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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冷残翻印国际版 俏汪晖扮演孤独者
〔文化先锋网特约评论〕在2003年的“公民维权”运动红红火火的收尾之际，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居然有一份西洋大报公开刊登出这样一篇书评，文中将该书的作者—汪晖先生描绘成一个对现行体制孤独的批判者。我们无法苛责这篇书评的作者，因为他是一个美国人，而且只是一个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西洋人研究中国当代问题总是可疑的），但是我们无法不怀疑这本由国人所写的新书《CHINA SNEWORDER》的作者—汪晖先生究竟在海外传达了一些什么样的国内思想界的讯息，毕竟这不仅事关学术，还事关中国这么多反抗者的尊严。
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幸亏书评的作者还保留了汪先生的一些原文，让我们可以管窥汪晖教授新书观点的蛛丝马迹。
首先汪晖将自己作为少数挑战“无需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可以成功”（引文均见世纪沙龙http://forum.cc.org.cn上安替的译文，同时参考了纽约时报的原文）的知识分子，而且试图传达出他是国内少数的“先知先觉”，少数批判现有改革以及将公正放置在重要地位的批判知识分子，“孤独的批判者”形象呼之欲出。这段话是这样写的，“这样的批评已经在中国迟到了很久，提醒世人知识分子并没有完全沉寂；而现在在公开场合鲜有对中国改革特性的辩论，惶论谈及中国如何在政治上彻底更新了。”我不敢臆断是否是汪先生自己在有意传达这种“孤独”的形象，但是我们认为，作为一位了解中国思想界状况的知识分子，一味将自己突出在海外的媒体上，进而将自己扮成中国思想界“孤独的批判者”，这不仅回避基本事实，而且显得行为不够光明。要知道，当下中国的思想界内，批判改革过程中种种之问题并不是汪先生传达出来的“少数”，而是“多数”。否则就无法理解2003年的“公民维权”运动。而令人奇怪的是，汪先生却对2003年这么多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发表意见的事件表示沉默，却远渡重洋面呈洋人，自己是中国少有的批判知识分子，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更令人不解的是，汪晖先生一面高呼要民主，一方面却认为政府奉行的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所信奉的“市场化”模式，从而拒绝那些错误认为“不公正市场运作是走向民主的自然过程”的观点。不知道汪晖先生是不是去国日久而被“悄悄蒙上了眼睛”，如果说改革初期，尚有部分经济学家幻想以市场化促成政府权力的流失，进而实现民主化的话，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2000年以后，这种论调从来就不是思想界，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相反，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很多学者们在“维权运动”中表现的更为活跃，他们深信，只有以公民的积极努力和反抗，方能真正获得政治生存的空间，市场与权力的合谋反过来成为“自由主义”批判的目标，汪晖先生自己却从来只敢批判“市场极权主义（感觉怪怪的）”而对政府权力的滥用不置一词，居然还大言不惭的说“任何消减政治自由的观点（如降低其首位重要性或者使其虚假化），都应该被拒绝。”，如此言行不一，且不顾事实而对海外大发厥词，不知道是与中国隔膜还是想占据海外言说的话语霸权？
更让读者看着脸红的是，汪晖在他那几篇国人尚无法一睹芳泽的文章中居然哀悼说“中国已经被中国版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以及新保守主义者引领，他说这些人对如何组成”好生活“只有非常偏颇的概念，实际上是在以”从一个暴政走向另一个暴政“的方式来执行革命的最后愿望和遗嘱。”不管汪晖先生的思想资源来自哪里，不管是马克思还是布罗代尔，他至少要对思想界的同行表示起码的尊重，他至少预设了自己才是指引中国走向康庄大道的先知，而不顾国内这么多独立批判的知识分子知识上和现实行动上的努力。这种做法显然有悖于汪晖先生自己一向自诩的“举世独浊而我独清”的形象包装。
我并不想细数思想界中其他知识分子目前所做的种种努力，但我认为随便抓一把恐怕都比汪晖先生这位为海外代言人目前鼓捣的思想要强，如秦晖先生长期以来就一直批判政府权力在转型期介入市场寻租，就在汪先生主编的“读书”
杂志上发表过讨论“如何分家”的问题，汪晖先生不可能不知。而刘军宁因何之故掉饭碗，汪先生长居社科院，更不应装聋作哑。其他如孙立平、于建嵘等等，姑且不论思想派别，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总比汪晖先生凌空蹈虚都要塌实的多。
汪先生要做学者没人反对，但是作为学者，起码要有知识上的诚实和基本的行为底线，如此将同行视为刍狗的态度和行为，无疑是需要汪先生警惕的。
作者：「欧阳霞」青年学者。
「附原文」
中国对权利和改革批评的孤独声音（译文）
翻译：安替来源：世纪沙龙原载：纽约时报
2004年1月2日《纽约时报》书评版——《中国新秩序》中国对权利和改革进行批评的孤独声音作者：ORVILLESCHELL（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析新闻研究生院主任）
《中国的新秩序》，汪晖三篇关于那个国家最新进展的文章，是对中国普罗米修斯式无先例改革和独特的列宁式资本主义有趣而全面的批评。
汪先生，《读书》主编、北京清华大学研究员，是中国少数挑战“无需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可以成功”假设的知识分子。但是受到了警告。在正先生显示其批评声音大胆以及突破的同时，他的于学术和理论的研究方法让这本书很难读懂。
和其他当代中国改革（1978年末开始于邓小平并由江泽民和胡锦涛延续）的批评者不同，汪先生并没有把自己限制在经济领域。他仔细剖析宏大图景，呼吁改革者在他们的成败评估中加上文化、价值观、民主治理等因素。这样的批评已经在中国迟到了很久，提醒世人知识分子并没有完全沉寂；而现在在公开场合鲜有对中国改革特性的辩论，惶论谈及中国如何在政治上彻底更新了。
但是因为党仍然不让批评者在主要媒体放大他们的思考，像汪先生这样的文章只能提交给相对不引人注目的小杂志。（几年前上海的一个先锋派小说家回答我为什么党允许出版他的政治性反偶像小说时，他说，“只要没人读，他们就不在乎”）。
作为1989年亲民主运动的参与者，汪先生担心那些传承自他称为新启蒙精神（发展自上个世纪20年代五四运动的那些人文价值）的知识分子无力反对中国近来市场化中涌现的粗暴商业力量。他现在把自己看作“新左派”的一员，这个新兴的知识分子群体甚至当他们经常陷入后现代和解构理论和争辩的时候，仍然深刻批评他们的“人民共和国”盲目地把自己交付给来自全球化市场不民主力量的拯救者。
“甚至当这些自由市场计划带来生态危机和贫富分化的时候，”汪先生写道，“他们仍然在民族国家内部以及世界范围内，建立各种各样的殖民关系，导致社会民主控制成为不可能。”
他把党的改革者不加批判地坚持“市场极权化”的“新自由主义”范例——自由市场被假定为做任何事情都比政府做得好——看作为现代化进程中有缺陷的一种模式。他说，建立“民主先决条件”不应该在关注经济增长速率的同时被回避。并且他拒绝那些错误认为“不公正市场运作是走向民主的自然过程”的观点。他呼吁在中国的改革议程中，对诸如社会正义、平等和民主等等他称之为“人文精神”的公约数，多加考虑。他的目标是“一个更加公正、更加民主、更加人道的改革道路”。
虽然汪先生也不否认开放市场可以哺育自由化，但他挑战其可以自动走向开放社会“常识”。他指出创造中国繁荣新经济的“不是一系列自发事件，而是国家干预和暴力的结果”，并且他认为中国新的秘密资本主义是斯大林主义的最高形式。他说中国直接从从社会主义的扭曲形式跳跃到其对等的变异——资本主义的一种不平衡形势，“想象以经济、市场和资本的运作来替换政治和社会环节。”
汪先生哀悼中国已经被中国版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以及新保守主义者引领，他说这些人对如何组成“好生活”只有非常偏颇的概念，实际上是在以“从一个暴政走向另一个暴政”的方式来执行革命的最后愿望和遗嘱。
他警告说，目前对市场的痴迷、消费主义和经济增长成为重中之重的情形，正如文革中“政治为纲”时一样。正因为他率直承认中国极端主义（从一个极权摇摆到另一个极权）的破坏性倾向，汪先生已经成为第一批完全公开批评中国“经济奇迹”、判断其为社会主义矫枉过正的本土声音。他说他作为进步的批评者的作用是，看到了超越经济的“中国和世界范围内更广泛民主和自由”的需要。
“就我关心的范围而言，”他说，“任何消减政治自由的观点（如降低其首位重要性或者使其虚假化），都应该被拒绝。”
这样的言论是颠覆性的，还不清楚中国的新领导人是否比前任对这样言论多些宽容，特别是当这些言论开始脱离学术疆界、通过媒体触及民众的时候。
只要中国的“经济奇迹”保持动力和几乎神话般的地位，只要对中国犯错误的共产党的怨恨依然被控制，汪先生的文章依然会有趣但不被重视。但一旦经济周期反转，如以前经常发生的那样，汪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声音可以获得新的力量，因为他们有助于解释到底错在哪里。毛自己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农民革命的时候，就说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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