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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改革连同经济发展的步伐一同放缓，“渐进”改革几有“不进”的危险，许多学者同仁禁不住发出“改革为何改不动”的疑问和忧思。改不动，不是因为改革的阻力太大，这些阻力是一直就有的，并非今天才出现。即使有些阻力比以往张大，但改革的进程却不是靠阻力来决定，而是靠其动力来决定的。只要推动力足够强大，那些貌似不可征服的阻力也会迎刃而解。君不见南巡短短的一篇讲话，立使梗结数十年的反改革坚冰土崩瓦解。因此，目前改革的问题也不是出在一直就有、现已被改革进程大大削弱了的来自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阻抗，而是改革本身的动力不足所致。
如果说改革的动力可以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拉动、也可以是一种自下而上地推动的话，那么后者无疑起着更为决定性的作用。二十余年经济、政治改革的方式、成就和意义决非几个红头文件所涵盖得了的。从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村级选举、劳动力自由流动，哪一样不是农民自己先发明、而后领导才认可的？有了甘冒杀头坐牢的危险也一定要“包产到户”的农民，改革何愁不进？
而目前改革的问题也恰恰出在底层民众对改革缺乏热情这一点上，即通常所说的政治冷漠，它使得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失去了前行的冲动。
一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进行了有关“北京市居民社会政治文化”的抽样调查。调查发现，在被访者当中表示关心政治（其中称“非常关心”及“关心”）的人只有百分之六十五点一。较十年前大幅下降了二十一点四个百分点。从年龄上看，青年人比老北京人更少关心政治及谈论政治；从职业上看，农民、私营及个体劳动者、企业职工对政治的关心程度最低。分析特别指出，北京高校学生一向以政治热情和政治敏感而著称，但这次的调查却显示，现在的北京高校学生被归入了政治冷漠的一群。北京可以说是全国最关心政治的城市了，其他城市、农村可以想见。
其实根本用不着什么数据来证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直接感受到政治冷漠化的普遍心理氛围。整个社会对商业和金钱的极度追逐、正义和理性声音的窒息、对贪官酷吏的容忍和钦羡，乃至生活中对社会不公的逆来顺受，似乎都回到了龙应台追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年代。而青年一代对当代史的惊人无知和漠不关心已成为标榜清高的时尚，令人扼腕。对现实视而不见或故意遗忘历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道风景。
至于曾经领整个社会风气之先的大学，如调查中所显现的，也正在失去它当初最可宝贵的精神。有一位学者曾说道：“当代的大学生是百年来最消沉失落和玩世不恭的一代学人。大学不再是传播知识、思想的园地，也不再推动时代和社会进步。”在此环境中，几乎很少有学生对国家大事和社会形势感兴趣。尽管各大学依旧推行“马列主义“和“思想品德“的政治必修课，却恰是令所有学生最不满和最委屈的课程，只不过为了张文凭而被迫学习和应试。真诚地探讨政治问题和政治理念，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政治热情，这些可能永远属于八十年代的品质；以及为不同的理念争论得面红耳赤、几挥老拳的景象恐怕再难得见了。
二
当然，对政治的冷漠态度不能否认其蕴涵着某种历史性的进步。即人们对极端化、过度的意识形态渲染的反感和疏离。如文革中那种人为的政治狂热和强迫性的过度政治参与现在已被人们所拒斥（虽然在某些领域、某个特定时期不排除其变本加厉的可能），脱离实际的灌输式思政活动被人们看穿和杯葛。这并不是坏事。
但另一方面，政治冷漠的背后则是对现实政治责任感的弱化，人们拒绝为国家的命运负责，甚至拒绝为自己负责。
有些学者恐怕会认为这种现象也是好事，至少保持了社会稳定。但这是一种怎样的稳定啊。如果一定要说政治冷漠合理，那也不是这种冷漠法。
此种政治冷漠和民主成熟国家的政治冷漠不同。后者所表达的是人民对现存政治体制、政治精英的认可。如美国在经济连续八年大幅增长、政治稳定的情况下，选举投票率却连年下降，甚至总统大选的投票率一度不足50%。并不能证明民众撤消了对政府的支持，而正象民众自己所表达的，对政策决定表示基本满意和放心、无须过多的关注和投入。此为“沉默的大多数”式的支持。从代议制的角度来看,政治冷漠亦有缓解政策调整所引起的震荡，防止过度参与、维护宪政体制的重要功能。一句话，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不需要更多的政治激情。
但中国如今的政治冷漠现象是发生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关键时期，一切、包括已取得的改革成果都还远在未定之天，亟需底层民众的推动力甚至压力才能达至目标。处在这种情况下的冷漠包含着对政治体制的离心离德。当一个社会所有重大问题的症结都指向政治领域，只有政治改革才能为其开辟出路时，人们对政治和政治改革的冷漠决非吉兆：
对整个社会改革来说，丧失了改革的冲动并不意味着现存改革成果的保持，而是恰恰相反。因从传统到现代化，这是一种有进无退的改革，直至达成其全部目标。只要看看现在印尼、菲律宾、及当年的伊朗，皆因改革长期停滞不前而引发的大规模社会动荡就会明白，深化改革实际上就是改革本身得以生存的唯一手段。
对政府统治来说，政治冷漠不但会带来政治道德滑坡，还暗示着人们一种潜在的离心倾向、不信任感的加剧。对政府的权威、政策执行，甚至政府的合法性本身，都提出了挑战。
对当下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来说，丧失了自下而上的改革冲动，同时也就丧失了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勇气。包括腐败、政府低效、专制酷吏、司法不公在内的问题，如果不是全社会的政治参与、政治监督，几乎永无解决的希望。
对保持冷漠的社会群体自身而言，政治冷漠预示着一种毁灭性的危险。正如社会学家们所指出的，所有社会利益群体都是休戚相关的。拿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它们的职业就是说话，就是“不冷漠”。如果当农民受苦时他们不说；工人下岗时他们不说；弱势群体求告无门时他们不说，当轮到他们自己时，又会有谁替他们说话？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如果人民在历史中缺席呢？
三
可如果一定要说今天的人们是处于完全的政治冷漠之中，似乎又不尽然。要不怎么理解这几年来高涨的反美激情和民族主义示威呢？
民族主义者的感情无疑是真诚的，我能够体会得到。两年前的“5。8“反美大游行中，我当时就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但见群情汹涌、激愤昂扬，有的女生甚至泪流满面。这是何等可敬和动人的场面啊。但我总在想，如果他们不是面对毫无还手之力的美国大使馆，而是在面对掌控权力的腐败官员、手眼通天的造假奸商，乃至整个体制中的弊端时也能如此大声地说“不”，那怕音量只是前者的十分之一，又该多好。但恰恰是在这些“该出手“之处，鲜见有人“出手”。鲁迅有言：“强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我们所谓的政治冷漠，并非真的冷漠了，而是一种有选择的冷漠。选择的依据，则是以“不冷漠”是否会带来风险为考量。作为一个总是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这样想当然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体制、环境、观念乃至历史本身又该为造就经济人这样无可奈何的选择负上什么责任？为什么在总是在最需要怒吼的地方却万马齐喑、在另外的场合却过度参与甚至失控？似乎热不热情、冷不冷漠是可以被人为操纵的？
这一切暗示着：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政治冷漠化现象，无疑是有着更深层、更复杂的国内原因。对此可从国家和社会两个角度进行关注：
从社会层面来看，缺乏足够的利益驱动，恐怕是人们对政治和政治改革不“感冒”的内在原因。
和参加经济活动一样，人们参加政治活动也是为了本人或其所代表阶层利益的最大化。但可慨叹的是：一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阶层能从政治的变化中获得直接明显的好处。另一方面，对可能失去利益的恐惧又使其逡巡不前。
就劳动型利益群体而言，工人农民对于经济改革和自身经济状况的关心要远远超过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解决经济发展放缓对他们收入水平、消费能力、福利保障等方面的冲击。政治层面的变化对其影响显然是间接而不确定的。如果说对于政治体制有所期望的话，也更多的是希望现有的政府是一个能保护他们利益、稳定他们生活的有权威的政府，而对于政治改革则难以认清蕴藏于其中的政治利益，因而更像是局外人。
私营经济是在政府的宽松政策和扶植下发展起来的，但是他们也当认识到，在一个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衔接尚不紧密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如80年代），他们的发展空间反而更大一些，如果政治和经济运行方式都走上正轨，那么他们奇迹般发展的机会无疑会大大减少。更不要说那些依靠官商勾结而获高额灰色收入的人群，堵死了政治体制中的漏洞，无疑是等于宣判了他们致富生涯的结束。
干部群体作为每个个人来讲，政治体制改革给他们带来的现实冲击要远远大于将来可能会有的好处，在如政府机构改革等举措中，干部群体甚至要做好牺牲某些利益的准备。由此可见，虽然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人人皆知，但这并不能构成改革的现实动力。现实的动力必须来自现实的利益。正是由于缺乏这种利益上的共识，深刻而持久的政治热情无从发生。
但各社会群体意识不到其自身的政治利益，并不意味着这种利益就不存在。政治意识的觉醒是一个社会动员的过程。当现代化带来经济发展、城市化、文化和教育水平提高，以及传播媒介的普及时，都会增强人们的利益意识觉醒和期待，假如这些期待得不到满足，就会激发个人和集团投入政治。中国社会也决非从一开始就堕入冷漠走不能自拔，整个80年代的政治激情就是明证。这种激情的人为中断表明，社会对政治的冷漠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四
对于政治冷漠现象，我们首先必须要承认：人们有选择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自由。这是一个多元发展时代的正常表象，也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题中应有之意。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对政治是热情还是冷漠，只能是人们自己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自由作出的选择。任何人无权替他们选择。强迫公民去参与它并不热衷甚至反感的政治活动，和禁止公民参与和他切身利益攸关的政治活动，不但是对公民权利的蔑视，同时也是对公民参政热情的伤害。
从国家层面来看，政治冷漠有着一系列体制性原因：
首先，国内政治迟迟不能提出一个总体的发展目标，使政治改革、政治情绪失去了方向感。当人们都不知道改革将意欲何往时，如何能对一个无法确定的东西产生热情和忠诚？
经济改革明确了打破计划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促进经济繁荣的目标，所有措施均围绕它进行努力和探索，所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块使。”因此人们心气高，收效也大。美国大使馆也是一个具体的目标，无论是扔石头还是喊口号都有了着落。但政治改革则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这个过大、过模糊的提法外，一直没有提出明确的目标，或不断改变本已提出的目标。使人们无所适从、如履薄冰。在探索创新可能付出不菲代价的威胁下，认同现存的政治体制就成了最安全的选择。消极、保守的心态实际上是源于一种对前途认识不清的迷惑。
改革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按《雍正王朝》的说法，“有时民意能影响天心，但有时天心也能影响民意。”如果改革目标清晰、改革者态度明确，则改革进程就会避免出现失重的状态，人们的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才能有一个立足点。
其次，权力垄断造成的政府和民众、上层和基层之间的鸿沟，是直接现实的体制原因。
去年，多家报刊都曾报道过山西临汾的贿选事件。原山西省吉县某乡党委书记姜建仲，给一些人大代表每人送500元现金，让代表联名推举他为副县长候选人。共有39名人大代表收受了1．95万元现金，使其竞选成功。
但记者采访所采出的问题却是：代表收受“贿赂”的深层原因竟然不是对金钱的热衷，而是对选举的冷漠，即“投票给谁无所谓，如果有人‘意思意思’，就顺水推舟投他一票”，是他们真实而普遍的心态。按代表们自己的说法：“我投谁的票对选举根本没什么影响，最后谁当选，还不是由上面定。”说明事实上剥夺了代表投票功能、降低了其投票意义的体制已经多么大地伤害了代表们的感情。以政治权力来左右选举和以金钱贿赂来左右选举，很难说谁更高尚一些，但却同样该为由此所产生的政治冷漠负责。
另外，许多人解释政治冷漠现象时认为是出于历史、文化、甚至教育方面的原因，如中国历来的精英主政传统，所谓政治乃“肉食者谋之”，使人们认为国家政治与己无关。其实说到底还是专制统治、权力垄断的产物。
此外，对公民政治权利的漠视和参政渠道的堵塞也极大地挫伤了人民参政的热情。
半个世纪以前，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如何跳出朝代败亡的“周期律”的问题时，就已认识到，“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赋予公民以民主权利，是解决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要害，这是党的领袖们早已意识到了的。
而现在的某些学者、政府部门却总是在其有所需要时才叫嚷着要群众履行公民的义务、承担公民的责任等等。此种做法不但与当年红色领袖的本意相差甚远，甚至已背离了当代的《宪法》原则，即，“公民的权利义务是平等的，享有相应的权利，同时承担相应的义务。”如果不享有权利而去承担义务，那么这种道德要求本身就是邪恶的。它相当于让人承担奴隶的重压同时又要有公民的热情和积极性。这又如何可能？正是先有了某些部门对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的漠视，而后才有公民对政治生活的漠视。
近年来对农民“集体上访”的粗暴禁止甚至打击报复的相关报道屡见不鲜。新闻媒体受到地方势力的围堵，甚至报道事实真相的报纸和记者也屡遭查禁和毒打的命运。人大代表因维护人民利益而被迫害的现象严重。正常而迫切的参政诉求缺乏有力的制度支持，参政成了一件要冒着生命危险的事，何谈热情？
至于长期以来一直抱有较高政治热情的知识分子，包括高校学子，在参政的努力连续多年挫败的情况下，亦转而追求其他目标或缩回自身，“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也就是说，在许多人那里，政治冷漠是因沉重的无力、无奈感，认为社会弊端积重难返、政治参与亦无出路，才产生希望渺茫的消沉心理所致。
因此，不是对民众一味的抱怨和指责，而是切切实实地调整政府对公民参政的态度和做法、落实包括参与国家管理在内的公民权利，才是当务之急。通过参与政治活动，人们自然会逐渐明白社会问题的症结和自身政治利益所在，从而生发应有的政治热情。
五
对政治冷漠的客观解释就到这里。但是，如果我们把道德的标尺稍稍提升的话，就应该这样说，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恶劣，无论保持沉默多么事出有因，一个人毕竟不应该逃避他自己时代的责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出的英雄，如鲁迅所言“拼命硬干的人、埋头苦干的人。”此为民族的脊梁。但一场伟大的变革决非仅有少数人的勇气和牺牲就可成就的。即使他们有幸成功了，而我们身处发生伟大变化的时代却无所奉献、无所助益，甚至在他们拼尽热血去争取我辈的自由时仍漠然视之、甚或冷嘲热讽，当我们享受这自由时又如何可以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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