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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过程从本质上看是一个财富转移过程。改革开放之初，政府降低积累率，通过农副产品提价和涨工资、发奖金等方式对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干部多年来的辛勤劳动做出一些补偿，赢得了全的社会的好评，制造了拥护改革开放的舆论。
但是接下去事情就一步步对工人、农民不利。"大锅饭"、"铁饭碗"是工人的根本利益所在。西方国家工人运动的潮流就是争取大锅饭和铁饭碗。工会的首要目标是将工资的定价权从雇主手中夺过来，并改变定价方式，改计件制为计时制，即大锅饭；其次是争取免于解雇的权力，至少是要求雇主在解雇之前六个月通知工人，并且要得到工会的同意，即增进饭碗的可靠性，在日本甚至直接是终身雇佣制。与"大锅饭"和"铁饭碗"相应的，是工人自律程度和合作意识的提高。在中国国营企业中，事实上工人的主人翁意识一度十分高涨，出现了象铁人王进喜这样的一大批劳动英雄，国营企业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质量事实上都远胜于日本企业。所以，认为"铁饭碗"必然效率低下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问题也在于，从资本家唯利是图的眼光看来，"铁饭碗"束缚了资方的权力，使资方无法随心所欲地解雇工人，降低工资，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八十年代初期，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在西方发动了私有化和"破三铁"运动，中国的改革竟与之遥相呼应。从"破三铁"开始，工人就失去了主人翁地位，而厂长却开始行使资本家的权力，这样，国营企业走上了私有化道路。全民所有制肢解为部门所有制，地区所有制，企业所有制，直至执政官员任期所有制。在厂长负责制名义下，应该代表全民经营企业的厂长、经理获得了空前的、不受监督的权力，他一步步将过去前三十年建设的财富和工人们正在创造的财富据为己有。承包制公开承认厂长们化公为私的权力，价格双轨制又给厂长们化公为私的途径。在权力和金钱的腐蚀下，越来越多的厂长经理背叛了党的宗旨和原则，结党营私，任人唯亲，将企业变成独立王国和向政府讨价还价的工具，成为发财致富的先头部队。
与工人一样，农民最容易受竞争伤害。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农民干得越多，赔得越多，其关键就是自相残杀的竞争（其间农产品价格一度上升，是因为政府保护价收购所致）。因此，人民公社使农民从相互竞争走向相互合作，是农民根本利益所在。但是，邓小平的政策一方面给农民以甜头，另一方面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分田到户，埋下了农民相互残酷竞争的祸根。从1984年农民卖粮难起，农民就重新尝到了"多收了三五斗"（一篇描写旧中国农民增产不增收的小说）的市场经济滋味。此后，虽然有少数农民靠经济作物和养殖业发财致富，但绝大多数农民遭到市场力量的一次又一次洗劫，收入日益下降。与此同时，农村干部利用批地、计划生育、道路建设等名目不断搜刮农民，农村干部们富裕起来了，农村干群关系却变得形同水火。
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是利用改革开放机遇的主要受益群体。这个群体中头脑活络，有知识，有经验，有权力背景的那一部分率先下海经商，利用体制转换期间的无数漏洞，成为新生的资本家。一部分人在干部队伍"专业化、年轻化、知识化"的浪潮中成为"第三梯队"，被邓式政权所吸纳。当然还有少数人乾脆出国洋插队，直接享受发达国家的物质生活去了。至于大多数劳动知识分子，则只能是"光著屁股坐花轿"了。
中上层干部是改革开放的动力，其中大多数也是改革开放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层次越高，权力越大，受益越多。以往，干部受到各种运动的约束，夹著尾巴做人。现在，发财致富名利双收，那些私欲重的干部率先做起"以权换钱"、"以钱换更大权"的如意买卖，成为现实权力扩大再生产者。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的第一轮致富潮，是发生在广东沿海的走私进口潮和广西、云南边陲的贩毒潮。这一波潮流开始范围较小、层次较低、金额还不算太大，因而不引人瞩目，但这两股潮流后来愈演愈烈，特别是走私潮，成为沿海地区的致富主要秘密武器。深圳、珠海、北海、汕头、厦门、海南、威海、青岛、大连等沿海城市无一不靠走私致富。邓南巡后，走私活动更上一层楼。在一些地区和城市，走私决定甚至由人大常委会做出，海陆空军的舰只、飞机、军车都成了走私的运输工具。在厦门远华案中可以看到，海关、公安、武警都被走私分子利用。龙永图谈沦加入世贸组织的理由之一便是，由于走私，我国实际关税不到5％，远远低于名义关税，因此还不如把名义关税降下来。两者之间的落差就使得沿海走私城市崛起，而东北、西北、中原各地的重化工业城市萧条衰落。累计20多年的走私金额，当不下5万亿人比币（现价，下同）。如以走私纯利润（扣除走私环节实际成本，但不扣除行贿资金）总金额的20％计，从中可以形成100万个百万富翁。
第二轮致富潮发生在城市承包制和双轨制期间。大量的集体企业和中小型国有企业在承包者大肆鲸吞下陷入困境，财务混乱，工资拖欠，设备过度使用，产品以次充好，从而实现承包者个人利益最大化。在物资流通上，计划内外价格巨大落差造就出了一大批暴发户和暴发企业。当承包者拥有紧俏物资定价和销售权时，例如首钢，这两种制度的弊端便结合在一
起，成为权力拥有者的天堂。这一轮致富潮遍及神州大地，但致致富的手段比较简单，持续时间比较短，而且致富者思想还未彻底解放，故总案值当在5万亿人民币以下，实际落入承包者和官倒者手中约为1万亿人民币，可造就不到100万个百万富翁。
第三轮致富潮是在邓南巡讲话以后的土地和股票的投机热中。部分高干子女是土地投机热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凭借权力和关系用低廉的价格买到大片土地，然后转手倒卖，一次暴富，其速度和规模都超过前两轮狂潮。潮势所至，各地的银行甚至财政资金纷纷卷入土地投机，获得的利润进入相应机构和个人的腰包，损失成为银行的呆坏帐、财政的赤字。这是中国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第一个主要来源，也是省、市、县政府村债务的第一个主要来源。股票投机伴随著土地投机达到高峰，在政府收紧银根后，几乎同时破灭。其效应也和土地投机相似，获得原始股的权势人物功成身退，盘满钵溢，跟风炒作者被洗劫一空。这轮致富潮为时虽短，但涉及面广，层次高，金额大，总案值在10万亿人民币以上。可造就200万个百万富翁。
第四轮致富潮是卖完了土地卖企业，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所谓大股小卖，大企业股份化，小企业出售拍卖。经过前三轮的准备，财富都已经聚集到少数人手中，他们有能力收购国有企业。即使如此，这些人也不会按照市场价格收购。这时候一批会计事务所、国有资产评估所大显身手，将国有企业的价格严重低估拍卖给当地的实权人物，并从中捞取丰厚的中介费。这实际上是一场明火执仗地抢劫。政府和银行帮助这一抢劫过程顺利地进行，政府允许被私人收购的企业逃废债务，用军警弹压企业职工的抗议，银行提供贷款帮助收购。尘埃落定时，地方和部门的实权人物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大资本家了。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也同样是一场抢劫，裁减员工，买断工龄，是主要的抢劫方式。此外，3000万中小股民被抢劫的
对象，所用的办法是让会计师事物所高估企业资产，发行掺水股票，不断地圈股民的钱。朱熔基总理给国家会计学院的题词"不做假账"，是对这一轮抢劫行情的绝妙注解。估计这轮行情的总值也在5亿人民币左右，可造就100万个百万富翁。
每一轮致富行情都是腐败的好机会。在这些行情外，在工程招标和建设，重大设备和大宗物资采购，大笔贷款，重要职务任命等，都是产生百万富翁的丰厚土壤，这些也是银行不良资产增长的丰厚土壤。此外，当然还有一些没有权力背景或权钱交易的、在市场中拼杀出来的百万翁。这样，总计百万富翁数接近1000万（《半月谈》（内部版）2001年第7期："中国的百万富翁近千万之众。"），其中更有数百名资产过亿的大富翁。这些人就是改革开最大受益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和中坚力量，他们是今日中国政权的真正执掌者。这部分人不到中国人口的0.8％。
经过这四波大潮洗劫后，中国政府手中掌握的资源已经不多了，土地虽然未卖光，但剩下的多为不太值钱的市郊地；国有企业也卖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有那些没人要也不好意思卖的军工企业。戴相龙承认的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为25.37％，为22，898亿元，这还不算已经剥离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坏账15688亿（已收回1360亿元）。据业内人士透露实际不良资产比例远高于50％，中国的银行体系随时可能遭到挤兑风潮的袭击。从1999年起财政赤字以每年45％的速度递增，分别为：1997年582.15亿，1998年922.23亿，19991743.59亿，2002年3098亿。到2002年底，国债余额将达到25600亿元，相当于2001年gdp的26.7%。这还仅仅是正式的国债。各地政府向中央政府学习，也搞欠债繁荣，每一任省、市、县长甚至乡长、村长都争相搞建设、上项目，银行贷款不够就集资，集资不够就挪用教师工资、棉花和粮食收购款，一任接一任地积累起庞大的地方债务（含未登记外债），累计达60000亿人民币。此外，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失业、越来越早的退休，以及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险基金的缺口达4万到8万亿。所有这些债务、不良资产、基金缺口最终都是要由国家来承担，以最低数字计，高达162826亿人民币。
那么国家还有多少资产呢？据2001年统计年鉴数据：中国共有国有及非国有企业162885万户。企业拥有的资产总额为126211亿元人民币，负债93271亿人民币。负债率高达73.9％，净资产32940万亿人民币。经过大规模私有化后，国有企业资产比例已降至全国企业总资产的30％左右，而负债率高于其他类企业。若按相同的资产负债率计算，国有净资产只剩下9882亿人民币。
这就是我们的家底。这是一个吃完祖宗饭，又断子孙路的家底。共和国亿万人民五十多年来创造的财富就这样流进了少数先富起来者的腰包，却留下了一个152944亿人民币的债务黑洞。填补这个黑洞的，只能是恶通货膨胀，届时，老百姓手头的存款将被洗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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