了起来，越说声音越高："那就是你说谎，你说谎。"他恐吓道，"你说谎！"
我转过身。他真这么想？他要宣布我是密探、是间谍？
第一种可能，他想吓住我，破坏我和张淼之间的信任关系。
第二种可能，他们真的要给我扣上间谍的帽子。但有些事情让这种可能性不成立：与德国的关系，对中国很重要，要是他们想找个替罪羊，也会找个其他国家的人，比如找个日本人。另一方面，现在是一个特殊时段。国家安全处在紧急状态，领导层正要准备出台反间谍法。从一开始，国家就说占中是"颜色革命"，由外国敌对势力支持。如果能找到一个所谓间谍，那么他们的说法就有说服力了。难道这个人就是我？
证据他们是没有的。但中国安全机构有很多办法，他们可以利用别的法律条文，用黑帮手段，曲解证据，污蔑诽谤。一位美国记者曾被暗示，他和他的家庭在北京将不再安全。
"我想要中断谈话"，我说。"只有大使馆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我才与您交谈。我现在给新闻随员打电话。"第一新闻随员承诺，将派第二随员来。警察们说，"我们不会放他进来的。"我说，"反正他已经在路上了。"
李走出去，关进来继续。他想知道张淼的所有微信行为，他想要我说出名字。我拒绝，他非常恼火。我向门口走去，所有警察跑过来阻止我。外交部打来电话，他们想要现在跟我说话。关说，"好，好，我知道，你们的事也很重要。"听上去像是大哥跟小弟说话似的，他很紧张，又让我在谈话记录上签字，我拒绝。徐在外面等着，他像阳光一样，心情好极了。"你太敏感了"，他说。
与前面的会面相反，跟中国外交官的会面让人舒心。恰好是在李总理国事访问期间报道了张淼一事，这让他们不悦，但是他们很客气，彬彬有礼。与那些我的安全局的新相识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外交部里都是些熟知世界的人，但这是中国最弱的部门，与此相反，安全部却强大无比。
次日，10月11日，星期六。我又接到徐的电话，我还须接受审问——聊天。"我病了"，我说。"还是来吧。"我说，"那不行，会传染给你们。"星期天他给我发来短信："身体好点了吗？今天天气开始降温，多穿点衣服，注意休息。徐警官。"
周末，我在报纸上看到对中国法治的赞美。党的三中全会就要召开了，其关键词就是"法治社会"。我们仍然没有张淼的任何消息。
10月13日，星期一。徐又来电话，他要聊天。这次我坚持不再说中文，在大使馆的新闻随员和翻译的陪同下前往。这位外交官在路上对我说，你应该请个律师。要是你被关押的话，我们除了抗议，就没办法了。
审问室已经有三个人等着，其中一位是审问过张淼的调查员，他头发很短，宽宽的多肉的脸，烟鬼一样的脸色。他的右边坐着一个男人，穿着皮夹克，没做自我介绍。我们问，他是谁，他神秘地笑笑，"我无处不在。我认识你们所有人。你们在很多照片上见过我。"他很少说话，但他是那个施加威胁的人，他的官阶肯定最高。没有一个人说他们属于哪个部门，我问那个粗壮的家伙属于哪个部门，他笑得那么谦恭，简直不像真的："我就是个普通警察。"
他问得简短而强硬。他面前放着张淼微信的截图，整整一厚叠。他的所有问题指向一个目标：张淼是我的私人助手。我不只是一个记者，我有另外的使命。我们与批评政府者、分裂主义者会面，给了他们钱。
安全局审问中，李警官叫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撒谎！你们去香港是为了组织抗议活动！” © Uli Knörzer
我察觉到，他如何收紧我脖子上的绳子。他的问题以事实作为依据：对，我确实见了批评政府者。对，我在采访一个病重的维权律师之后，给了她500块人民币，用以购买药品，她被公安殴打至不能行走。但是我仍然是记者，而不是这个壮汉所怀疑的间谍或密探。
我阅读过很多，现在自己亲身经历：他们巧妙地将任何事情都为自己目的所用，他们有足够的材料。四年以来，他们对我实施窃听，在电话里，在住所内，他们看了我的电子邮件，监控着发给我的网路信件。他们搜查我的住房，有时还让我知道。我办公桌上的名片盒，放到了外面的信箱上；本来锁着的房门大开着。别的记者也有这样的经历。
这是一个丑陋的事实，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不去多想，不然我在这儿怎么生活呢？现在我知道，他们不仅搜集材料，而且还利用这些材料，利用得面目全非。我想到张淼手机里和邮件箱里的那些敏感的工作资料。我受不了了，互联网让公民被政府一览无遗。
我问，张淼怎么样了，为什么无视刑事审判程序。"别担心。她很好。"
我说，"我很怀疑。"
"你们记者以为，占中是原因。但事实上原因比这要多得多，这涉及到国家安全，涉及到恐怖阴谋，刑事审判程序才管不了这么多。"
"人们对我说，她卷入了村民纠纷。"
"事关煽动骚乱，影响国家利益。"
匆忙整理行李：离开中国前记者的行李箱 © Uli Knörzer
那个壮汉不断地追问张淼，我坚持要一个律师。他们现在要我在十页的中文记录上签字，但却不提供翻译件，我们也不能带走原件去翻译。我们拒绝。"就在这里翻译，口头翻译。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在这里过夜。"整个一小时的争执，最后，震怒的他们终于让我们离开。
出来的时候，翻译长长吁了口气，"他们给你加上了所有的罪名——分裂、反抗、香港，对你很不利啊。"
"我想明天出境。"
"希望你明天能出境。"陪同我的随员说，"我们陪你去机场，以免你被拦下来。"
夜里，我发疯似地整理行李，记录本、材料、信件。我知道，我走之后，他们会来搜查。第二天，大使馆的两位工作人员陪同我前往机场。在机场，一位同事打来电话，香港的凤凰卫视提到一个德国记者，在香港参与策动。还没挂掉电话，我又收到徐警官的短信："一路平安。微信号多少？这样可以保持长期联系，欢迎再回北京。"
离开中国之前：《时代周刊》记者在北京机场匆忙登机 © Uli Knörzer
尽管律师尝试了各种办法，我们还是没有张淼的任何消息。在不断询问下，律师得到消息，她已不在第一看守所了。我们担心她进了黑监狱。这种非法监狱不受法律监管，安全局的人在里面为所欲为。一天以后，我们得知，她被转到了通州看守所，通州是北京的郊区。根据法律，那里的警察和守卫是不许打人的，但是他们常常利用特定的同监者——他们受命于守卫或在他们知情的情况下——虐待同牢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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