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我见到 Russell 时，在他诊所办公室排队等候产检的是清一色的中国孕妇。Russell 说，中国孕妇已经占到他所有病人的 70%，这都得益于 Emily 的出现。他为此专门又聘请了两名华人护士，并为 Emily 申请了工作签证。他还有继续扩大团队规模的打算，“旁边那两家办公室是空的，我随时准备租下来。”
巨大的商机面前，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从中分一杯羹。就连晴子，三个孩子的妈妈，十几年的全职太太，也在第三个孩子出生一个月后，办起了月子中心。“我不想再清闲下去，我也想有份事业，有成就感。可是我当了十几年家庭主妇，我现在还会做什么？月子中心是最容易上手的。”
房子，成为了制约月子中心继续扩大规模的关键因素。罗兰岗以及其他传统意义上的华人区，已经无法承载更多的月子中心。哪里有房子，月子中心的经营者们就将目光投向哪里。整个大洛杉矶地区有一百多个卫星城，相互间隔往往数十英里，但这并未阻止他们扩张业务的热情。
在 Walnut、在 Corona、在 Arcadia……到处都是新建月子中心的身影。尔湾（Irvine）是一个 30 多年前才诞生的年轻城市，坐落于此的一个叫作 Heritage Point 的公寓社区，曾经几乎没有中国人，自从两年前一位中年男子一次性租下 20 间公寓做月子中心后，300 间公寓已经有一半住着孕妇。
张荣奎的月子中心开在一个叫作 Azusa 的新区。选址于此，是因为其中一栋要用于自住，他希望自己远离罗兰岗的嘈杂。如果饱和运转，他的 4 栋别墅可以同时接待 15 位孕妇，但他目前更愿意把人数控制在 4 至 5 人。其一，劳累多年的他不希望打破目前相对闲适的生活状态；其二，他担心突然扩大规模造成服务不周，影响口碑，毕竟，自己在国内还有一大摊生意。“说白了，人家是看我国内生意还不错，才信任我，上我这儿来。要是搞出负面评价，反过来影响国内的事业。”
归根结底，张罗夫妇并未将月子中心当作赖以谋生的工具，对于这个不懂英语、不易融入美国本土圈子的富豪家庭而言，做这件事，更主要的目的是结交朋友，消除寂寞。
张荣奎和 Lina，虽然出身完全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拥有正式的美国身份，办月子中心用的是自家房产。早先的月子中心大多如此，但如今疯狂增长的，却往往是另外一种运作模式。
四
2013 年 5 月，苏静带着刚刚满月的女儿从洛杉矶飞回北京。半年之后，她又飞到洛杉矶，其后的时间里，她在北京和洛杉矶之间总共往返 6 次，目的只有一个，办一家属于自己的月子中心。
38 岁的苏静在国内经商多年，洛杉矶 100 多天的产子经历间，她也在暗中考察月子中心这一产业。长期形成的商业判断力让她相信，目前正是进入这一行业的最佳时机。
她曾经以为，想要涉足这门生意，必须要具备正式的美国身份。但几个月的产子经历让她发现，恰恰相反，正是一大群没有绿卡的人，推动了这个产业的爆发。
不少妈妈生完孩子回到国内时，已经摸清了赴美产子的整个流程，常常会有一大堆亲朋好友前来请教，而月子中心也期望妈妈们为他们介绍来更多的客户。随着咨询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妈妈便顺势办起了中介公司。但一些人并不满足于只是扮演中介的角色，他们希望自己成为生意链中的主导者。
苏静便是其中之一。她发现身份问题并不会给经营月子中心造成太大的障 碍——旅游签证有效期为一年，可以多次往返，每次最多可以停留六个月，这意味着她几乎可以全年都待在洛杉矶。如果担心一年后续签失败，还有一种更加方便、并被月子中心的老板们广泛采用的办法：花几千元请留学中介办理一张留学签证，就可以在美国停留三四年的时间。
对于苏静而言，客源不是问题，多年经商积累的人脉资源在此时派上了用场。她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房子。美国法律允许外国人买房，但对她而言并不值得考虑，投入太大，回报周期太长，房间也有限。她需要的是用尽可能少的投入换来尽可能大的业务规模，在短期内迅速赚到钱。“谁也不知道，再过几年的行情会怎么样。”
租房是更合理的选择，但她没有美国绿卡和社会治安号码，缺乏信用记录，难以租到美国本地人的房屋，只能从愿意出租房子的当地华人手中租房。
然而，拥有大量房屋的华人毕竟有限。但月子中心的经营者们，又想出了新的解决之道。来自上海的邵先生，去年 3 月陪同妻子在罗兰岗生下了孩子，随即穿梭于上海、洛杉矶两地，做起月子中心。一年多的时间，他已经从国内带来了一两百个孕妇。
8 月初的一天中午，罗兰岗的一家茶馆里，邵先生和一家华人超市的店长商量合作事宜。店长即将退休，希望能在月子产业里有所收获，为自己赚取更多的养老钱。
通过旁听这场半个小时的商谈，我明白了邵迅速扩大规模的途径。他希望超市店长先用自己的美国身份租下大量房子，他再从店长手中以更高的价格转租，店长可以从中赚取差价。
对于邵而言，这样的模式大大降低了他的经营风险。当他积累到足够订单时，才启动租房程序，这样可以使房屋空置率降到最低。即使有人临时取消，出现少量空房，他还可以转手再租给别人。并且，如果租期内产生问题，房东会去质询直接租房的人，而不是他。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孕妇在来到洛杉矶后，会抱怨自己亲身感受到的居住环境和在国内看到的宣传图片相去甚远。因为在接下这笔订单时，老板自己也不知道，将来让她入住的房子是什么样子。
经历了层层转租，月子中心的运营成本自然随之提高，但面对激烈的竞争，又不得不打出低廉的价格吸引孕妇。他们只得通过其他方式压缩成本，而由此造成的服务质量缩水，最终都得由孕妇来承受，一些冲突纠葛也就此滋生。
一些规模较大的月子中心常常成为发生纠纷的重灾区。孔雀园一家有 30 多间公寓的大型月子中心，每周都有孕妇提着行李愤然离开。但老板并不会为此发愁，因为中介输送来的源源不断的孕妇随时都会将空房填满。
孙宁宁就是从这家月子中心搬了出来，因为她觉得饮食质量与其宣传相比大打折扣。她需要步行十分钟到一个集中供餐的房间领餐，难吃是次要的，关键是经常领不到。传说中无限量供应的饮料、水果都是从一元店买来的，接近过期或是腐烂。
孕妇们入住月子中心时，常会缴纳一笔不菲的押金。很多人离开时，觉得自己势单力薄，便放弃讨还。但孙宁宁一分不少地要了回来。“如果他们不给我，我就马上举报。他们最怕这个。毕竟月子中心在美国处在一个灰色地带，不违法，但也称不上合法。”
坐月子是地道的“中国特色”，美国人无此习惯，月子中心因而无法申请相关业务执照，无照经营成为了一大软肋。月子中心往往混杂在民宅中，如果被周围邻居认为有扰民之嫌而遭遇举报，一旦被查，就是违法经营，将面临立刻关门的境地。
在已经移民多年的林女士看来，当地人的反感情绪并不难理解：“不同的人站的立场不一样。你采访月子中心，他们肯定不停说自己好的一面。但本地人就会想，中国人生完孩子就飞回去，过好多年再把孩子送回来，接受免费教育，在此期间不纳一分钱的税，凭什么？”
在洛杉矶的半个月间，我还曾多次听说过月子中心举报竞争对手，导致对方关门的传说。我问 Daisy Huang：孔雀园里的月子中心会不会因为竞争激烈而相互举报？她马上摆摆手说：“不会的。我们都是抱团取暖，一致对外的。如果有人举报院子里的其他家，警察查进来，那我们所有人的生意都没法做了。”
不过，月子中心之间的明争暗斗，每天都在以另外的方式上演。妇产医生诊所门口总是有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最多的不是孕妇及其家人，而是拿着宣传单的月子中心人员。他们的目的，是列举自己的种种优势，劝说孕妇们离开原本所在的月子中心，转投自家门下。
面对同行的挖角，月子中心各有对策。有些要求孕妇入住时一次性交清全部费用，有些阻止孕妇购买本地的手机卡，以免与其他月子中心频繁联系，还有月子中心只做人民币 38 万元以上的“豪华套餐”，提供一对一的“全程陪护”，目的是为了彻底切断孕妇与其他月子中心的接触。
驻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的生子中介公司，常被孕妇们认为是月子中心的利益共同体，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并非一团和气。晴子的月子中心开张刚满三个月，她已经多次接到国内中介公司希望合作的电话。晴子对此并不抵触，中介每为她成功介绍一位孕妇，她会付给对方 800 美元的佣金，但前提条件是，绝不许进行夸大宣传。“中介最喜欢跟人宣传一些我们办不到的事情。他倒是把钱赚了，可是孕妇来了发现和宣传的有落差，挨骂的可是我。”
苏静本以为只要找到房子，月子中心便可很快开业。但真正投身其中，亲身体会到上述的种种复杂现象时，她提醒自己必须小心行事。她在尔湾租下了 5 间公寓，在自认为摸清了所有的“潜规则”之后，今年 4 月，她迎来了第一批住户。她希望自己可以继续兼顾国内的生意，便邀请了自己坐月子时认识的室友作为合作伙伴，驻扎在尔湾，帮她打理具体事务。
我来到洛杉矶三天后，苏静也从北京飞过来商谈新的合作机会。出发之前，她发微信邀请我去参观她的月子中心，言语间满是兴奋。但当我真正见到她时，她却瘫坐在一片狼藉的公寓里，一脸沮丧之情——合作伙伴带着几名孕妇另起炉灶，离开时，还拿走了房间里所有的床单被褥。
苏静难以控制自己的愤怒，却也无可奈何。她已无法弄清对方为何不告而别，对方拉黑了她的微信，电话也无法打通。她也不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场纠纷，月子中心在美国本就不是一项被法律认可的生意。这条产业链上的各个角色之间，没有明确的法律契约，只能依靠彼此间的信任。一旦信任出现裂痕，经营很可能陷于混乱。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无从判断在这场纠纷中究竟孰是孰非，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件事让苏静深感沮丧，迟迟无法平静。她至少花了一个星期平复自己的情绪。“虽然看上去是在美国做生意，但你打交道的都是中国人，玩的还是国内相互算计那一套。甚至，会比国内玩得更过分，因为这是在国外，没多少熟人，少了很多人情上的束缚。”
最终，她提前结清了 5 间公寓的所有费用，离开尔湾这个她眼中的伤心地。她尚未从这门生意中获取多少回报，但林林总总的前期投入，已经接近一百万元。 她租下了伊斯维尔市（Eastvale）的一栋别墅，寄望可以从头再来。这一次，她不打算再找任何的合作对象，而是打算为自己的弟弟办理留学签证，由自家人亲自打理。
相比于罗兰岗、哈岗（Hacienda Heights）这些华人聚居的地方，走在伊斯维尔的街头，很少能够看到中国人的面孔。在苏静看来，这或许反倒是件好事。她觉得，远离月子中心扎堆的地方，或许也就意味着远离烦恼是非。
五
半个月的采访过程，让我确信了一件事——赴美产子的妈妈们，动机不同，性格各异，但却具备相似的特征——思想相对独立，内心坚强。否则，她们没有能力在人生最需要体贴照料的时刻，只身一人来到陌生而充满未知的大洋彼岸，应对种种复杂混乱的局面，以及由此带来的惊慌与孤独。
“来之前真的没有想到，生个孩子会遇到这么多麻烦。”在讲述完自己赴美产子的整个过程后，孙宁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她的表情显得有些复杂，像是苦涩和成就感的混合。
除了乔装打扮的通关经历，与月子中心产生冲突并搬离，她遇到的“麻烦事”甚至还包括，旁人听来颇为惊险的生产过程。
“当时出了一点意外……”
“哪是意外，那明明就是医疗事故。”孙宁宁向我们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她的妈妈始终一言不发地坐在她身边，但当女儿讲到这里时，她终于忍不住插话进来。
实际上，在来到洛杉矶之前，孙宁宁与妈妈曾就赴美产子一事，有过一段漫长艰难的争论。怀孕六个多月时，她曾一度妥协，在杭州的一家月子中心预付了 10 万元的定金。但最终，她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即便会因此损失那笔定金。孩子已然降生，但她与妈妈的分歧仍然存在。“你们年轻人的想法太新潮，我们不太能理解。”她的妈妈一脸严肃地对我说。
在手术过程中，孙宁宁出现了大出血的状况。她的妈妈坚持认为，这是主治医生不当使用催产素所致。但她本人不愿再纠结于当时的具体细节，在她看来，既然孩子已经降生并顺利获得了美国身份，经历的一切困难乃至危险都是值得的。说到这里，她忍不住讲起一个带有几分黑色幽默的故事：今年 2 月，一位怀孕 7 个月的中国孕妇觉得时间还早，就与另一位孕妇结伴去墨西哥游玩。谁料长途劳累加上气候变化，还没回到美国境内，孩子便提前生了下来。
还有 3 天就要回国，孙宁宁已经为女儿办好了美国护照。但对于女儿回到国内将是何种身份，她还有些摸不着头脑。由于中美两国在国籍认定上使用两种不同的逻辑（属人原则和属地原则），“美宝”的国籍及户口问题，在赴美产子圈中始终众说纷纭。
现实中的情况是，多位妈妈告诉我，自己按照正常渠道为孩子顺利地办下了户口，因为中国认定国籍时按照属人原则，只要父母是中国人，孩子就是中国籍，与出生在哪里并无关系。孩子将来的确需要在中美两种国籍中舍弃其一，但那是成年时才需要做出的抉择，在此之前，并不会因此受到困扰。
但也有人对此不敢确信。考虑了 3 个月之后，怀孕 7 个月的黄蓓还是放弃了赴美产子的计划。尽管身边已经有了多个朋友成功为“美宝”办理北京户口的例子，但黄蓓依然担心自己届时会遭遇失败。一旦如此，孩子将来可能会面临只能以美籍上国际学校的命运，一年数十万元的费用，是她所不能承受的。
她认为这是一次结局难料的赌注：“将来的政策会怎么变，谁知道呢？我自己吃多少苦都没关系，但我不能拿孩子的命运冒险。”
黄蓓因为对孩子身份问题的谨慎考虑而直接放弃了赴美产子的计划，而更多的人，则对于孩子出生后的安排没有明确的打算。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是缺乏规划的表现，而是因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孙宁宁便是其中之一。是否要给孩子上户口？孩子将来在哪里接受教育？自己未来是否有移民的打算？她说自己现在还顾不上考虑这些。“中国的发展变化太快了，孩子上学还是五六年后的事情，那时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现在谁能说得准呢？我能相信的是，既然身边这么多朋友都在做这件事，我相信对我来说，应该也不会是错误的选择。”
说着说着，时间到了傍晚。金色的阳光打进了窗户，仿佛在提醒着孔雀园的孕妇们，出门散步的时间到了。她们缓缓起身，三五成群地走出公寓，原本冷清的街道逐渐变得喧闹起来。赴美产子的热潮就如同罗兰岗街头这熙熙攘攘的景象一般，还远未到最火热的时候。
（感谢郑舒阳女士对本文的帮助）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此新闻共有2页 第1页 第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