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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网站记者综合报道
一，纽约中共领馆前面的烛光晚会
三百多人六月四日傍晚在中国大陆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举行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十五周年烛光晚会，揭开六四纪念活动的序幕。来自大纽约地区的民众自下午即开始在中领馆外聚集、静坐。这场六四烛光晚会，由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国人权等多个团体发起，要求北京当局“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主办单位原本预计在中共领馆对面的人行道上，以蓝布幛设置了一个简单的灵堂，地上摆上鲜花，与会者们在人行道上盘膝而坐，祭奠十五年前在六四大屠杀中死难的同胞。会场还展示了不少六四惨案的血腥照片，以及十五年来世界各地纪念六四惨案的影像，吸引了许多美国民众的驻足观看。
民运人士严家其、徐文立、项小吉、封从德等到场并发表演讲，他们表示，如果北京政权不正视六四问题，给人民一个清楚的交待，这个问题就永远不能解决，永远都会是一个伤口。他们要求北京政权必须立即“释放民运人士，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演讲过后，主办单位安排了表演节目，带领参加者唱“历史的伤口”，并呼喊口号，要求北京当局早日解决“六四”问题。入夜之後，许多人点燃了蜡烛，摆放在自己面前，可以见到烛光在暮霭中微微闪动，为死难者致哀。
二，“天安门六四回顾”研讨会
第二天六月五日，皇后区公共图书馆国际资讯中心在法拉盛图书馆礼堂举行“天安门六四回顾：十五年后之研究、反思及评价”研讨会。潘晴、陈小雅、封从德、余杰及唐柏桥等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公共图书馆参加“天安门的回顾”研讨会，回顾八九民主运动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与会者均认为，中国大陆的民主仍需要时间才能得以实现。研讨会分两部分进行。
主讲人包括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太三、中国自民党主席倪育贤、大陆作家余杰，民运人士封从德、陈小雅、潘晴、苏绍智、徐文立、胡平等十余人。这次以台湾法律学者身分出席论坛的邱太三说，中国大陆自从八○年代实行开放，看起来有利民主发展，但直到现在民主步伐仍停滞不前。不过长远来看，大陆仍有实现民主的可能。八九民运过后，社会上不同组织每年在六月四日都举行集会，呼吁中共政权为事件平反。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倪育贤、民运人士徐文立等人在第二场以十五年的反思为主题的讨论会上表示，纪念六四不应只是形式上的集会，更应考虑其合法性，应该对北京政府施加更大压力。
当年天安门广场运动的参与者封从德、陈小雅，中国大陆作家余杰，海外民运人士潘晴、苏绍智、徐文立、胡平等人回顾了“六四”民主运动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作家余杰呼吁建立六四特别调查委员会：“我们不愿意让自己和子女在政治阴影下屈辱生活，希望开放社会公共空间，公开谈论、反思六四，让人们了解十五年前中国发生了什么。”余杰说，十几年来，大部份中国人选择了旁观回避，独善其身，与所谓政治异议人士保持距离，国家暴力和禁锢使‘六四’成为中国人无法克服的梦魇，道德自信和做人的尊严被扼杀。但最近一些正义人士在觉醒，如在国内呼吁开放式徵集签名，这在十几年前不会有。目前网络聚集公众舆论，已经有二十次涉及国内国际事件的签名活动，普通网友和知识份子作家现在以平等身份参与，而以前的活动只局限于社会精英和知识份子，不具有普遍代表性。余杰自己在今年两会期间，揭露六四历史并公开表示，八九年请愿是合法和正义的，是公民履行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执政党镇压错误的，是政治罪行。他认为中共高层应该就此公开道歉。“我们呼唤宽容，不是报复，知道真相是为了寻求和解，促进民主，是一个以和解寻求认同的过程，并同时推动立法保护言论新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
八九年北高联前主席、副总指挥、六四档案的主持人封从德总结了“六四”的教训：组织是一切的关键。“八九年没有成功的组织，能放不能收，组织化不够，不重视程序认同，不遵守规则，根本原因是我们受到党文化的局限。……民主化是很漫长的路，我们自己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调。在八九年开始时，我们为了确定发言之前要举手的基本原则，就花了三天，控制会场秩序很困难，因为从小就是班主任在训话，到了自己选举反而不适应。组织不健全是党文化的局限，反映现象就是非此即彼，而民主是思维方式，要求同存异。……我们到广场后期的时候，分析一下广场的情况，自己在思考，觉得归结最後，是我们没有规则认同的习惯。学运组织在各个基层不坚实，北高联不但无法组织绝食，而且作了几次决议认为不该绝食。”“王丹为甚麽发动绝食呢？後来知道是得到消息，党内的改革派希望学运越大越好，北高联当时没有办法，组织没办法操控，结果是六位个人发起绝食团，绝食是八九年第一次组织的分裂，是发动者自己的个人行动，其悲壮性和勇敢吸引了媒体。当时戈尔巴乔夫访华，带了上千的记者来，结果绝食成为非常大的新闻事件。……当时的运动持续了相当长时间，规模很大，中国突然有了公众空间。不光是学生参与，还有记者和社会各界的参与，中共最恐惧的就是其他力量占据公共空间。”
中国自由民主党秘书长潘晴指出：“六四的本质是杀人。”他说，在当时的局势下中共统治者完全没有必要用屠杀解决问题，但它为了维护专制独裁而选择用杀人制造恐怖。潘晴介绍了现流亡法国的天安门运动学生张健的经历及其对六四的看法。张健认为六四本质很简单：杀人。中共政权用屠杀压制民的呼声，维护了它的专制。它是暴力政权，暴力谎言欺骗和欺骗下的盲从是建立在人性弱点上。“现在最麻木的是中国人，在中国半世纪发生的对生命漠视，其中包括文革、反右、对知识份子摧残。不是学生要统治者的命，而是统治者用杀人制造恐怖。”至於有没有可能避免，统治者找责任说民众过激、学生不理性。“首先，对付为数不多的学生，两个士兵架一个就可以清场。朋友介绍过，中国各个县市级武装部都有绳子和木棍，政府清场，两个抬一个，为什么需要三十万野战军包围杀人？就是需要恐怖。”另外，有的军人有良知并不愿杀人。当时北京体院大学生张建为了保护同学走在最後，一个军官在他的对面拔出手枪，向他腿上开了两枪。张建认为这个军官是有良心的，因为他没有上抬枪口要人的命，很多军人是这样做的，真正承担责任的是中共当局。一部权威性国际年鉴是这样说六四的：人类有史以来最触目惊心的杀戮发生在中国，中共曾经杀戮六千万无辜百姓，对人类苦难的记忆沉重又苦涩，恐怖诡异，荒诞血腥，记忆是自由永恒的代价。
苏绍智则认为“六四”是中共保守派发动的政变。从马列主义学者变成异议人士的苏绍智说，整个八十年代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赵紫阳提出民主法制解决高层问题，结果被推翻。六四是中共内部顽固保守派发动的政变，中国的改革中断。中共改组後，顽固保守派占各级多数，江泽民靠机会主义上台，是保守派，对各级领导人按态度划分，同情民运的罢官。后来中国社会日益恶化，整个社会道德败坏，两极分化，动汤不安，危机四伏。纪念六四目的是研究、讨论、推动民主宪政的改革，民主专制斗争的一环，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觉悟和民主意识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学生明确提出反腐、反官倒、要民主自由，使学运成为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苏绍智说，为“六四”正名要自己争取，要靠坚定的信仰和信念，不能够靠统治者发善心，江是“六四”的最大收益者，胡温也不能主动为六四正名，因为中共是政治利益的集团要维持一党专制，胡温受党文化影响很深，他们对执政缺乏信心，也受江的制约。最近国内传达，六四铁案不能翻，哪有没翻的？历史所有的案都翻了。海外应该支援正名呼声，对天安门母亲和蒋医生进行支援，紧急呼吁给赵紫阳自由，流亡海外异议人士无条件回国，促进中国民主化和宪政改革。
流亡海外的徐文立认为，“六四”就是一个字：痛。他说中国走上这样的路是因为痛：戊戌变法左右的痛是中国弱，被欺负的痛，中国搞变法，可是没有民主；资源贫乏的岛国日本靠明治维新进步到打我们，给中国人一个字：痛。八九民主运动、“六四”屠杀是痛，不痛心就没有做中国人的资格。要痛下决心，改变现状。“我在美国有中学生提问，中国改变成民主国家后，你希望作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说会提议全国人民召开制宪大会。民主的中国最重要的是限制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因为他们有野心，有私欲，得到权力后漠视民众的声音。控制公共权力的人要遵守规则，用道德的观念评价每一个人。中国人知道自己的权利和边界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回答英绍荣先生提问“下一代华裔如何面对六四民主运动，六四对他们有什么意义”时说：他认为，“想到下一代的未来很重要，希望中国未来年轻一代知道自己的权利，知道权利的边界在哪里。”香港的知识份子把六四惨案写进教科书，徐文立希望六四也被写进美国的教科书。中共现领导人不肯这么做，但将来一定要写进课本，要人类不忘记六四大屠杀。
曾经“作证天安门没有死人”的六四绝食者之一周舵，这次作了书面发言，说他亲眼目睹被仇恨火烧得成为疯人的中共士兵犯下残害人类的罪行：“当时我们列队撤离天安门广场，我亲眼目睹了被仇恨怒火燃烧得半疯狂的士兵。从六部口到西单时，我看到那辆後来轧死学生的坦克从我身边冲过，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西单街道中间一片狼籍，是街垒战后的景象，世界上有这样的暴乱吗？……六四绝食宣言之中谈到中国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暴易暴，相互仇恨。我们曾呼吁中国人消除敌意和仇恨，但换来的是机枪扫射和坦克碾压。”
胡平认为，中共政府就是罪犯。他提出，民主化要有中产阶级和市场经济改革的流行观点是不对的。蒙古没有市场经济但完成转型；阿而巴尼亚没有中产阶级，照样转型；俄国东欧是先政改然後经济改革，因此才面对民间自由民主浪潮，其实东欧巨变是那里的共产党不好意思杀人了。在中国因政见和信仰受迫害的，六四前比六四后多。中国经济发展创造奇迹，为什么一党专制反而比东欧突出？中国一党专制，权利监督不在公众，想卖给谁就给谁，可以把自己的政策执行下去，打掉一切不稳定因素。这样没有工会没有监督的地方，对投资者是天堂，中国对经济有控制能力，他的政策有统一性和可预见性，官员发现可借改革发财，当然比以前关心经济，通过权钱交易可以短期积累资本，原有国企私有化。还有中国的政治领域不能碰，人民精神真空，物质欲望空前解放，一门心思赚钱。其实现在中共低估了内在危机，发展畸形造成了贫富悬殊。有人认为，政府通过税收，可以让人有基本生活保障；有人乐观认为法律健全完善会抑制腐败。河北最近发出文件，民营企业家以前的犯罪超过时限的不能起诉。创业初期的犯罪就是和政府官员勾结，权钱交易自己做贼心虚，以前不要提。政府就是罪犯，政府当法官，结果政府以前的贪污腐败一笔勾销。毛搞共产，强行剥夺地主富农的财产，改革开放后又搞全面私有化。中共的政治债比经济债更可恶，可是经济债偿还更难，经济受损害的人占大多数。政治上清算，惩罚的人不多，因为镇压是高层行为，地方官员对开枪镇压没有直接责任。意味着六四平反，只惩罚很少高层几个人。腐败是个人行为，这个问题打击面很宽，很可能出现大规模经济清算，重新洗牌，因此就会有很大的问题，会形成一种浪潮，经济财富分配的格局会纠正一遍。
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倪育贤在研讨会上发表了名为《结语感言》的总结报告。正如有的民运人士指出的，记住六四就是让人类知道专制的可怕民主的可贵。十五年过去了，1989年那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街头大屠杀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六四”大屠杀，这是人类历史上永远的梦魇，良知和人性却让人不敢忘记、无法忘记。“六四”的血腥，让人类的良心惊恐不安，知道魔鬼般的黑暗势力就在我们身边，但是对生存的渴望却支撑着人类战胜死亡的恐惧。光明不惧黑暗，民主不怕专制，正义不怕邪恶，“六四”大屠杀虽然让我们看到了淋漓尽致的死亡，但是那场伟大的民主、爱国运动却如图腾的火焰，照耀着我们一代又一代勇敢的心。
三，海外四大民运组织联合举行活动
第三天六月六日，海外四大民运组织联合举行“中国大陆民主运动海外工作会议”，在纪念六四的同时也总结了海外民运的现状与发展。此次会议在纽约法拉盛喜来登大酒店召开，由中国自民党主席倪育贤、中国民联主席薛伟、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及民联阵主席汪岷主持。据悉，这四个组织均被称为“行动派”，他们一起探讨中国海外民运未来发展的目标。他们分别在第一场的“纪念六四十五周年大会”及第二场的“中国大陆民主运动海外工作会议”上，分享经验及商讨未来中国大陆民主政治的发展。
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倪育贤表示，现在已是将民运从口头上、书面上，转到行动上的时候了。倪育贤指出，民运的目的是唤起中国大陆人民，认识到废除共产党一党专政、还政於民、还产于民的重要性，而要汇合洪流力量，必须有强大的声音。倪育贤说，但多年来，海外民运组织未形成大组织，发挥的力量有限，这种现象是因有些民运分子有私心，自我破坏，加上北京方面对民运搞破坏，以致海外民运未发挥强大声音的作用。他同时指出，民运内部有些人打着民主的招牌，但却给中国大陆政府方面留下了从事恐怖行动的口实，给中国海外民运造成了不好影响，同时还有些人身为民运领袖，却发表不惜用武力统一中国的言论，他称，此言论绝对不能代表民运组织的态度，他称，中国海外民运至今还没有形成主流意见，这已成为最迫在眉睫的问题。费良勇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民主中国阵线提出新的策略：包括将中国的民主化纳入世界民主化的漩涡中。
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指出，中国的海外民主运动需要有一套新的策略和方针，包括树立民主世界观，大力整顿民运队伍，建立体制内外沟通等。费良勇说，民主运动不仅是政治运动，更是思想和文化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不能操之过急。追求民主更要承认人的私心，为己不害人，敢於指出别人的错误，并关心和维护别人的权利。他更反对中国大陆在政治发展以主义、宗教、意识形态立国。北京为打压台湾在国际的空间，与加勒比海小国多米尼克建交，开展金钱外交，不顾国内贫穷入民生活，对海峡两岸关系无改善、而一党专政也是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他同时对民运发展，提出了适应新的形势的策略，包括将大力整顿民运队伍，反腐败、反招安、反渗透、反斗气，中国的民主化必须纳人世界民主化的漩涡中，从街头政治转为议会政治，反对西方对华军售，充份利用网络系统等。
“中国人权”组织的主席刘青表示，在海外从事民主运动，既要有长远的理想，也要有具体的步骤；过去民主运动注重在海外传播人权的理念，现在应该将工作重点放在社会运动上。这一观点得到许多与会人士的认可。亚洲民主基金会负责人洪哲胜、“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民运人士封从德、唐伯桥、孙延及来自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等国的民运领袖也参与盛会。来自欧洲荷茵、德国、法国、北欧、澳洲、日本以及美国东西各部的其他中国民主运动组织，在会上共同回顾与展望海外民运发展，拟定“海外民运反腐败”重新出发方向，反对打着民运旗号搞职业政治庇护、损害海外民运声誉等不当行为。来自荷兰的王钓，德国的潘永忠等对民运作了反思，交流海外民运的心得，探讨未来的发展策略等。与会代表并在会上呼吁，社会各界追求民主需要有远见的民主思想，并要有周详的计划，不能只空喊口号。
四，中国自由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第四天六月七日，中国自由民主党在六四纪念活动期间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选择这一天召开大会是因为这一天紧接在纪念1989年民主运动十五周年的各项主要活动之后，便于聚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与来宾，而且通过“六四”纪念活动对当前中国政治与社会现状的探讨更便于恰当地提出本届大会所确定的方针与任务。这就是：中国自由民主党作为一个中国大陆的反对党，在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新形势下，将带头推动与其他民运组织的协同配合，为消除中共一党专政和争取还政于民、还产于民等迫切重大任务而共同奋斗。主持人潘晴宣布开会，首先为在民主运动中牺牲的志士默哀三分钟。接着来宾刘青、项小吉、薛伟、费良勇致辞。倪育贤作政治报告，潘晴作党章修改报告，方能达作民运组织关系报告，李青作大洋洲地区汇报，王进忠作日本民运报告，王军作欧洲工作报告，李契克作中国民主革命军事准备报告。通过大会代表发言，讨论并通过了新的党章。
《中国自由民主党章程》分为总纲、党员、组织结构和组织原则、党员代表大会、党的主席与副主席、中央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党的纪律、其它等十章共四十五条款，规定章程修改须经党的代表大会过三分之二代表通过而生效。
大会认为，中共在十五年前采用武力镇压民运并非偶然，因为中共的特权腐败早已制度化，严重腐蚀党内成员，其维护私利，敌视民众，和违反人权反之立场已成定势，因此已难弃旧图新，占据主流的既得利益派不可能容忍党内开明改革派与党外民运力量的存在。六四镇压不是在民运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人数最多时，而是在学生已开始撤离时。镇压的目的显然不是清场，而是要造成恐怖气氛以杜绝往后的类似情况出现。正由于以上原因，中共在2002年的十六次代表大会后从“文革”后略有松弛的政治气氛后退，重新强化思想控制与镇压措施。在这种局面下，争取民主不能只是零星意见和自发斗争，也不能只靠政治压力团体。发展壮大名实相符的民主党派已是历史的必然与必须，本党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一历史重任。本届大会选举了二十一名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由倪育贤担任主席，潘晴担任秘书长。副主席一名与组织部长一名，由在中国大陆内部的民运人士郑杰森、史和平担任。本党工作部门分设为组织、宣传、工运、军事、人权、行动等若干主要部门。日常工作项目有组织发展、宣传文教、工运后援、军人启迪、人权维护、行动计划等等，分别由上列各部的部长领导，并由主席与秘书长统一领导。
综观这次延续四天之久六四纪念活动，预示中国民主运动的脊梁依然挺拔。正如中国自由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公告》所说，中国民主化的道路曲折漫长，但只要仁人志士有恒心和毅力，为人民的利益且依靠人民，不断提高自身修养与斗争艺术，就能实现中国的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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