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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言论自由》发表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仍然没有言论自由，但中国社会和平转型的突破口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极权主义社会的阿基里斯之踵。解决言论自由问题是战胜极权主义的第一步，也是最后一步。——胡平：《我为什么写论言论自由》
一 、我真怕自己得上“犬儒病”
如果不是有媒体电话采访，我还真不知道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自以为也算嗜书的人，我一边接受采访，一边心有惭愧。采访结束，我决定关上电脑，放下正在写的稿子，专心读几个小时的书。
我巡视书架，本想找一本还未读过的小说，但找来找去，几乎是不由自主，我的目光停在胡平的新作《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上。我抽出它，也不知为什么，灰兰色封面上的三个黑体字“犬儒病”，居然令我怦然心动。《犬儒病》一文，我早在网上读过，但同样的文章，一变成纸上的铅字，那种阅读的快感，远非面对电脑所能比拟。书拿在手中，看封面上的几行题词，有种读哲理诗的享受：
“人心不会熄灭，但它可能蒙上灰烬而不再燃烧。灰烬本来是燃烧的产物，但它反过来又抑止了燃烧。拨开灰烬，你会看到重新燃烧的心。”
这篇长文，写于1998年，是胡平流亡生涯的力作之一。他将自己的新文集命名为“犬儒病”，说明他本人也很看重此文。胡平1987年出国，写作此文时已经去国十一年。然而，他的目光仍然能够跨越宽阔的大洋，穿透十一载光阴的阻隔，准确地洞见国人精神的病灶，足见其睿智。在这种有穿透力的智慧之眼的背后，是他的心灵从未离开过中国的梦牵魂绕，是他对中国问题的长期积累和倾心专注。
正如胡平论及自己当年的精神觉醒时所言：“我的自由主义信念并非直接来自抽象的自然法理论，因为中国本来就缺少自然法一类的文化传统，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垄断又使我们无法直接从西方那里获得这一精神资源。我们的自由观念是产生于我们自己的经验，产生于我们自己对自身经验的思考。我想，这恐怕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共同历程。”
我在1999年10月出狱以来，阅读和写作都离不开网路。2003年以前，网路管制还不象近两年这样严厉，所以，在国内的多个民间网站里，常能见到胡平文章的转贴，其中，《犬儒病》的转载率极高，可能是他近年所写被阅读最广的文章。“犬儒”一词在大陆民间知识界的流行，肯定与胡平的《犬儒病》一文相关。虽然，“犬儒主义”不是胡平的发明，但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中，用“犬儒主义”来解析六四后中国精神危机，而且解析得精确，胡平应该算的上是第一人。
胡平透视出的六四后中国精神景观，向人们展示了惊人的道德衰败，读之不免令人唏嘘。大屠杀的残暴和无辜者的鲜血，换来的非但不是对暴政的拒绝和挺直的脊梁，不是对六四亡灵的铭记和对难属们的持续关注，反而是对恐怖政治和利益收买的屈从，是没心没肺的遗忘和日益加深的精神危机，也就是犬儒病的流行——不敢坦言的懦弱、看破红尘的玩世、惟利是图的厚黑和言行背离的分裂，而且犬儒得那么理直气壮!
但还是要感谢胡平，因为对时代病的准确诊断是消除疾病的前提。
胡平对六四后中国精神状态的透视，象三十年前写作《论言论自由》一样，依然是力透纸背的锋利和环环相扣的严谨，甚至，重读如同初读，让我再次检视自己的灵魂中是否也有犬儒之毒。
我真怕自己得上“犬儒病”。
二 、胡平——我的启蒙者
象我这样常年受到官方“关注”的敏感人士，生活在中国就等于处在无孔不入的监控中，走出有形的小监狱，再进无形的大监狱，通讯被监听，人身被监视，行踪被跟踪，警察动不动就来“关照”，众多的“敏感”日子里都要被站岗，严厉时被软禁在家中，连妻子出门买菜也被跟踪。所以，六四后无孔不入的警察政治，常常会令我怀念相对宽容的早春时代，现在读胡平新文集，徒生一种怀旧的感念。特别是读到文集中那篇《言论自由是第一人权》，不禁勾起了一直延伸到今天的鲜活记忆，让我再次置身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精神饥渴和探索激情的氛围中——那是传阅民主墙时期的诸种民刊的兴奋，是读《今天》的诗歌和小说的激动，是读《第五个现代化》和《论言论自由》的震撼。
胡平生于1947年，我生于1955年，他大我八岁。论年龄，应算我的兄长；论思想，他当为我的启蒙者，正如“民主墙一代”都是我的启蒙者一样。记得在长春吉林大学读书时，学校曾搞过一次大学生思想状况的问卷调查，在“你最敬佩的人物”一栏里，我们班有一个同学添的是“魏京生”。
我与胡平初期见面，是八九年初我在纽约。不久八九运动爆发。回国之前，我经常与胡平等人一起，骚动地注视着国内的一举一动，特别渴望能够为国内做点什么，于是有了那份《改革建言——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
在我还未见过胡平时，我就开始知道他、阅读他。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思想上，他都是中国民间自由运动的极少数先知先觉者之一，而我仅仅是无数后知后觉者之一。故而，那时的他，就是我心中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代表。
行动上，1978年，胡平就投入民主墙运动并创办民刊《沃土》；1980年，胡平、王军涛等人参加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相貌平平而思想和辩才俱佳的胡平成功当选；而那时的我，还只是一个拼命读书并做了大量笔记的大学生，要论行动，也不过是《赤子心》诗社的成员，自己编过定期的诗歌刊物而已。
思想上，胡平更是名副其实的启蒙者。改革开放之初，我读到的激动人心的文章之一，就是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此文写于1975年，发表于1979年民刊《沃土》；1980年，北京大学竞选期间,曾油印作为竞选档并抄成大字报张贴,在校园内广泛流传；1981年，香港《七十年代》分四期连载；在胡耀邦、赵紫阳营造的宽松言论氛围中，胡平的自由思想开始由地下走上地面，在1986年连载于官方改革派刊物《青年论坛》上，首都各界人士还专门举行过《论言论自由》的座谈会。与会者无不对该文给予极高的评价，参加者陈子明将此文视为“中国新型知识份子的人格逐渐形成、新的知识份子的典范逐渐形成的一个标志。”可见八十年代的言论气氛之宽松。
翻阅大学时代自己的读书笔记，其中就摘录了《论言论自由》的某些段落，比如：“有了言论权利不等于有了一切，但是，丧失言论权利则必然导致失去一切。”“压抑言论就是压抑精神，压抑精神的直接后果就是消极。”“语言是人类精神自我肯定的最基本的形式。人倘若终其生都不曾公开地发表自己的见解，那就是一辈子不曾做过人。一个民族，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一直不能发出自己真正的呼声，这是何等奇耻大辱!……言论自由好比空气，唯有失去它时一般人才会感到它的存在价值。言论不自由所造成的损害也正象窒息，看不见刺眼的伤口。”“当代专制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不是像古代那样，公开作为人民的敌对力量而存在，相反，它倒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它的统治的奥秘，与其说基于暴力，不如说基于欺骗。因为它的暴力工具，归根结底，也是依靠对组成这种暴力工具的人民进行欺骗的结果。”
三十年前，胡平对言论自由的激情呼唤和精彩论证，曾经是那么强烈地激动过、启迪过大学时代的我。
三 、向民主墙一代致意
胡平属于“民主墙一代”，记忆改革开放之初的胡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记忆“民主墙一代”。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传承史，“民主墙一代”必占有一席之地。不知道其他人如何评价民主墙诸位代表人物，反正在我个人的评价中，创办《探索》的魏京生，创办《四五论坛》的徐文立，创办《中国人权同盟》的任畹町，创办《北京之春》的王军涛和陈子明，创办《沃土》的胡平，创办《今天》的北岛和芒克等，他们都是中国自由事业的先觉者。
就个人偏好来说，我喜欢文学和哲学，所以，《今天》中的文学性作品和《沃土》上的思想性文字，特别是《论言论自由》，更契合我的心灵，也给我更多的思想启迪。在“民主墙一代”留下的思想文献中，无论是思想的激情和深度，还是论证的严谨和有力，《论言论自由》都堪称杰出，即便在三十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毫不逊色。正是通过这篇激情澎湃和环环相扣的长文，我才得以更清晰地了解了言论自由的伟大意义，开始四处寻找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找到的关于言论自由的文献来读；也使我萌生了在中国争取言论自由的意愿，并将对言论自由的信念付诸于公开言行。
我想，不仅是我，许多当年象我一样心向自由的青年人，大都会对《论言论自由》有深刻的记忆。当时，家在北京的年轻人当然比外省人幸运，只要有意愿，他们就可以去西单看民主墙。我的妻子刘霞就曾是无数位“民主墙”的热心读者之一。那时，刚刚年满十八岁的她，每天从三里合步行到西单，在人头攒动的民主墙前驻足。为了抄几段民主墙的文字，她总要想方设法地挤到前排。无奈她身体瘦弱，钻到前排的成功概率很低。
在此意义上，在改革初期的思想启蒙中，不是自上而下的官方思想解放运动，而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墙运动”，才是对文革后一代大学生的真正思想启蒙。虽然，“民主墙一代”对文革后一代青年的巨大影响，距今已经过去将近三十年了，但只要自由中国还未由理想变成现实，这影响就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进行时。
正如余世存先生在授予胡平“2004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的授奖辞中所言：“在政治学领域，汉语的论述是少见的缺席，即使论述，也多流于空疏、势利或权宜，胡平先生的论述是难得的例外。1979年他投入民主墙运动，发表《论言论自由》长文，这篇文章已成为汉语世界的经典。在二十多年来已近山积的中国政治学文献中，这篇文章仍堪称第一。因为它不仅表达了迄今中国大陆不曾享有的人权，而且它的论述风格也有别于书生论政的汉语传统。”“胡平先生也不同于后现代的学术大师，因为他直面极权、专制和一切非义反人性的存在，只不过他的武器是逻辑和理性的力量。他的理性风度不是冷漠，而是对血腥、眼泪、罪恶、死亡的民族历史和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经验的包容。他的理性武器有着手术刀般的锋利。透过胡平先生二十多年一以贯之的创作生涯，我们可以想见，这种文明理性其实是激情的另外一种形式。”
在我看来，在患有极度精神饥渴症的改革之初的中国，对于启蒙文革后一代青年的事业来说，“民主墙一代”的作用超过体制内开明知识份子的作用。在“民主墙一代”的代表人物中，如果说，北岛的名字象征着不同于“伤痕文学”的审美启蒙，那么，胡平的名字就象征着超越“思想解放”的精神启蒙，而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任畹町的《中国人权宣言》和徐文立的《庚申变法建议书》，则标志着一代人的政治觉醒。
在曙光初现而黑暗依然笼罩的新旧交替时代，最先举起火把的先觉者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个人代价，“民主墙一代”也不例外。无论是留下还是流亡，他们都付出过代价——留下来面临随时被捕入狱的人身风险，流亡国外面临失去土地的失重和融入异域文化的艰辛。他们或轻或重、或早或晚，都曾付出过先驱者必将承受的个人代价。重则身陷囹圄数年，如魏京生、任畹町、徐文立、陈子明、王军涛、刘青等人；轻则长期流亡，胡平要算“民主墙一代”中流亡时间最长的人。
现在想起“民主墙一代”，他们对于中国自由事业的价值，不仅是先驱者的启蒙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群体的“民主墙一代”，面对独裁中共的野蛮迫害时，他们不再是痛哭流涕的检讨者，而成长为不畏暴政的勇士。“民主墙一代”的道义勇气，不同于反右时期的林昭和文革初期的遇罗克，他们不再是个别人在光荣孤立中的罕见勇敢，而是一群人面对监狱时相互激励的大义凛然。三十年前，他们在中共的法庭上和监狱里的卓越表现，最早昭示出一代人反抗暴政的勇气与坚忍，标志着独立的民间评价标准的曙光初现，激励着一代代不屈从于暴政的民间志士。可以说，今日中国的“道义在民间而权力在官府”的社会格局的形成，第一次民间推动就来自“民主墙一代”。
具体而言，“民主墙一代”之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先驱意义，起码达到了三个层面上的突破。正是这些突破，既凸现出迄今为止的邓小平跛足改革的根本局限，也标示出中国社会转型的未来方向。
1，突破了官方的改革模式，标志着民间的改革诉求与官方的改革诉求的第一次鲜明分野：前者的选择是走向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的全面改革，后者的选择是经济改革和政治独裁并存的跛足改革。正是针对“民主墙一代”在政治上的自由民主诉求，邓小平才于1979年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对“民主墙一代”进行镇压。由此，邓小平的暴君面目已经初露狰狞。
2，突破了体制内开明精英（包括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根本局限，凸现了的独立性民间与依附性精英之间的歧途。当“民主墙一代”公开反对邓小平的独裁式改革，呼唤政治民主、基本人权和言论自由之时，体制内精英却在齐声欢呼邓小平式改革，突出“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思想，提倡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辩论新闻的党性和人民性。所以。更重要的是，面对邓小平施加于“民主墙一代”的严酷镇压，当时重返舞台中心的体制内开明精英们大都漠然相向。
3，更重要的突破在于：突破了毛泽东式的思维方式和革命话语，为一套独立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民间价值观和民间话语奠定了最初基础。在文学上，《今天》文学代表着对延安整风以来的毛式文学语言的第一次大突破；在思想论述上，如果说魏京生等人的政论在语言方式上还有传统毛式政论的鲜明痕迹，那么，胡平的《论言论自由》已经见不到毛式政论的任何痕迹。现在回想起来，民主墙一代的观念突进还不太会令人吃惊，但在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已经彻底“毛化”的语境中，在绝大多数开明人士都在用毛式语言表述改革之时，胡平居然能够用一种全新的语言方式来写政论，甚至可以称得上一个小小的“奇迹”。
尽管，对“民主墙一代”的今日作为，人们褒贬不一，但当我再次翻看“民主墙一代”的代表性作品，发自内心深处的谦卑和敬意便油然而生。试想，改革之初的中国，如果只有《人民文学》上的《班主任》等作品的流行，而没有的《今天》上的诗歌《回答》和《天空》（芒克）、小说《雪雨交加的夜晚》（万之）等作品的地下流传；如果只有官方画展上《父亲》的轰动，而没有民间的“星星画展”的叛逆；如果只有《光明日报》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没有《探索》上的《第五个现代化》和《沃土》上的《论言论自由》；……也就是说，如果只有官方媒体上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而没有“民主墙时期”民刊上的思想启蒙运动，改革时代的中国精神将会苍白得让人不堪回首。
“民主墙一代”在开拓中国自由事业中的先驱者地位，已经进入历史；他们对自由中国的三十年如一日的执著，仍然活在今天。
回想1979年十一前夕的北京，为抗议“星星画展”被取缔，北岛、芒克、黄锐等几十位民间艺术家举行游行，特别是拄着拐杖走在队伍最前列的画家马德升，显得格外醒目。他们走在秋风萧瑟的北京街头，走在一大群军警之间；他们手中高举的横幅正是“要言论自由”和“要艺术自由”!
虽然，在《论言论自由》发表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仍然没有言论自由，但我仍然坚信，中国社会和平转型的突破口是“言论自由”。党禁可以缓破，但破除言禁却刻不容缓。正如胡平所言：“言论自由是极权主义社会的阿基里斯之踵。”“解决言论自由问题是战胜极权主义的第一步，也是最后一步。”言禁一开，自由中国必定降临！
2006年5月6日于北京家中
《人与人权》2006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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