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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琪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
他捧出自己的良心。
――作者题记
今年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著名记者刘宾雁先生的八十寿辰。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新闻领域以“春秋笔法”闯新闻禁区，独领共产党治下公开揭露黑暗面、批判党内不公与腐败之政治风气的刘宾雁――这个对祖国、对同胞怀着满腔热忱的“汉人”，这个用良心思考与写作的激情记者，竟是在身患绝症，有家难归，“失去了土地”的天空下度过他的八十高龄，闻者无不扼腕慨叹。
八十岁的刘宾雁，体验和见证了中共专制统治的全过程。刘宾雁19岁时怀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憧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作为「中国青年报」记者，因先后发表纪实报告文学「在桥梁的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真诚地批评党内问题，被毛泽东指为“想把中国搞乱”而被打成极右派，下放到农村长达22年之久。1979年获“改正”。期间刘宾雁以「人民日报」记者的身份干预现实生活，写出了中国当代新闻的震憾之作「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等报告文学，在中国社会、特别在文革后高考入学的大学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作品一经发表即遭禁止，但刘宾雁这个名字却在民间争相传阅的其作品中，成为当时的大学生和新闻从业者心目中的偶像。
“刘宾雁效应”持续到1987年，在隔年一度（即八十年代规律性的“逢双〔年〕改革开放，逢单〔年〕反自由化”）的反自由化运动中，他终于没能“过关”，与首当其冲的中共党总书记胡耀邦同时遭到整肃。胡耀邦被迫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没有官衔的刘宾雁则被开除党籍（假如也没有“党衔”，恐怕只有“引颈试刀”了。可以设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许多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其中应该不乏“保险投资”者――笔者注）。随后，刘宾雁应美国哈佛大学邀请出国访问，期间发生震惊世界的“六四”屠杀。刘宾雁和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一样，对中共暴行进行无情鞭挞和批判。他那强烈的爱憎和激情，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与幻灭，他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反思，以及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和对那片土地上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公的痛心疾首，都使他寝食难安，犹如一位当代屈原，发出良心的追问和控诉。
两篇文章＝22年苦役。几篇报告文学＝17年流放。这是一条多么难以理解的数学公式啊。一个人前后近40年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就这样灰飞烟灭了。真是“把酒问苍天，不知天上人间，生命值几何？”
“中国特色”的良心悖论
刘宾雁是作家，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记者。无论从五十年代在「中国青年报」，或是七十年代末乃至几乎贯穿整个八十年代在「人民日报」，刘宾雁只要身在其位，就“未敢忘忧国”。他持着新闻记者的“舆论之剑”，针对专制制度下的各种“重点题材”，以一颗赤诚之心，行使自己写阴暗面和干预生活的权利。
笔者在“中国的良心”这一“通称”中加了限定词“极权”和“符号”，在于说明“这一个良心”的特殊性。刘宾雁是在“极权专制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在那样一种万马齐喑，“党指挥枪”，“枪口”瞄准一切“笔杆子”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那无畏的献身精神，无异于飞蛾投火，具有悲壮而宏伟的美学意义。
这里的“良心”，是拒绝承认专制压迫下的谎言。是说出“皇帝的新衣”的客观真相。在中国社会结构和政治语境发生很大变化的今天，我们仍能强烈感受到刘宾雁“良心”的道德力量。因为他在“党的喉舌”的绝对控制下，指明了一个平凡的和基本的常识，即：真理的存在。
刘宾雁曾援引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哲学家埃里克.弗洛姆（ErichFromm,1900-1980）在「为自己的人」一书中的话说：“人的内心里同时有两种良心，一个是权威主义的良心，一个是人本来的良心。权威――家长、国家或任何其它权威，可以把它的声音输入到人的内心，使外在权威内在化”（刘宾雁「走出幻想」下同）。
对此，刘宾雁的内心体验是痛苦的和深刻的。他说：“你以为你自己的思想在指导你的行动，你自己的良心在判断善恶是非，作出取舍，其实，那原本是代表中国共产党或毛泽东之需要的那些思想、意志和是非判断标准在起作用，而你却认为是你本人的，并且常常以这种声音压倒你作为人的那个真正的良心”。
这里道出了一个关键的真实――良心的真伪。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样一种“外在权威内在化”，不可避免地混同或者模糊了“作为人的那个真正的良心”。在这种难以觉察的、受到内在不自觉迎合的“外在权威”影响下所展示出来的那个良心，就会有真有伪，真伪难辨。它的表现形式为：或真中有伪，或伪中有真，或真伪参半。其结果，个人难免陷入他所执着的那个“良心误圈”，并常常会因为事与愿违而感到内心痛苦和困惑。
这似乎是专制极权统治下具有人格理念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体验。这也是笔者称之为“极权中国的良心符号”的第二层含义。
古往今来，在中国的政治环境里，那个“内在化”的“外在权威”的资源是相当贫乏的。除了当政者所推崇和规定的“基本教义”外，没有任何其它参照系。因此它一经“内在化”，就会自动地对那个“真正的良心”起支配性作用，并试图改造那个“真正的良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良心也是脆弱的和不可靠的。与法国人常说的HONNETE（诚实，正直，公正，善良）不同，中国人常把良心挂在嘴边，动辄“凭良心讲”，“凭良心做人”。事实上这里的“良心”是夸张后的泛指，接近HONNETE的意思，与知性价值层面的“良心”无关。诚实，正直，公正，善良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基本素质。但有上述品质的人，不一定要上升到“良心”层面去理解。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里的突变，有“良心发现”的意思。“良心”具有更深层的含义。
从某种程度上说，作为“中国的良心”，前提首先是符合“权威――家长、国家或者其它权威”的良心。这一点基本上在“外在权威内在化”的“自律”过程中完成了。之后所剩无几的作为人的“真正的良心”，在表达中不可避免地是带有“权威”痕迹的，并因此得以在极权专制的绝对统治下（获得某种权势的同情或被默许）传播或推广。
法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提倡普遍价值的杰出思想家朱里安.班达（JulienBenda，1867－1956），在他颇具盛名的著作「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指出：“价值的顶峰是正义”。
在上述近乎“死角”的“良心悖论”中，个人怎样才能叙述正义呢？
这个问题只能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里才能得到较为准确的解答。也就是说，“良心”要用“中国特色”做注脚，才能最终说明“这一个良心”。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良心”所包涵的意义指向和价值。因为我们不能回避一个明显而敏感的事实――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本身人文精神的缺失和现实功利政治（包括来自外在的和内在的诱惑或恐惧）对良心构成的局限。
“臣死谏”模式的传统知识分子
刘宾雁说：只有在大陆，才是我真正的活动场地。
事实上，大陆既是他“活动的场地”，也是他受难的场地。这两者似乎难以分开而论。历数中国青史留名的人物，似乎无一例外。就文人来说，或因言获罪，因罪（冤案平反）留名。或以“带罪之身”，恪守其节，竭尽君臣之道。或以死进谏，昭示“王道”。古人“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似乎成为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不变的“职责模式”。“不以成败论英雄”，不幸成为永远处于“败势”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情豪语。
刘宾雁是一个富有人道关怀和悲悯情感的人。他的文人气质和记者的敏锐，他的激情和童真，他的谦虚好学、孜孜不倦以及对他人的关爱和常人之心，构成了他的人格魅力。
刘宾雁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与同时代的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在目睹了国破家亡和国民党统治末期的腐败、堕落和社会不公后，刘宾雁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五十年代中期他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两篇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让这个热忱理想的青年一夜成名。“这样我就和这个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靠得更近了。我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我的自我和我的创造力在这一年初次有了表现机会。”
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正在于此。你要想有所作为，就得先认同那个由统治者规定的“道”。之后你便不由自主地被纳入了那个所谓“道”编织的各种“套子”。与过去走“仕途之道”不同，“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走的是“入党（组织）之道”（似有悖于传统仕人“君子群而不党”的古训）。国民党败落以后，参加共产党，就成了“在‘道’（即在组织）”的唯一的和基本的条件。成为“党”的一员后，无一例外地被“党组织”视忠诚（第一要素）与特长或才能，或据其第一要素，重点定向培养，并分别融入各自的“套数”。虽然“套数”有别，但“条条‘套数’通‘党纲’”，每一种专业或职能，都是为“党纲”而作用的。这有点象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怎样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而注重现实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经“入道”，便只有“听党由命”（陈伯达语）。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事实上已经成了“为党所用”的“党的知识分子”。其中有被管的因素，也有很大程度的“自律”因素。
刘宾雁的童真和行为是一致的。正是这样一种高贵的品质，在“为党所用”的过程中却让他为“套子”所缚，深陷痛苦与困惑之中。
与许多相同命运的“党的知识分子”一样，刘宾雁对不同时期自己与党“保持一致”（包括在怀疑不解和受不公平待遇中）有很深的思考和剖析，当他偶尔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中一员时，他“心安理得”地“同那个阶层认同了”。直到1984年他才从「人民日报」一位老记者那里听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大饥荒中，约有三千万人死于非命。
于是，刘宾雁想要“从内部改造它”。
至今仍具争议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侧重点与其说是是他们的苦难，还不如说是他们的力量。目的是鼓励人去战斗，而不仅仅是唤起读者对受难者的同情”（刘宾雁语）。
在那些轰动性的“大题材”中，刘宾雁同时关注普通民众的疾苦。那些被奸污的女工，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们，都让他难以成眠。八十年代中期，在他采访期间，当黑龙江一个工人因与他交谈过便被当地公安抓走后，他心急如焚，怕这位工人遭遇不测，想方设法进行搭救。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刘宾雁自传」）。
这无疑是一种卓越的人道关怀，但不幸却被贴上了共产主义标签，而陷入了由唯一的“党”所掌控的共产主义话语权利所设计的“套子”。
细究起来，“从内部改造它”本身就是过于实际（或太不实际）的想法。法国作家爱迪安勃尔引述班达的话说，那种“‘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而且为了使敌人投降，表示出对他们的价值观给予某种评价’的方法，只能说是世俗的圣职者的方法，经常是很危险的。因为历史‘证明了事实往往不是知识分子启蒙世俗的人们，而是世俗的人们把知识分子世俗化了’”（「知识分子的背叛」序）。按照知识分子的定义，这种方法常常会被视为与当政者合作的一种托辞，难避功利之嫌。但这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常态”。而且并不矛盾地在许多人身上显示出某种具有高尚理想主义献身精神的无私与无畏。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刘宾雁几乎是一厢情愿地以一个“当家做主人”的主人公站立者的姿势、而非一个被奴役的屈尊者的姿势来叙述自己的理想和人道关怀的。这充分体现在占据他六十年写作生涯中不及十分之一的记者活动中。笔者和八十年代的许多新闻从业者一样，首先都是在刘宾雁这个名字的鼓舞下，满怀理想地投身于中国的新闻事业，并在争取新闻自由的过程中，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可以说，刘宾雁是启动中共治下新闻自由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在那个没有英雄的时代，他捧出自己的良心。
不可“移植”的“良心”
然而，每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回避的现实是，“这一个良心”，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独立的。这就传达出另一个信息：“中国的良心”是不能“移植”的。首先它不具普世性。离开了中国，离开了“中国特色”，特别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有人文传统和自由民主精神的文明社会，那个为突破专制政治中的各种“禁忌”而甘愿舍身的“良心”便无用武之地了。因为在自由的土地上，惟其自由，良心作为一种终极价值观，被放置在一个超越各种现实政治的知性世界的高度。这个良心，它对正义的张扬不仅仅是现世的。它也不为热闹或曰主流所左右。它是悲悯的，恻隐的，有历史感的，也是超越世俗政治的。一句话，这个良心是独立于任何党派和族群的。它只接受真理，反对邪恶。它如镜子一般明朗、清晰，绝无丝毫的暧昧或含糊。
而“中国的良心”，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土地，便失去了那个“特色良心”存在的机遇。
西方圣哲说“诚信即是智慧”。作为同样有幸可以自由地思考和表达的人，我认为应该直接探讨这个令人尴尬却客观存在的事实。非如此，就称不上基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套用笛卡尔的语言模式：我在，故我辩。我辩，故（真）理昭。
反思整个八十年代，刘宾雁对自己的批评是严厉的和客观的。比如他对邓小平的幻想，甚至当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他仍然天真地认为邓小平是“不得已而为之”――可以说，这几乎是当时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想法。刘宾雁坦承这一点，这让他有别于那些“常有理”者和永远拥有“话语权利”的大言不惭者。
刘宾雁不无苦涩地说：“你活着，是为了对社会的进步发生一些作用。但为了发生作用，你又不能不限制自己，同环境作某种妥协。”
寄希望于一个“开明君主”，对“君主”的错失，用“不得已而为之”来设身处地为其开脱。对个人则是“不能不限制自己”，以保证自己发挥有限的作用。这是多么现实而又结实有效的“套子”啊。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主动、自觉、加上几分无奈地让自己适合于那个“套子”的，所谓“克己复礼”者是也。这似乎也可以理解“中国的良心”之所以能够在那样一块土地上存在的理由或者偶然性。其中包括对权威的认同，以及参与受威权主导的现实政治。悲剧在于，那些由党的教义所编织的“套子”越来越紧，“套数”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变化无常，让身陷其中的知识分子难以适应，许多人不得不付出“有时甚至要牺牲自己的良心”（韦君宜「思痛录」）的昂贵代价。到了二十世纪末，就有了“开明”独裁者邓小平和因平反而一度感恩戴德的“党的知识分子”的相互融合。殊不知，新的“套子”已经准备就绪，“八九六四”邓小平一翻脸，即“请君入套”。
刘宾雁说：“正是在我要同心同德为这个党的事业主动地、多少有点创造性地献出我的力量时，我却开始成为它的最危险的敌人”。其实，共产党的同路人成为其“最危险的敌人”，原因远不是海外媒体和某些西方学者所想象的所谓自由思想者或曰民主派的反叛抑或是政见不同（共产党从没有给任何个人议政的权利和机会），也不是所谓知识分子的坚守与知性批判。而仅仅在于他们“还能表现出一些良知”（奥古斯丁「忏悔录」）。
这里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知识分子怎样才能关注或参与生活，同时又有超越的信仰。
班达认为：“知识分子的规则是，当全世界在统治者面前屈服的时候，也应该正气凛然地站立在那里，对于这种邪恶用人类的良知与其对峙”。
用这个标准审视中国知识分子，惟有林昭当之无愧。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北大女生林昭，在牢狱中度过九年后刑期未满就被这个政权非法地秘密枪决了。因为她不仅指出“皇帝的新衣”，而且拒绝与这种在光天化日下赤裸裸的野蛮人为伍。在这个强权暴政下，林昭这样的人就不容许存在。她的名字被长期淹没在世纪的尘埃里，在她身后近五十年都不能提。甚至遇罗克、张志新等名字都可以提了。因为说到底，后者的反抗终究没有走出“恨其不争”的局限。执政者可以找到诸如“四人帮”类的替罪羊来开脱。随着中央领导人的更新换代，开脱就越来越容易。相信到执政者认为“合适”的时候，“六四”屠杀也会找到一个替罪羊的。那时，执政者会与耿耿于平反的人们一起找到一个“平衡点”，来一个“含泪带喜”的“大团圆”结局，将这一页“历史性”地翻过去。
林昭则不然。林昭“决不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胡杰：纪录片「林昭」）。这样一种“常识”的展示，对甘于奴役的传统文人来说，是振聋发聩的。她标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底线和高度。当年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同上），这种情景正如斯.茨威格所说：“人道主义者虽然知道真理，却不敢为真理斗争”（「异端的权利」。下同）。林昭个人（五十五万分之一）以“常识”对暴政的反抗显然是“蚍蜉撼大树”，最终成为一位“没有抵抗力量、被优胜者暴力压倒（消灭）”的人。但是，林昭为精神上的自由，为捍卫正义和真理而献身。这样一种良心反抗奴役的斗争，“超越了它所发生的那个时代时空的限制”，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林昭是“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
相比之下，认为，“党内有好人”，“客观上存在的那个共产党和我们心中的那一个，两者之间的差距绝不更小”（刘宾雁语）。这种思路并没有走出共产党文化的思维定势，沿着这个思维，所有的批评终难逃出毛泽东时代就一再提倡，却一再压制和打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的生活会”的巢臼。道理很清楚，“知识分子只有在对人们宣称自己的王国不属于世俗的现世的时候才是强有力的”（班达语）。知识分子的职责是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和普世的立场上，伸张正义和真实。而不是陷入现实政治中，在党派族群之间去判断是非好坏，并扮演一个好共产党员的角色。这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资源的匮乏，注定了“党的知识分子”的局限和悲剧。正如刘宾雁自己所表白的那样；“同世界上所有的罪人相反，我们宁愿不替自己辩护，无言地走上绞刑架。那个‘听从党的处置’的意念是那样强烈，我甚至很少去想一想，在这种态度里，对于‘抗拒从严’的恐惧，亦即企图使自己的妻子儿女在这场无法逃脱的大难中少受一点痛苦的心理究竟占了多大比重”。
“国家都是腐败的”――正因为如此，包括西方民主社会在内的知识分子便有了自己存在的理由。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狂热地宣扬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的参与。但这种参与应该具有某种内在的理性逻辑和超越性。左拉为了德福雷而斗争，发出了「我控诉」这样的良知的声音，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而法国当代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现实主义投入的直接结果，则是当知识分子的理念与执政党的理念发生某种偶然巧合时，便导致了法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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