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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执着于“想要从内部改造它”，以致在发生了“六四”大屠杀后的整个九十年代至今，仍有大量知识分子乐此不疲地跻身“体制内”，并以某种代言人的身份出现。我们看到，知识分子被“世俗化”的结果，不仅难以发出那种具有超越信仰的真实的声音，甚至也没有超越刘宾雁时代的良知层次。另有一些人则令人瞠目地沦为“守护金库的走狗”，更是不值一提。
为政治写作的牺牲者
舆论报道刘宾雁80寿辰暨他作家生涯60年纪念。一个甲子年的写作生涯，对任何一位作家来说，都应该是漫长而辉煌的。但由作家推及作品，不由让人黯然。客观地说，以刘宾雁的才华、气质与人道关怀，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罗曼罗兰。但他没有这个机遇。这不能不再次回到那个顽固不变的理由――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等作家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背景。
同样，涉及中国当代文学，这也是一个令人振振有辞但却难以启齿的话题。当代中国作家，的确可以不厌其烦地陈述现实主义政治文学或商业写作的理由，但是一经谈到作品，这些毕竟读过或见识过中国现代和现代以前的文学大作，对西方文学巨匠及其作品也并不陌生的人们，还是不免有几分羞涩的。远的不说，相邻的日本文学，通过对战争文学的整理，以及独立的新老文学家的内省和思考，走出了战争文学的颓唐与绝望，从而获得了构筑精神自由的文学契机，产生了大量具有优秀文学品格的作品，弥合了因由战争而造成的文学裂痕，使得日本文学继川端康成后有了一个合乎文学规律的现代性历史传承。
相比之下，中国当代文学仍然处于满目苍凉的废墟之中。在长期的极权专制，继而市场专制的双重压迫下，中国作家几乎没有喘息之机就被卷入了世俗社会的各种狂潮。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导文学为政治服务。人学彻底地沦为政治学，「讲话」自有其“符咒”的作用，但是，作家和艺术家的热情响应或参与，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斯.茨威格在谈到如何确定自由和权力间的界标时指出：“在人的本性里深埋着一种渴望被社会吸收的神秘感情”。在这样一种“神秘感情”驱使下作家的现实主义投入，在极权专制社会中，几乎无可避免地经历“被用”、“被辱”或“被废”的遭遇。
老舍、郭沫若、曹禺这三位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分别以小说、诗歌和戏剧各领风骚的文学大家，在共产党执掌大权后的一党专制下，老舍不堪受辱，投身太平湖，留下了一介文人以身殉魂的悲壮感叹。郭沫若和曹禺身不由己地“为党所用”，前者从一个自由浪漫的“诗圣”，被改造异化为发不出真实声音的“哑圣”；后者经历过最粗暴的人格侮辱和极度恐惧后，才华尽失，再也写不出那种他所崇尚的真正的文学作品了。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奉命文学”，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文人永远的内伤和耻辱。这样一种来自外部压力和内心恐惧、抑或一种盲目服从的文人劳作，表现在作品中便是对文学本质的全面背叛。其直接恶果，是导致中国当代文学患了严重的“集体谵妄症”，陷入迷乱虚拟的“真实”中，至今难以治愈。
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指“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作家），经过“讲话”和文革的彻底“洗礼”，无论这些作家所持的立场若何，在他们的诸多作品中，从人性到文学性首先都渗透着“革命性”和“党（文化）性”。抛开“商业文学”不论，那些自诩为“大题材”的严肃作品，例如自八十年代以来充斥中国当代文坛的“伤痕”文学，或“问题文学”等现实写作，紧贴生活，紧贴政治，一直没有走出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规定性”，缺少基本的文学品格。作家写作如复印机一样，把生活表层发生的事情搬上了书面，却排斥了文学自身所具有的超越现实的属性，也没有叙述文学自身所包涵的知性世界，好象这个时代的作家都成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因受伤而萎缩的文学细胞力所能及的，只是用文字絮叨着定格在记忆中的一场恶梦。这似乎可以看作那个没有艺术家的鬼魅年代的文化特征。把文学殿堂变成嘈杂的茅草屋，便是同时代文学“谵妄症”患者们的集大成。
值得一提的是，让中国读者最具悬念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和被迫放逐的诗人黄翔，虽然各自经历迥然不同，但他们都以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不仅从时空上、更重要的是从精神上摆脱了那些“谵妄症群体”的传染和追杀，得以在人类文学的殿堂里，各以自己的极致叙述文学的本质。
至于某些“谵妄症”发展到不可救药程度的作家，喜好关起门来自己排坐次，也未尝不可。排出个成百上千甚或上万的名次，大家互相捧捧场，高兴热闹一番，倒也聊以自慰。前提是千万要蒙上眼睛。不要左顾右盼，也不要瞻前顾后。也就是说，不要跟中国现代和现代以前的作家比，也不要跟任何时代的外国文学作家比，同时要注明自己是受伤致残的、第三世界的弱势作家群体――如此而已。
这不是说中国没有名作家，但名作家不一定有代表作，这也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这并不是说大陆没有好作品，但多为“当下之作”，缺乏普世价值，没有跨入文学自身所包涵的“时间”这一历史长河（崛起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获得长足发展并日益兴盛的杂文和杂文家不在此例）。同时，一些很有天赋的作家，因为生不逢时，只能悲壮地牺牲自己文学性的一面，让文学为政治服务，最终成为现实政治的牺牲者。
刘宾雁不幸也是这样一位为政治写作的牺牲者。
尽管刘宾雁的叙述包含着一种普罗米休斯式的英雄气概和为信仰奉献的精神，但是他的信仰中自觉流露的某种世俗的东西，严重妨碍或影响了他作为作家的创造性。刘宾雁认为“文学不能回避其战斗的使命”（「刘宾雁言论集」）。他的写作，因而也是一种内谴式的“使命”写作。这在他极为有限的写作时期及其作品中都有充分体现。其中值得称道的还是他在海外完成的「刘宾雁自传」（香港「新光出版社」1990年）。其它多篇报告文学，与其说是作家的作品，倒不如说是记者的写作更加恰如其分。
刘宾雁说：“明知写报告文学更苦，更慢，还得为每一篇料理后事费大功夫，伤很多神经细胞，但良心上却轻松一些。如果与此同时，它还能唤醒人民尚未泯灭的天良，加深一点人民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增强一点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就使作者分外满足了。对于作者本人，有时也是一种镇痛剂，是良心上的自我安慰：我总算做了一点这个时代有这个条件的中国人不能不做的事。”
这样一种使命感、现实感及明确的目的性，不能不说是有悖于文学本质的。因为“思想家与党委委员相比，更为重要和有力；也就是自由思想比重复口号更具创造性”（爱迪安勃尔语）。但这又不幸是中国当代良心作家的写照。这种情况正如班达指出的那样：“应该把尽量客观地描写人的灵魂活动及其冲突作为自己职责的那种知识分子。比如莎士比亚、莫里哀、巴尔扎克，他们证明了这种职责能够获得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完全纯粹的东西。但是，这种职责因为屈从了政治目的而被歪曲了……这倒也不是因为他们在故事的中间撒满了具有倾向性的思想，却是因为不给予故事的主人翁以公正的和自然观察相应的感情与行动，而以作家自己政治热情的要求来描述主人翁的种种”。
刘宾雁的遗憾不仅于此，还在于那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学意识，几乎妨碍或局限了作家思想的自由和写作的自由。自由主义者往往逃避自由，也似乎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误区。从中可以分析，为什么离开了那个“为政治写作”的社会环境，没有了那个狂热欢呼的群众场面，刘宾雁和刘宾雁们便陷入了“自由僵化”的另一种困境。
其实，依照刘宾雁对自己的期待，海外这十七年，他完全有可能写出更多真正的优秀文学作品，但他先是以他一贯的奉献精神到各个大学演讲，不断接受媒体采访，并主持中国学社和办刊，以至“连读书的时间都没有了”。之后，正当他可以静下来思考与写作的时候，却不慎陷入海外民运内部的是非纷争，发出“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小毛泽东”的慨叹。面对形形色色的“小毛泽东”，这样一个意气风发的“汉子”，竟一度陷入一种难以叙说的苦衷里。再后来，就是病魔缠身……
行文至此，我想说，尽管刘宾雁的一生充满矛盾和困惑，但他本身提供给我们的思想资源却是丰富的。
与刘宾雁同时代的著名诗人、杂文家邵燕祥在他那“忏悔录”式的私人卷宗「找灵魂」一书中，以一位知性思想家的深刻反省，为自己那过去的30年（1945－1976）刻下了这样的墓志铭：
政治上无名的殉难者
文学上无谓的牺牲者
邵燕祥这样一种理性而冷峻的自我审视，拒绝了所有可以苟且并让人们心安理得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显示出诗人超越的信仰，令人肃然并心怀敬意。
概括刘宾雁的政治写作生涯，与邵燕祥所刻的铭文又有何异呢？
在纪念刘宾雁八十寿辰的日子，写下这样的文字，似乎有点违背笔者的初衷，也有点不合时宜。但我同时认为，包括个人的、政治的、国家的或民族的任何实际理由，都应该让位于知性理由――假如我们智慧尚存。
2005年4月6日于巴黎古道且闲庄
原载香港「前哨」月刊2005年6月号。
主要参考资料：
「刘宾雁自传」（香港「新光出版社」1990年）
「刘宾雁言论集」（香港「香江出版公司」1988年2月）
「走出幻想」（刘宾雁「北京之春」1993年12月号－1994年3月号连载）
「知识分子的背叛」（班达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
「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邵燕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
「痛苦的民主」（安琪「艺苑出版社」1989－1994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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