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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对当事人的公开、公正的行政调查、取证过程；
出具的《通知书》无预定格式，无编号；
出具的《通知书》，没有告知当事人不服行政决定的任何救济方式和主张权利的期限。
4、诱导性执法
6月21日下午两点，当事人的成员，即一群成都的基督徒市民，开始举行内部的会友大会。被申请人的执法人员已经进入现场。然而，直到被申请人的执法人员黄伟等人，上台阻止会议，出示打印好的《通知书》之前，被申请人没有对当事人进行任何现场的调查、询问，没有询问笔录，没有现场取证，在作出书面行政决定之前，被申请人没有标明执法身份。这是典型的秘密取证、诱导性执法的非法行政行为。
5、“行政处罚通知书”是无法确认其行政行为类别与效力的无效文件
其一，行政法上，没有“行政处罚通知书”。只有“行政处罚决定书”。换言之，一切政府执法，必须先根据合法的程序，作出行政决定，制作行政决定书，然后送达通知当事人。而不能直接“通知”当事人已经被罚款，或已经被取缔了。被申请人显然将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为，和对“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行为，混在一起。根据这份于法无据的《通知书》，申请人无法确认被申请人已对申请人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因为被申请人事实上并没有向申请人送达任何行政处罚决定。
其二，《行政处罚法》对何为行政处罚行为，有明确的规定：
第八条 行政处罚的种类：
（一）警告；（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四）责令停产停业；
（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六）行政拘留；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最高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予以取缔的行为，也不被列在行政处罚行为的案由中。在目前行政法学界的通行观点中，予以取缔的行为，被普遍视为一种行政措施，而非单独的行政处罚行为。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的“行政处罚通知书”，无法确认其行政行为的类别与效力。
其三，如果将予以取缔的行政决定或行政措施，视为与“责令停产停业”相似的责令行为，那么不但不能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且按着《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属于应当告知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程序”的重大行政处罚行为。
第二、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6月21日作出该《通知书》的行为，因缺乏行政调查，及上述文件制作上的违法，从而严重缺乏事实依据。
其一，被申请人出具的《通知书》，未载明当事人的任何违法行为及其确认的事实；即当事人到底做了什么，违反了35条。并且该通知书的全部内容，都是预先打印好的，而非在现场根据当事人的违法情况填写的。其制作过程不但是“当场”，荒诞的是，还先于“当场”，以至于被申请人的《通知书》上，竟然没有确认当事人任何基本的违法事实。
其二，因为被申请人的秘密取证和诱导性执法，直至被申请人作出并宣布、送达《通知书》之时，被申请人没有向申请人告知任何违法事实，没有在通知书中载明和确认任何违法事实，也没有向申请人调查、询问任何与违法事实可能有关的问题，譬如这个“非法筹备”中的组织，它的成员分布、拟开展的业务和活动地域等。而这几项正是确定管辖权的主要依据。同时，这次“会友大会”的性质是什么，是否属于法人社团的“筹备行为”，是否属于以法人社团的名义对外从事民事活动？
第三、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6月21日作出该《通知书》的行为，法律依据不足。
其一，尽管《通知书》提及《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第35条，但35条中涉及到三种情形：
未经批准，擅自开展社会团体筹备活动。
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
被撤销登记的社会团体继续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
但《通知书》没有告知当事人，到底属于哪一种以35条为执法依据的情形。因为如上述，《通知书》没有调查和确认当事人的任何违法事实，当然也不可能给出具体的执法依据。
其二，最重要的是，被申请人在没有向申请人进行任何行政调查、笔录询问之前，径自以“秋雨之福教会”为违法主体，认为该“教会”违反35条，予以取缔。那么被申请人应当在作出行政决定之前，有足够的法律依据，问答以下两个问题：
什么是“教会”？
“教会”必须按着《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登记为“社团法人”的法律依据在哪里？
就如有50位公民聚在会议室内举行同学聚会，他们正在推选同学会的小组长；或者50位老干部正在召开茶话会，并推举他们中间每次召集茶话会的负责人。如果民政局闯入告诉他们，因为没有登记，因此予以取缔。民政局就必须回答：
什么是同学会？
“同学会”必须按着《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登记为“社团法人”的法律依据在哪里？
申请人希望展开以下六点的论述和事实：
1、“教会”是一个基督教的神学概念，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在圣经中，“教会”的原意是被上帝“呼出来的一群人”。教会与教堂不同，教会指向一群具有相同信仰的人的生命关系，而不一定指向任何建筑物、或法律上的社会团体。按着基督教的教义和传统，被称为一间“教会”的群体，可能有上千上万人，也可能只有不到10个人。从宪法和行政法的结社自由的角度讲，一间教会可能登记为“法人”，也可能不登记为“法人”。
2、公民自愿的结社、聚会或团体，包括了法人社团和非法人社团。
如同学会、茶话会，就是非法人结社的典型。他们一样可以有自己的名称，也可以有内部管理，有民主投票。非法人结社，不能享有法人的资格，譬如不能以“同学会”的名义签订合同，从事民事法律行为。换言之，只有当一个未经登记的“非法人团体”，以法人名义从事民事活动时，才属于《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第35条予以取缔的行为。不然，《管理条例》就严重剥夺了公民的结社自由，就等于说，公民的非法人性质的结合、聚会和团体，都一概非法；以及凡50人以下的公民结社、聚会和团体，都一概非法。
3、《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宗教事务条例》中，都没有出现“教会”的概念与定义。
因为这是一个神学概念，而非一个行政法上的概念。对政府来说，一群人愿意称自己是“教会”，和愿意称自己是“同学会”或“亲友团”，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除非“教会”是一个在法律上有着明确定义、不能随便使用的社团概念。
在《宗教事务条例》，仅将“教堂”列为宗教活动场所之一，而没有要求“教会”即一群基督徒在其信仰中的连接关系，必须登记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宗教团体：
第十二条 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当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以及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内举行，由宗教活动场所或者宗教团体组织，由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主持，按照教义教规进行。
同时，《四川省宗教事务条例》，则对何谓“宗教团体”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其中不包括任何具体的“教会”：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所称宗教团体，是指依法登记成立的佛教协会、道教协会、伊斯兰教协会、天主教爱国会、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天主教教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等宗教组织。
4、《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宗教管理条例》和《四川省宗教事务条例》都没有将“教会”视为宗教团体，或要求必须登记为社团法人。
事实上，非法人的教会，并不在上述三部行政法规或地方法规的调整范围内。申请人是否愿意登记为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是申请人及其全部成员的自由。除非申请人在未经登记的情况下，以法人资格从事民事法律行为。被申请人没有充足的法律依据，要求申请人必须登记。并进而以没有登记为由，予以取缔。
换个说法，一个本来就不具有法人资格、也没有以法人资格对外从事民事活动的聚会或公民的联合，事实上也不可能被取缔。因为这是一个无法执行与操作、也没有必要操作的行政措施。因此，在6月21日现场，并不是一间“教会”被取缔，而是超过50位的中国公民的人身自由，受到了被申请人缺乏法律依据的强制和侵犯。
5、解释和判断什么是“教会”，超出了民政局的管理权限和能力范围，因此侵犯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如果“教会”的概念、性质，以及是否应当登记，都无法律依据，那么被申请人对“教会”之概念、性质的判断和认定，就侵犯了申请人全体成员的宗教信仰自由。意思是说，一群基督徒是否可以称自己是“教会”，或者“团契”（这也是一个基督教称呼信仰群体的神学概念），竟然是由民政局来认定的。
6、迄今为止，无论青羊区、成都、四川还是全国范围，没有一个以“教会”名义在民政部门登记为社团法人的例子。
以申请人所作的了解和研究，被申请人无法提出一个登记为法人社团的“教会”的先例。如《四川省宗教事务条例》的列举，涉及基督徒的法人宗教团体，只有“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两家，而它们都不是“教会”。同时，作为特殊的人民团体，“三自会”也未在民政部登记。
因此这就很荒诞了，如果相关法规从来没有定义“教会”是一种必须登记、以及必须以法人资格出现的社会团体，民政部门也从来没有要求过“教会”必须登记，事实上全国的民政部门，也从未登记过任何一个“教会”法人。那么被申请人以未经登记、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理由，以一个漏洞百出的当场“行政处罚通知书”，来取缔申请人作为非法人之公民团体的地位，显然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
综上意见，被申请人6月21日以不适当的名称、不适当的程序、向不适当的主体作出的“行政处罚通知书”，无论在法律依据、事实依据及执法程序上，都自始无效、不能成立。申请人不但希望维护基督徒作为普通公民之一员的正常权利，也希望帮助被申请人提高行政执法的水平。因为在《行政处罚法》和《四川省行政执法规定》颁布十几年之后，青羊区民政局的执法水平和对依法行政的尊重，都如此欠缺，申请人认为自己有责任透过维护权利、寻求行政和司法救济的行为，来帮助他们。
以上意见，都是技术性的，在现在有法规的层面上，足以论证被申请人的行政决定或行政措施是非法的。至于涉及到社团登记、宗教事务相关法规本身的严重问题，以及国家在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方面的立法不作为，一方面架空宪法，导致行政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高权规制，使公民的日常活动（包括丰富的宗教活动形式）长期缺乏规则；另一方面也使政府的行政执法，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从而既使广大公民享有宪法权利的行为，被置于“普遍性违法”的境地。同时也使行政部门的干预和管理，同样常常限于“普遍性的非法执法”的境地。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这一非法行政行为，实际上涉及到三个层面：
1、执法程序上的非法性，完全不尊重基本的依法行政的要求。如果民政部门希望在解决、调节家庭教会法律地位这一重大的社会议题上，扮演一个积极的、有益的角色，并以此案为标志，向家庭教会提出要求登记的信号，那么被申请人的“技术活”实在非常令人遗憾。
2、《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到底如何看待和判断法人结社和非法人结社。如果《条例》将经登记的法人社团，视为唯一的公民结社的形式，意思是宣称一切其他的公民结合、聚会和连接都是非法的。那么《条例》就缺乏上位法的授权，直接限制和剥夺了结社自由这一宪法权利。也直接违反了《立法法》的第8条，即“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必须制定法律。
3、涉及到公民自治的议题，即一群公民，能否以民主的方式在他们内部的关系中进行自治和管理。或者说，民主投票是一种现代文明社会普遍的生活方式，还是一种特定的、不经批准，就不准擅自采用的制度性的管理方式？在美国的911事件中，乘客们召集临时会议，透过民主投票决定是否向劫机犯反抗。按着青羊区民政局的立场，这就是未经登记的筹备非法组织的行为。小朋友也可以投票方式选举他们的班长、小组长，同学会也可以制定关于会员资格、召集方式等内部规则。这个案子的第三个层面，就是因为不恰当的理解和适用《条例》，从而剥夺了公民之间的自治空间。
申请人希望在之后提交的委托代理意见、及在今后提起行政诉讼的环节中，对上述第二、第三点，展开更细致的论述。
希望成都市民政局，能够本着法律、良知、专业性和服务精神，及开放和值得尊敬的价值观，来依法进行行政复议，履行自己在公民、社会、下级机关、舆论及历史面前的责任。
申请人再次提出复议请求：
不服被申请人6月21日予以取缔的当场行政决定，请求确认该行政决定为非法行政行为。
此致
成都市民政局
申请人：秋雨之福教会
负责人：
2009年6月26日
附：
1、被申请人6月21日送达的《行政处罚通知书》复印件
2、《为“秋雨之福教会”被取缔一案答自由亚洲电台问》一文
3、行政复议授权委托书一份
4、申请人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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